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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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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将散布在中亚各地的萨满教祭司和泛灵论者都收揽到了伊斯兰教帐下。
发挥影响的还不只是苏非派。其他来访者在传播宗教方面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份有关伏尔加保加尔人改教的记录表明，一位过路的穆斯林商人治好了部落首领及其妻子久治不愈的怪症。他们承诺，如果痊愈，他们就信仰他的宗教。商人给他们开药，“然后病好了，他们和所有部落的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是个典型的皈依案例，即先由首领和他亲近的人接受一种新的宗教，再大规模推广到部落。
为宗教信仰开辟新的领土确实能让地方统治者赢得荣誉，不仅会得到哈里发的赏识，而且在当地也能获得一定的声望。比如说，布哈拉的萨曼王朝（Sāmānid）就曾热衷于推崇伊斯兰教。他们采取的方式之一是借鉴佛教寺院的做法，推广伊斯兰教学校，正规教授《古兰经》，同时专注于穆罕默德圣训的研究；为参与者慷慨支付学费，还能确保学员满堂。
不过，干草原绝不是北方荒漠，不是满布蛮人和奇风异俗的边缘地带，也不是穆斯林向非文明人群传播宗教的空旷之地。伊本？法德兰所描述的完全是一副野蛮人的景象，但其实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很有规律、很讲秩序。不断迁移并非无目的地漫游，而是为了满足畜牧的需要：对于豢养着大批牛羊的他们来说，找到水草丰盛的牧场不仅能让部落走向成功，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部落的生死存亡。在外界看来混乱不堪的生活方式，在这些草原民族看来都缺一不可。
所有的这些，在10世纪君士坦丁堡编著的文献中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该文献记录了黑海北部某部落的生存情况。那里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总共分为8个部落，下边又分成40个居住单位，每个居住单位还有明确划分的行动区域。可见，四处游牧并不意味着部落社会就一定显得混乱无章。
尽管当时有不少钟情于草原部落的作家、旅行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他们所见到的生活习俗深感兴趣，但他们的兴趣同样来自游牧民族在经济上的贡献，特别是他们在农产品方面的贡献。游牧民族为定居民族提供着珍贵的服务和产品。在伊本？法德兰的记述中，古兹部落拥有上万匹骏马和十倍以上的羊群。尽管我们不必去追求数字的准确，但游牧民族的运作规模显然不可小觑。
马匹是构成草原经济的关键。众多资料清晰地表明，一些大型部落均有大量的骑兵可以在原野上驰骋。据公元8世纪阿拉伯进攻时摧毁的大型牧场以及黑海北部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骨骼判断，当时的马匹养殖已具有商业规模。农耕同样成为草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作物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种植生长，那里已有“许多中耕作物和林木果园”。这一时期克里米亚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小米和黑麦的种植已达到相当的规模。榛果、猎鹰和长剑是此时期销往南部市场的主要货物。此外还有白蜡和蜂蜜，据说前者可以用来防寒。琥珀也被运送到这里的市场，它们不仅来自大草原，也来自西欧，其数量之大令某位历史学家以“琥珀之路”来描述这条给那些东方的热切买家带去凝固树脂的商业通道。
除以上各种商品外，还有动物的毛皮贸易。毛皮价格高昂，它不仅可以保暖，而且彰显着穿着者的身份。公元8世纪的一位哈里发甚至做过试验，将各种不同的毛皮进行冷冻，看看哪种毛皮的御寒性能最好。他将若干个容器灌满了水，放在户外的冰冻天气下过夜。“到了清晨，他让人把容器拿进来。所有的容器都已结冰，只有一个包裹着黑狐皮的容器例外。于是他知道了哪种皮毛是最干燥、最保暖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
穆斯林商人能区分不同的动物毛皮，由此确定其各自的价格。10世纪的一位作家提到过从草原进口的紫貂、灰松鼠、白鼬、水貂、狐狸、貂鼠、海狸和斑兔等各种动物的毛皮，以及有眼光的商家如何通过加价赚取不菲的利润。事实上，在某些草原部落，毛皮甚至被当作货币使用，有着固定的交换价格：18张旧松鼠皮值一枚银币，而用单张皮可以换到“一条大面包，足够一个成年男子食用”。这对一位外国旅者来说简直难以置信：“在任何其他国度，一千套毛皮也未必能买到一根豆角。”然而这种货币体制的存在自有其内在逻辑：对一个交易频繁却缺乏能够大规模铸造钱币的中央财政机构的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兑换手段非常重要，而毛皮、兽皮和皮革都很适用于货币尚未畅行的社会。
据一位历史学家说，每年从草原出口的兽皮至少有50万张。不断扩张的伊斯兰帝国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向北通往干草原及森林地带的“毛皮之路”，是7世纪和8世纪大规模征服行动之后几百年间财富增长的直接产物。
因此毫无疑问，接近贸易中心比什么都重要，这样便能够轻松地将动物、毛皮和其他货物运抵交易市场。最富裕的游牧部落必然是那些占据地域优势并能积极可靠地和定居民族长久交易的族群。同样，靠近草原部落的城镇也尽享贸易财富。梅尔夫受益最多，一位当时的作家称，它已发展成了“世界之母”。梅尔夫坐落在草原南端，既能与游牧部落频繁往来，又成为欧亚大陆东西方贸易的节点。用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一座“快乐、精致、高雅、智慧、开放和舒适的城市”。坐落在西部的赖伊（Rayy）以“商业之门”著称，是“地球新郎”和“天造之城”。还有巴尔克，即便在伊斯兰世界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可以吹嘘自己宽广的大道、辉煌的大厦和纯净的流水，外加廉价的消费品——这要多亏繁盛的贸易交流和城内的商业竞争。
像石头扔进水里会荡起波纹一样，最接近这些市场的人感受到的震荡也最大、能获得的受益也最大。草原上率先致富的人，最先感到来自其他部落群体的压力。原本对于最佳牧场和水源的竞争，因为最接近城市和贸易市场的地方的出现而变得更加激烈。这必然导致两种可能的结局：要么冲突升级，走向暴力和分裂；要么完成部落之间的整合。可选择的只有是战争或者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均衡局面逐渐形成，并为整个草原西部带来了稳定和繁荣。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突厥部落对黑海和里海北部地区的统治。他们被称作可萨人（Khazar），占领着黑海北部的大草原。在穆罕默德死后的几十年内，他们靠着大规模的征服行动逐渐增强了军事实力并不断崛起。他们对穆斯林敌人的有效抵抗赢得了其他众多部落的支持，这些人都愿意团结在他们麾下。这同样引起了君士坦丁堡罗马皇帝的注意，他知道与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对手，一定会让双方获利。可萨这个同盟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在8世纪初，可萨汗国和拜占庭帝国（对这一时期罗马剩余领土的通称）达成了政治联姻。
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看来，皇族与外国人通婚非常罕见，尤其对方还是草原游牧族，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场联姻清楚地表明了可萨在当时拜占庭外交和军事考量中是何等重要，以及当时帝国面临的来自东部小亚细亚穆斯林的压力是多么巨大。另一方面，可萨人的首领可汗收获了大量的贡品和荣耀，这在可萨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强化了最高统帅的地位，并为部落内部的等级划分铺平了道路——因为财富和地位都赐给了那些被选中的部落精英。更重要的是，这促使了其他部落逐渐成为可萨人的附庸，并以朝贡的形式换取保护和赏赐。据伊本？法德兰说，可汗有25个妻子，每个妻子都来自不同的部落，每个人都是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9世纪一份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文献同样谈到臣服于可萨的各部落，只是作者不确定到底是25个还是28个。像波利阿纳（Poliane）、拉的米奇（Radmichi）和塞维利安纳（Severliane）都承认可萨的统治，他们的支持强化了后者的地位，使可萨汗国由此成为西部草原（即今日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上的霸主。
贸易的持续繁荣和长期的和平稳定给可萨社会带来了重大的转型。部落统治者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可汗从日常事务中脱离出来，渐渐向神圣君主的身份靠拢。人们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周边地区对农产品（主要由可萨和其附庸部落生产）的需求大幅上涨，水果的长途贸易也同样在增加，原来的小聚集地开始逐渐发展成城镇。
到公元10世纪初，位于伏尔加河下游河口的阿铁尔（Atil）被定为都城，即可汗的永久居住地。阿铁尔拥有众多人口，城市规模非常复杂，仅为解决各种民间纠纷就要设立不同的法庭，由法官来裁决穆斯林之间的争端、基督徒之间的争端，甚至是其他宗教教徒之间的争端。为此还形成了一套机制，专门解决法官无法裁决的案子。
拥有毡帐、集市和皇宫的阿铁尔只是游牧民族改变居住方式的例子之一。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可萨汗国的领土上建立起越来越多的定居城镇。萨曼达尔（Samandar）就是其中之一，城中木质房屋上的圆顶可能就是在模仿传统帐篷。至9世纪初，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来到可萨，他们被任命为主教甚至是大主教来管理当地教徒。在萨曼达尔和阿铁尔等地还拥有大批穆斯林信众，来自阿拉伯的文献清楚地表明，该地区曾修建了大批的清真寺。
可萨人本身也接受了新的宗教信仰，却并不是伊斯兰教。在9世纪中叶，他们决定成为犹太教徒。可萨的使团大约于公元860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邀请教士过来解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古以来我们只知道一个上帝（即腾格里），他掌管着一切……”他们说，“现在，犹太人让我们接受他们的宗教和习俗，而阿拉伯人又让我们追随他们的信仰，并承诺给我们和平和礼物。”
于是一支旨在劝说可萨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团被派往可萨。使团由康斯坦丁（Constantine）挂帅。此人以斯拉夫名字西里尔（Cyril）行世，因为他为斯拉夫人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斯拉夫—西里尔字母（Slavs…Cyrillic）。同他的兄弟美多德（Methodius）一样，康斯坦丁也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在去往东方的路途中停留了一整个冬天，专门学习希伯来语并熟悉《托拉》，以备届时和同样被邀前往可汗宫廷的犹太学者论战。抵达可萨汗国的首都后，特使们参加了一系列辩论，对手是应邀前来宣传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学者。康斯坦丁的博学多才——这从他平时的生活记录中也可以得见——使他大获全胜。尽管康斯坦丁拥有过人的才智，他那有关基督教经文的演说还被可汗赞为“甘甜如蜜”，但使团的努力仍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可萨首领最终认定，对他的臣民来说，犹太教才是最佳选择。
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出现在一个世纪之后。可萨转教的消息传到了几千英里以外的西方犹太教社会，那里的人很想知道可萨究竟是谁，为什么他们会信仰犹太教。传言说他们可能是遗失的古代以色列支派之一。身居安达卢西亚（al…Andalus）科尔多瓦（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哈斯代？本？沙普鲁特（？asdai b。 Shaprū？）最终和这一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可萨是真的信仰犹太教，或者仅仅是那些希望得到可萨支持的人在大吹其牛、无中生有。当他最后得到确切消息，可萨人真的皈依了犹太教，而且非常富有，“实力强大，屯兵无数”，他恨不得鞠躬作揖、感天谢地。“保佑我们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写给可汗的信中说，“愿他的家族、王宫和汗位千秋万载。愿他的时光和他儿子们的时光与以色列一起延绵永存！”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实上，犹太教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向可萨社会发起过相当强度的冲击。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早在宗教特使团抵达可汗王宫几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犹太教的记录出现，埋葬习俗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除此之外，近期发现的众多可萨钱币也可充分证明，犹太教早在9世纪30年代已正式成为了可萨人的国教。
从钱币传达的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包装改造来满足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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