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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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伊本？西纳（他的另一个名字“阿维森纳”知名度更高）、阿尔？比鲁尼以及阿尔？花剌子模，这些人都是天文学或医药学领域的巨擘。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名人。在现代到来之前，世界最高级别的知识中心，如“牛津”和“剑桥”、“哈佛”和“耶鲁”，并非在欧洲和西方，而是在巴格达、巴尔克、布哈拉和撒马尔罕。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城市、居民的进步和发展都有其原因可寻：人们在从事贸易沟通、思想沟通，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在哲学、科学、语言和宗教方面，人们从交流中得到启发，得到拓展。发展和进步至关重要，位于中国北方的赵国在2000多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君主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就说过：“贤者与变俱……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可见古代的统治者们早就知道与时俱进是多么的重要。
　　　　不过，人们的思维进程在近代早期发生过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是由15世纪末的两次海上重要探险所带来的。在15世纪90年代的六个年头中，经过长时间奠定下来的商业交流系统面临着严重冲击。首先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为通向一块欧亚人从未涉足的地域铺设了一条道路；几年之后，瓦斯科？达？伽马绕非洲南端的航行取得成功，他远航到了印度，开辟出一条新的海上贸易通道。新的发现改变了交流和贸易的格局，还造成了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重大转移：突然之间，西欧从一个闭塞之地变成了全球交通和贸易的支撑点；一夜之间，欧洲成为了东西方之间新的中心。
　　　　欧洲的崛起触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竞争——同时也是一场历史解释权的竞争。伴随着资源和海上通道主宰权的争夺，人们也在重新强调某些可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事件、思想和观念。重要政治人物和身着托加长袍（toga）的将军塑像被频频竖起，他们看上去都像是历史上的古罗马英雄；具有古典风格的辉煌建筑被不断兴建，象征着自己与古代世界的荣耀一脉相承。历史被扭曲、被利用，人们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西方的崛起不仅是自然天成、无法避免，而且是由来已久、顺势延绵。
　　　　好多故事都让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但有一个故事非同寻常。希腊神话中说众神之父宙斯在地球两端分别放出一只鹰，令它们朝对方飞行。一块神石——即翁法洛斯石器（omphalos，意为“大地的肚脐”）——被竖立在两鹰相会之地，让它们在此和天神交流。我后来才知道，这则关于神石的故事一直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灵感源泉。
　　　　记得当我最初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正在盯着地图查看，想弄清楚两只鹰究竟在哪里相会。我想象它们应该从大西洋西岸和中国的太平洋海岸出发，然后朝内陆飞行。它们相会的精准地点无法确定，主要取决于我的手指如何测量东方到西方的中间点。但不论怎么变，相会的地点一直都在黑海和喜马拉雅山中间的某个地方。我曾夜不能寐，琢磨着我卧室墙上的地图，琢磨着宙斯的那两只鹰，还有我读过的书中从未提及的那片地区的历史——居然连个地名都没有。
　　　　在并非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了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然而它的含义甚至地点都一直在变化，有时被用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边地区，有时也指波斯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诞生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地中海”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地球的中央”。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
　　　　我希望通过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鼓励其他有识之士去研究那些被几代人忽视了的族群和地域。我希望能够启发人们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问题，使历史真相能够被重新探索和认真观察。总之，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
　　　　2015年4月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
　　　　中文版序言
　　　　2015年8月此书出版的时候，我并未期待它能获得太大的成功。像所有的作者一样，我只希望读者能喜欢我写的书，从中了解他们所知甚少或是完全不了解的某些地区、历史、种族和文化。我同样希望他们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因为这本书的目标和范畴都比较宏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界受到束缚的世界，我们在过去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会阻碍我们接受新的思想，阻碍我们重新评价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我们的历史观点都是以前父母、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和朋友同事教我们的，若想摆脱这些束缚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就需要开放思想、增强自我判断能力。
　　　　我并没打算写一本可能引发争议或是哗众取宠的书，相反，此书正如它所呈现的那样，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不仅仅是关于欧洲或西方，也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和中东，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或印度，它包罗万象；它考察世界的变迁：货物和商品、宗教和信仰、语言和艺术、暴力和疾病；它会关注以前被人忽略的那些方面，试图解释各个国家从古至今的起落兴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意义。
　　　　如此描绘历史需要一张巨大的画布，但也需要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当画卷最终完成后，得做到从远处看引人入胜，从近处看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这也意味着本书的写作既要让比较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看得懂，又要让专家觉得足够专业。
　　　　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本书获得很多读者的肯定，其中还包括一些我本人非常尊敬的作者和媒体。威廉？达尔林普尔说，《丝绸之路》是一部“涵盖面很广的历史史诗，规模宏大，成就非凡”，是一部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的作品；《伦敦标准晚报》也同意这种看法，说此书“非常出色”；用《每日电讯报》的话说，它让人“惊心动魄，爱不释手”，该报还将本书列为2015年度最佳历史作品。
　　　　其他评论文章和出版物也给出了赞许。此书“令人惊诧，极易阅读”，简直“令人兴奋不已”，《名利场》杂志如是说；而《展望》杂志说本书“华丽壮观”；《经济学人》杂志非常有名，该杂志的编辑们眼光精准但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们评价本书充满了“精美睿智的描写”，并“演绎了一部聚焦东方的世界史”。
　　　　此书一直是英国的头榜畅销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2015年9月出版后，它便跃居为印度非小说类畅销榜榜首，而且长居不下，非常感谢各家评论把它描述为“雄伟壮丽，智慧无比”（《开放杂志》）和“魅力超凡的世界史”（《商业标准》）。这些杂志还继续援引、罗列了来自南非至新西兰、波斯湾至瑞典的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其中特别引用了瑞典官方媒体《瑞典保守报》的话说：“彼得？弗兰科潘真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
　　　　此书在国际上的成功显然归功于当下的时事热点。我们生活在变革不断的21世纪，一个充满了动荡和挑战的时代。中东局势混乱，不仅敌对势力要全力控制资源和疆土，而且要应对伊斯兰各派合法化的竞争。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的暴行，不仅给众多无辜的民众和儿童带来灾难，同时还殃及到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然后还有俄罗斯，一个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国家。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敌视和指责。但就在西方国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那些从欧洲边缘地带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的邻国，似乎都对俄罗斯的举动持肯定态度，即便其中某些国家在近几十年甚至近几百年来与莫斯科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的未来变化不定，是恢复秩序、重振经济，还是继续将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极力应对局势的变化，极力寻求如何更好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美国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招致巨大争议，人们甚至因此分为两派：一派坚信美国可选择不涉外事、独善其身；一派坚信美国有责任维护其他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当然还有亚洲，过去美国一直忽略了这一地区，但如今，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策略专家和外交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南海问题——冲突对抗的逐渐升级实在令人担忧。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样就有更多新的读者能够阅读、了解到有关世界整合发展的全新故事。我希望读者不仅能清醒地认识过去，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飞速增长。繁荣发展带来了健康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城市的快速扩张和高速发展给环境和服务带来严重压力。空气污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目前的日常生活，还会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更深远的伤害。发展同样给水资源带来了压力，在一个极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将整个国家编织在一起的时代，想要制订成熟周全的规划几乎不大现实。历史证明，快速增长的后果并不容易掌控。尽管人们知道压力和负担均属正常并在预料之中，但要真正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并非易事。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调整期，一个学习应对“新常态”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学会如何处理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远邦近邻之间紧张关系的时期，并且还要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最恰当的角色。中国正在放开眼光，以求更好地适应世界转型变化的节奏。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写作时便已将中国读者考虑在内。书中展示了今日中国的巨变如何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各国权力的兴衰起落、世界各地的黎明与黄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资产泡沫和突发经济衰退如何能够给几千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带来影响。它论证了历史上诸如西安、洛阳、北京、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法罕、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等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宽容政策如何带动艺术、科技及学术的发展。它阐释了资源竞争和影响力竞争如何会导致军事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事地区，而且会波及整个世界。它还指出，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
　　　　读者还将看到，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多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尽力收集各国的信息，并派遣出各种特使和代表，探索哪里是世界上最佳的市场，探索如何抵达沙漠、山脉另一端的国度和城镇。无论探索后写就的报告成书于哪个年代，它们都是试图给罗马和巴格达、洛阳和北京、吉特拉和高知、福斯塔特和非斯、基辅和莫斯科、伦敦和塞维尔的统治者们提供信息和智慧，都带回了其他民族生活和劳作的相关景象，汇报了贸易交流的情况，告知人们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可能收获的利益。
　　　　两千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
　　　　所以当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的创想之时，他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很久之前就已经熟悉的繁荣回忆。他的有关促进贸易发展、投资海陆通道并与各国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想法，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
　　　　当然，区别在于速度——我们的旅行速度、大宗贸易的成交速度，以及我们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速度。从很多方面来看，高速的开放都将呈现出新的可能和新的机遇。不过在开放的同时，日趋密切的相互联系也向人们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国家在规范公民行为或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之时所应扮演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目前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荣辱与共：一个地方的经济减速会对地球另一个地方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社会动乱和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极少能限制在国界之内，它们会四处蔓延，威胁到邻国的政府运作、经济与安全。未雨绸缪，等待转机，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缪，更愿意去了解其远邦近邻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做到这些，如中国领导人所说，需要的是尊重和谨慎。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创想，是为了造福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的，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习近平主席极力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友善和文明”的崛起，将会造福其他国家，而不会威胁任何国家。
　　　　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回响。比如在13世纪，南宋就曾派特使出行，希望他们带回远方异国的准确信息——尽管他们带回的消息并非完全准确，除非“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的女人国真的存在。不过，描绘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以及南海和爪哇海众群岛的地图却非常可信，特别是出自元代朱思本之手的《舆地图》，实为精准可靠。最为著名的航海探险活动当属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