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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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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注定要陷于穆斯林的魔爪之下。事实上，失败虽令人沮丧，但并不意味着局面就一定不可挽回，只要可获得的奖励足够的多。但就此时的西欧而言，奖励并不大，而且相距甚远：财富和赏赐都还在别的地方。
经历了两个世纪之前哥特、匈奴及其他族群的入侵后，欧洲在伊斯兰的征服行动下彻底陷入了黑暗。罗马帝国的领土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及其内陆地区，并且毫无战力，处在崩溃的边缘；地中海基督教区的贸易活动在罗马与波斯开战之前就已全面垮塌；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像雅典、科林斯，如今实力锐减，人口下滑，贸易中心几近废弃；自7世纪以来，海上的沉船记录（商业交流量的重要标志）几乎完全消失；跨地域的长途贸易活动就此终止。
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那些属于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经济中心不仅要接受统治，而且要面临重新整合。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成为这个从喜马拉雅山脉贯穿至大西洋的新兴庞大经济政治体的中心。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因敌对派之间偶尔争斗所引发的动荡——如公元750年，当朝政权被阿拔斯王朝（？Abbāsid dynasty）所取代——之外，伊斯兰世界，即新的帝国，满载着自己的思想、货物和金钱稳步发展壮大。而这也正造就了“阿拔斯政变”背后的原因：中亚的各座城市为政权变更铺平了道路——这些地方是学者们交流探讨的圣殿，也是反叛者筹集资金的温床，这里是伊斯兰崛起的关键之地。
穆斯林征服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一个点缀着几百座城市的世界，一个拥有几百座城市中消费者（换言之，纳税者）的世界。随着一座座城市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越来越多的资源和金钱都汇集到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下。贸易线路、绿洲、城市和自然资源都一并被帝国收入囊中，包括连接波斯湾和中国的商业港口，以及已经建成的横跨撒哈拉地区的商业要道——它曾使非斯城（Fez，位于今摩洛哥）“一夜暴富”，当时人称赞它是产生“巨额利润”的贸易中心。征服扩张给穆斯林帝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据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估计，仅征服信德省（Sindh，位于今巴基斯坦）就有6000万迪拉赫姆（dirham）的收益，更不用说日后通过苛捐杂税可敛聚的财富。按今天的币值换算，这相当于数十亿美元。
随着大军东进，收到的贡品也越来越来丰厚、越来越顺利，如同之前在巴勒斯坦、埃及和其他地方一样。中亚城市被逐一征服，城镇之间的微弱联系使这些地方不堪一击：没有协调的联防系统，每个城镇只能等待着自己厄运的到来。尽管知道自己迟早会投降，撒马尔罕的居民还是被迫支付大笔钱财以换取穆斯林大军的撤退，不过，至少该城的总督可以逃脱德瓦什提奇（Dewashtich）的命运。后者是片治肯特（Panjikent，位于今塔吉克斯坦）的首领，自封粟特王，但他不幸上当被捕，在国人面前被钉上了十字架。巴克特里亚（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总督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波斯瓦解的同时，草原部落地区也开始出现混乱，这给阿拉伯人向中亚推进提供了天赐良机。公元627年至628年的寒冬导致饥荒，大批牲畜死亡，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的权力变更。在东进的过程中，穆斯林的主要对手便是这些同样因波斯衰亡而受益的草原部落。8世纪30年代，突厥人遭遇到一场大败。随后，突厥首领苏禄（Sulu）因一次双陆棋游戏中的暴脾气而惨遭仇杀，使局势变得更加恶劣。
随着草原部落的衰弱，穆斯林横扫东部的进程虽然缓慢，但大局已定，它先后拿下了若干城市、绿洲和许多交通要塞，至8世纪初已抵达中国西部边境。公元751年，阿拉伯征服者终于和中国人面对面了，并在中亚怛罗斯河（Talas）的一场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把穆斯林带到了一个天然边界，意味着至少在短时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让他们继续扩张。另一方面，败仗给中国带来了震荡和余波，触发了粟特将领安禄山反抗唐朝统治的著名叛乱。在此后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动荡中，阿拉伯人的开拓行动告一段落。
接着崛起的是回鹘人。这是一个游牧部落，曾经支持过唐朝，让唐朝在撤回到安全的中国本土后有机会休养生息。为了维护自己的疆土，回鹘人建立了许多永久居住地，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可汗（khagan）王庭的所在地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或称虎思斡耳朵（Quz Ordu，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这是一座城邑与军营混杂在一起的奇妙都市，可汗就住在一个安有王座的金顶帐篷里。该城共有十二扇城门，有城墙和塔楼防卫。据后世学者判断，这只是8世纪以降大量涌现的众多回鹘城市之一。
回鹘人迅速成为伊斯兰在东方前沿的强大对手。他们先逐渐取代了粟特人，成为长途贸易——特别是丝绸生意——的主力军。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宫殿见证着回鹘人在这一时期的富裕程度。比如胡赫俄东（Khukh Ordung）城就是一个典型，这同样是一座暂时性营帐和永久性建筑并存的城市，其中还有一座供可汗接待贵宾和举行重大宗教仪式的大型楼台。面对穆斯林的冲击，回鹘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他们决定信仰摩尼教——在西方伊斯兰世界和东方中国世界之间，这也许是一个最佳选择。
穆斯林的征服行动促进了它治下的大面积贸易交通网络的发展，他们将阿富汗及费尔干纳谷地的绿洲城镇与北非及大西洋地区都联系在了一起。聚集在中亚的财富多到令人震惊。在片治肯特城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巴拉雷克特佩（Balalyk…Tepe）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当时的人们极端崇尚艺术，同时也暗示了他们的富裕程度。宫廷生活的场景，以及波斯史诗文学中所描述的情景，都被生动地展现在私人住宅的墙壁上。其中一幅在撒马尔罕某宫殿中发现的壁画，表现出伊斯兰世界的辉煌：地方首领在接受外国（中国、波斯、印度，甚至可能还有朝鲜）使者的供奉和朝拜。穆斯林势力下的这些城镇、行省和宫殿，遍布所有商业通道沿线。
随着巨额财富汇集到中央政府，大量的投资项目开始在叙利亚等地上马。公元8世纪，在杰拉什、西多波利（Scythopolis）、帕尔米拉等城市，大规模的商业建筑拔地而起。最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座崭新城市的崛起，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人口最多的都邑，并且在几个世纪内长盛不衰。据一位10世纪学者过于夸张的估算，从当时城里公共浴室的数量、所需的服务人员以及私人浴室的拥有率来看，该城人口接近1亿（100 million）。它被称为麦地那？阿萨拉姆（Madīnat al…Salām），意思是和平之城。而它今天的名字，是巴格达。
巴格达是伊斯兰世界权力、富足和威望的象征，是穆罕默德继承者们创造的新宗教、经济、政治轴心，将穆斯林大地同周围的四面八方联系在了一起。它极力展示着令人惊叹的辉煌和奢华，比如公元781年哈里发之子哈伦？拉希德（Hārūn al…Rashīd）的婚礼盛典：新郎除了给新娘献上一串串世所罕见的珠宝饰品、一件红宝石镶嵌的束腰外衣以及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宴会”之外，还给来自各方的宾客准备了丰厚赠礼；盛满银子的金碗、盛满金子的银碗以及装着香水的玻璃瓶子，在来宾中传递、观赏；出席盛典的女宾都得到一个手袋，里边有金币银币，还有一个“大大的银制香水盘，一件色彩鲜艳、镶满珠饰的长裙”。至少在伊斯兰时代，“如此盛况，可谓空前绝后”。
所有的这些奢华，靠的都是这个多产、统一、庞大帝国的巨额税收。哈伦？拉希德在公元809年去世之时，他的财产包括4000条穆斯林头巾、1000件珍稀瓷器、多种昂贵香水、大量金银珠宝、15万套长矛盾牌以及几千双靴子——很多都用紫貂皮、水貂皮和其他皮革制成。“我用小部分臣子统治的小部分地域赢得了大笔的财富，远远超过你整个帝国的所得。”据说9世纪中叶的一位哈里发在给君士坦丁堡皇帝的信中这样写道。过多的财富自然会带来一段时期的繁荣兴旺以及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
个人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促进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波斯湾沿岸的巴士拉港被人誉为能在该地找到任何商品，包括丝绸麻布、珍珠翡翠、指甲花油和玫瑰香水。据12世纪的一位学者说，摩苏尔——一座拥有豪华楼舍和公共浴室的城市——是淘觅箭头、马镫和鞍座的绝佳去处。他还说，如果你非要吃最好的开心果、最好的芝麻油、最好的石榴和大枣，那么你就应该去你沙不儿（Nīshāpūr）。
人们都渴望找到上好的作料、精美的工艺品和最新鲜的农产品。与饮食要求同时增长的，还有人们的文化鉴赏能力。据说，在公元751年怛罗斯战役中抓获的中国俘虏将造纸术介绍到了伊斯兰世界。此说法虽颇具浪漫色彩，但从8世纪后期起，纸张的出现使知识的记录、分享和传播更为广泛、便利、高效，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事件影响深远，文字的使用开始涵盖科学、数学、地理和旅行等所有领域。
人们用文字记录下最好的温柏树出自耶路撒冷，最好吃的油酥糕点出自埃及，叙利亚的无花果肉多甘甜，设拉子（Shiraz，位于今伊朗南部）的乌马里（umari）李子深受追捧。随着人们有能力满足各种口味，一些挑剔的评价也开始出现。有人说，大马士革的水果最好不要吃，因为味道很一般，而且当地居民的脾气过于暴躁。不过幸好大马士革城市本身还不像耶路撒冷那么糟。耶路撒冷，一个“装满蝎子的金盆”，公共浴室肮脏无比，物价过高，生活成本甚至让过路旅客望而却步。
贸易商和旅行者将他们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比如市场上卖什么东西、伊斯兰世界之外的人长什么样等。一位辑录海外见闻的作者这样写道，中国人无论长幼，“春夏秋冬都穿丝绸”，有些料子的质地相当精良，令人难以想象；然而这种奢华并非涵盖所有方面：“中国人不讲卫生，他们便后不洗屁股，只是用中国纸擦擦而已。”但至少中国人喜欢戏曲，不像印度人，将娱乐表演视作“羞耻”。印度的所有统治者都滴酒不沾，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出于一种质疑：如果一个人喝了酒，“怎能清醒地治理一个王国呢”？尽管印度是“一个遍布草药和哲人的国度”，但中华大地“更为健康，那里疾病更少、空气更好”，一位作者这样总结道。在中国很少看见“盲人、独眼人和残疾人”，而“在印度，这样的人遍地都是”。
奢侈品潮水般地从国外涌来。中国陶瓷器的大批量进口，直接影响了当地同行业的设计及工艺风格：独具特色的白釉唐碗成为当时的绝对潮流。先进的烧窑工艺能确保陶制品的供应量跟得上需求。窑炉的容量也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当时最大的窑炉能同时烧制12000件到15000件制品。
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已经开始横跨一位知名学者提出的“世界上最大的海运商贸系统”（the world’s largest maritime trading system）。9世纪在印度尼西亚海岸沉没的一艘海轮上竟运载着7万多件瓷器，另有多种装饰盒及银器、金锭、铅锭。这只是当时阿拔斯王朝大批进口瓷器、丝绸、热带硬木和奇异动物的冰山一角。此外，大量遗弃货物漂流到波斯湾各港口，政府必须雇用专人清理和运送从商船上掉落或丢弃在港口的各种商品。
倒卖热门商品能获得巨大利润。尸罗夫港（Sīrāf）是进口东方商品的主要通道，那里的商人向当地富裕的居民承诺，他们一定以令人心动的价格提供所有商品。“我从未在伊斯兰世界见过如此雄伟、如此美丽的建筑。”10世纪的一位作者这样称赞尸罗夫港。一系列资料表明，在波斯湾以及纵横中亚的商道上存在规模巨大的交易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推动着当地陶瓷业的发展，消费者或许是那些买不起产自中国的上等瓷器的人群。于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陶瓷工匠开始模仿进口的白瓷，用碱、锌甚至石英去仿制透明的、高质量的、看上去很像中国瓷器的器皿。在巴士拉和撒马拉（Samarra），人们发明出用钴制作“青花瓷”的工艺，几世纪后，这种瓷器不仅流行于远东，而且还成了近代早期中国瓷器的标志性风格。
在公元8世纪和9世纪，世界贸易的中心所在已毋庸置疑。当时一位访问阿拉伯帝国的中国旅行家对此地的繁华和富裕颇感震惊：“郛郭之内，里曛校恋厮尬锊挥小Ｋ姆椒＃蚧醴峒唤跣逯楸矗谑兴粒煌章砺柯猓溆诮窒铩！�
人们的嗜好和娱乐趣味也在发生改变。作于公元10世纪的《皇冠之书》规定了统治者与司法官员之间正确的交往礼节，并建议贵族参加狩猎、击剑、下棋等类似的活动。这些做法都是直接借鉴萨珊人的观念，其影响之大可以从当时的室内装饰风格上得见，特别是以狩猎为主题的装饰品，在贵族私人宫殿中非常流行。
另外，富贵阶层的投资还掀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令人难忘的学术研究热潮。许多并非穆斯林的杰出学者被召集到巴格达皇宫中，或被吸引到遍布中亚地区的顶级学术中心，如布哈拉、梅尔夫、贡德沙普尔和加兹尼等城市，甚至扩展到伊斯兰在西班牙和埃及的领地。学者们在那里从事数学、哲学、物理、地理等一系列专业领域的研究。
大量的文献被汇集到一起，并从希腊文、波斯文和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文献内容涵盖从马匹医药手册这样的兽医科学到古希腊哲学的各个领域。学者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各方的知识，将其作为未来深入研究的基础。教育和求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像巴尔马克（Barmakid）这种在9世纪的巴格达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家族——原先巴克特里亚佛教世家的后裔——不遗余力地将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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