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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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纺织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价格不断走高。当时的作家兼旅行家纳西尔？霍斯鲁（Nā？ir…i　Khusraw）写道：“我听说拜占庭统治者曾给埃及苏丹传信，他愿以他治下的一百座城池来换取一个提尼斯（Tinnīs）。”消息一传出，提尼斯的亚麻立即变得供不应求。自11世纪30年代起出现在埃及的阿玛菲（Amalfi）商人和威尼斯商人，连同30年以后出现的热那亚商人都说明，即便在那些比君士坦丁堡远很多的地方，人们也都已看到全新的贸易货源。
　　　　从罗斯人和北方新贸易网的角度来看，东方商品（丝绸、调料、胡椒、硬木等）运输通道的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大影响，他们无须在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和穆斯林的巴格达之间进行任何选择。就算有影响的话也是好的影响，有两条可能的买卖通道总比只有一条强。人们在挪威出土的奥塞贝格号（Oseberg）海盗船上拼接修复了一百多块丝绸断片，证明运抵斯堪的纳维亚的丝绸数量巨大；在维京人的墓穴中同样发现了来自拜占庭和波斯的丝绸，这些墓穴主人生前喜爱的高贵物品都被用来随葬。
　　　　即便到了11世纪中叶，仍有人认为他们能像先辈一样在东方的伊斯兰土地上发大财。比如，有位叫托拉的妇女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梅拉湖（M？lar）竖了一座刻有卢恩文字（rune）的石碑，目的是纪念她的儿子哈拉尔德及其战友。石头上写着：“像其他男人一样，他们远行去寻找黄金”，他们成功了，但后来死在了“撒兰（Serkland）南部”——也就是说，死在了撒拉逊人即穆斯林的辖地。还有一块石碑是古德列夫为纪念他儿子斯拉格夫设立的，他“最后在花剌子模丧生”。萨迦（saga）文学中关于哈拉尔德的兄弟英格瓦的故事，同样记载了斯堪的纳维亚人采取大胆行动到里海及更远地区探险的经历。事实上，近来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这一时期的波斯湾沿岸，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维京人建立的殖民地。
　　　　然而，人们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方的基督教，集中在拜占庭。随着西欧人眼界的开拓，那里的人们越来越渴望拜访耶稣基督曾经生活、死去并复活的土地。不难理解，能够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是一种多么高的荣耀。亲临圣城的热情还凸显了西方基督教遗物的匮乏，特别是和拜占庭帝国相比。早在4世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elena）就已经开始将一些圣物带回到君士坦丁堡。到了11世纪，城中收藏的珍品数量已令人震惊，包括钉过耶稣的圣钉、圣荆棘冠、支离破碎的圣袍、部分真十字架，还有圣母玛丽亚的头发和施洗约翰的头颅。相比之下，欧洲留存下的遗物几乎毫无记载。尽管国王、城市和教堂都在日益富裕，但这些物质成就似乎都和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
　　　　作为基督教的发源地和守护城，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尤其是帝国的首都——他们或是从事贸易，或是侍奉他人，或仅仅是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路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和不列颠群岛的人能够顺利进入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负责保卫拜占庭皇帝的精锐部队）。加入卫队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像哈拉尔德？西格奥尔森（Haraldr　Sigurearson）这样的人——后来的挪威国王，以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　Hardrada）著称——都曾在卫队中服役过一段时间，然后才返回家乡。君士坦丁堡的召唤在11世纪的整个欧洲都得到了巨大的回响。有文献记载，在11世纪，君士坦丁堡是不列颠、意大利、法兰西和日耳曼许多男人梦想中的家园——当然还包括基辅、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等地。威尼斯、比萨、阿玛尔菲、热那亚的商人都在该城建立了聚居地，为的是将货物运回家乡。
　　　　关键地点不是在巴黎或伦敦、德国或意大利，而是在东方。和东方连接的城市才是最重要的，如诺夫哥罗德和克里米亚的赫尔松（Kherson），也就是那些联系着亚洲脊梁通道——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在11世纪下半叶与外界建立联姻后，基辅成为了中世纪的中心城市。雅罗斯拉夫（Yaroslav，1054年前的基辅大公）的四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挪威国王、匈牙利国王、瑞典国王和法兰西国王；一个儿子娶了波兰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儿子和君士坦丁堡的皇室女子成亲。下一代的联姻更加引人注目，罗斯的两位公主分别嫁给了匈牙利国王、波兰和德国的皇帝亨利四世。此外，像吉莎（Gytha）——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二世莫诺马赫（Vladimir　II　Monomakh）的妻子——其实是英格兰国王哈罗德二世（Harold　II，1066年在黑斯廷斯战役中遇难）的女儿。基辅统治者是当时欧洲对外联系最活跃的一个王公家族。
　　　　众多的城镇和聚集地也如雨后春笋般在俄罗斯各地涌现，就像是一串长长珍珠项链。柳别奇（Lyubech）、斯摩棱斯克（Smolensk）、明斯克（Minsk）、波洛茨克（Polotsk）等城镇正随着基辅一道成长，在它们前面发展起来的还有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和诺夫哥罗德。这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和阿玛菲的崛起过程如出一辙，其关键都在于东方贸易。
　　　　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是一样。中世纪初期最突出的成就要数诺曼（Norman）雇佣军，他们先是在11世纪统治了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之后渐渐发展成地中海上的霸主。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抛弃了雇佣他们的拜占庭老板，将目光转向了穆斯林控制下的西西里岛——一个财源充足并极具战略意义的据点，它连接着北非和欧洲，控扼着地中海。
　　　　所有繁荣的关键都在于贸易渠道。因此，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最佳市场到底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阿铁尔，在巴格达还是在布哈拉，或是（至11世纪）在马迪亚（Mahdia）、亚历山大港、开罗，这些问题都已经不太重要。尽管对一些地点的控制权在政治和宗教上意义重大，但对绝大多数商人来说却无关痛痒。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到哪里做生意或者和谁做生意，而是如何通过倒卖那些奢侈品赚到更多的钱。在8世纪到10世纪期间，常见的商品是奴隶。但是随着欧洲东西部经济的发展，外加伊斯兰银币的大量涌入，城镇和人口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紧随其后的是城镇之间联系的强化以及货币需求量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活动开始以货币为基础，而不是（比如说）以毛皮为基础。随着这一转型的出现，地方社会开始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成熟。社会开始分层，都市中产阶级也涌现出来。金钱，而不是人力，成为了与东方贸易交往中的通用媒介。
　　　　另一方面，对西方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东方，其本身也在发生改变。到了11世纪，那些曾被穆斯林征服的中亚边疆逐渐趋于瓦解。与巴格达政权一样，中亚的各个伊斯兰王朝长久以来一直从大草原上雇佣士兵，如同君士坦丁堡皇帝们对待北欧和西欧外来人的做法。萨曼（Sāmānid）等王朝从突厥部落招募了大量雇佣兵，组成“古拉姆”（ghulām），即奴隶军。但随着这些雇佣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不仅成为了正式兵，还开始进入指挥层。于是不久之后，伊斯兰高层官员就开始为自己的实权担忧了。军队确实应该重用志向远大的人，但绝不能把王国的权柄让给这些人。
　　　　局势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1世纪初，一个以加兹尼城（Ghazna，位于今阿富汗东部）为中心的新帝国横空出世，其建立者是过去一位突厥奴隶将军的后代子孙，他们能将无数的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同时代的某作家将他们比作“蝗虫或蚂蚁，不可胜数，不可估量，如荒漠上的沙粒”。加兹尼人征服了从伊朗东部至印度北部的大片土地，并有力推动了艺术和文学的发展。帝国中涌现出许多著名作家，如费尔杜西（Firdaw私），中世纪早期波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史诗《王书》（Shāhnāma）的作者——尽管近期的研究认为，大诗人可能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亲自去阿富汗宫廷呈上自己的作品。
　　　　喀喇汗国（Qarakhānid）的突厥人则是巴格达政权衰落的受益者。他们逐步占据阿姆河（流经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边界）北部，由此获得了对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控制权，并与加兹尼人达成协议，将大河作为双方所辖地域的分界线…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喀喇汗人也积极扶持学术事业。幸存下来的最著名的文献也许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mūd　al…Kāshgharī）编撰的《突厥语方言词典》（Dīwān　lughāt　al…turk）。词典将喀喇汗王朝位于中亚的都城八剌沙衮作为世界中心，精致的地图充分地展示出这位博学者是如何观察他所在的世界。
　　　　当时还有更多的文字创作，详细记载了一个活跃富足社会中的优雅生活及担忧。其中比较杰出的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Yūsuf　Khā？？　？ājib）于11世纪末期在喀喇汗国写就的《福乐智慧》（Kutadgu　Bilig）。这篇长诗充满了劝诫性的哲理，内容既有君王该如何处理危机、悉心纳谏，也有富人该怎样主持一场盛大晚宴。当我们看到当代有些书籍就显而易见的交往礼节喋喋不休的时候，我们很难不敬佩这位一千年以前建议统治者认真筹备晚宴的作家：“杯子和餐布要干净，房间和厅堂要整洁，家具要合理放置。食品和饮料要有益健康、清洁可口，这样您的客人才能吃得舒心满意。”他还建议道，不能让客人的玻璃杯空下来，对待迟到者要宽容大度，不要让任何人觉得没有吃饱或心存不快。
　　　　新晋的权贵们最需要这些建议，就像当今的暴发户，他们浑身不适，总想着室内怎样装修才合适，客人来了之后应该用什么样的食品和饮料招待——《福乐智慧》的作者说，用玫瑰味的开水准没错。然而，有些心气更高的人并不会纠结于宫廷装饰或珍馐玉馔，他们心里装的是更大的欲望：巴格达城。从10世纪末开始，塞尔柱人（Seljuk）——原古兹部落（主要分布在今哈萨克斯坦）某首领的后代——开始逐渐蓄积实力。他们擅长在关键时刻选择靠山，通过适时地为地方统治者效劳以换取奖赏。没过多久，这种做法就让他们赢得了实质性的力量。从11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塞尔柱人控制了一座又一座城池，梅尔夫、你沙不儿、巴尔克相继归降。之后，在1040年，他们又打败了加兹尼人：面对数量占优的敌人，塞尔柱人在丹丹那堪（Dandanakan）大获全胜。
　　　　从奴隶军一路飞速崛起的塞尔柱人在1055年得到了承认，他们应哈里发之邀挺进巴格达，赶走了没落的白益王朝。哈里发以塞尔柱首领托格洛尔（？ughr？l）的名字铸造钱币，还要求以他的名字称颂“胡特巴”（？u？ba），即在每日的祈祷中都要祝福他。他还被授予两个新头衔：al…Sul？ān　Rukn　al…Dawla和Yamīn　Amīr　al…Mu？minīn——即“国家栋梁”和“教主右臂”，进一步说明了他在巴格达取得的统治地位。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塞尔柱——王朝创建者——后代们的名字暗示出，塞尔柱人原本可能是基督徒，甚至是犹太教徒。像拥有米歇尔、以色列、摩西和约拿这样名字的人，他们的草原部落祖先很可能曾被基督传教士或是将犹太教传入可萨的商人劝服信教。尽管他们改信伊斯兰教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象，面对这么多的穆斯林，他们要在不失去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坚持自己的少数派信仰，的确很难。如果当时他们能够稳扎稳打，成功得慢一些，世界将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届时世界的东方也许会出现一个由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统治的国度。然而事实是，塞尔柱人选择了皈依伊斯兰教。这些偏远地区的非穆斯林新贵们把自己当成穆罕默德遗教的捍卫者、伊斯兰世界的守护者，并由此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
　　　　早在塞尔柱人挺进阿拔斯夺取权力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已预感到威胁。塞尔柱人的崛起激励了其他突厥部落，他们向巴尔干、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地区频频发动进攻，殃及了许多当地居民。他们的马匹“快如飞鹰，马蹄坚如岩石”，一位当时的作家这样描述道，他们对城市的攻击“如饿狼扑食般贪婪”。
　　　　在一次东部边疆保卫战中，拜占庭皇帝罗曼诺斯四世（Romanos　IV）于1071年从君士坦丁堡率大军出征，却在曼齐刻尔特（Manzikert）遭遇突袭，拜占庭军队备受屈辱。这场到了今天仍被人们不停称道的著名战役，成了突厥兴起之路上的决定性时刻。帝国军队遭到包围、全军覆没，连皇帝都成了俘虏。塞尔柱人首领艾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将拜占庭皇帝推倒在地，并一脚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其实巴格达的塞尔柱人并不太把拜占庭帝国放在眼里，埃及的什叶派法蒂玛帝国才是难啃的骨头。两方势力很快卷入冲突，他们都想尽快控制耶路撒冷。当时，法蒂玛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友好不如说是互相利用。好在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遏制小亚细亚的势力，那里的敌人用着古老的游牧部落策略，发动袭击，然后勒索钱财以换取和平。对拜占庭来说，这无疑威胁着边疆省区的经济稳定；而对法蒂玛来说，这分明是在挑战它新兴霸主的权威。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帝和苏丹携手合作，双方的高层会晤甚至谈到以联姻的方式巩固他们的关系。然而到了11世纪90年代，平衡终于被打破，法蒂玛王朝遭遇到一系列内部危机，使得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优势大增，他们建立了许多事实上已独立于巴格达政权外的领地，这让拜占庭一方深感担忧。
　　　　局面急转直下，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很快便陷入困境。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只得采取大胆行动：向欧洲的首脑人物紧急求助，其中就包括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