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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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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导致不列颠东海岸港口的鲱鱼都卖不出去了，因为原先从波罗的海来的商人们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1241年，蒙古人直插欧洲的心脏，兵分两路，一路攻打波兰，另一路挺进匈牙利平原。整个欧洲大陆一片恐慌，特别是在波兰国王和西里西亚公爵率领的大军被击败之后。公爵的头颅被插在标枪上示众，死者的耳朵装满了九个麻袋。蒙古大军继续向西进发，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逃往达尔马提亚的特罗吉尔城避难。这时教士们站出来了，他们祈祷灾难远去，并带领教徒们列队等待上帝的援助。教皇格列高里九世（Gregory IX）宣布，任何能够解救匈牙利的人都将得到与十字军骑士同等的待遇。他的许诺并未得到热情的响应：德国皇帝和威尼斯总督都清楚地知道，即便他们出手相救，最终还是会以失败告终。如果蒙古人继续西进，如某当代学者所说，“也许不会遇到任何协作抵抗”。欧洲遭受报应的时刻到了。
然而当时有一些历史学家却以令人钦佩的胆识宣称，蒙古人确实遭到过勇敢军队的抵抗，甚至还在某些战役中吃了败仗。久而久之，也有人相信这些话。事实上，蒙古人对西欧根本不感兴趣，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们攻打匈牙利主要是为了警告贝拉对库曼人提供保护甚至拒绝将库曼人交出来的行为：这种抵抗必遭惩罚，不惜一切代价。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君主，”某位蒙古首领在写给贝拉国王的信上这样说，“你拥有无数士兵，而你本人还统治着一个伟大的王国。”对任何一个职业敲诈者来说，这些话语都很熟悉，也很直白。他继续写道：“对你来说，自愿向我臣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为了你未来的日子，你最好还是尽快这样做。”在大草原世界，羞辱一个强大的对手如同向之宣战。蒙古人认为有必要教训一下贝拉。于是匈牙利国王逃到了达尔马提亚，尽管他还有其他的逃路。蒙古人一路疯狂蹂躏，他们洗劫了一座城池，据一本当地的编年史记载，城里连一个“对着墙撒尿的人”都没有留下。
然而就在这时，幸运女神拯救了贝拉国王以及全欧洲的命运：蒙古大可汗窝阔台突然去世。虔诚的人坚信这一定是他们的祈祷灵验了。而对蒙古族高层来说，当务之急是挑选一位新领袖。蒙古人没有长子继承权位之说，汗位的继承权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机密高层会议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支持谁来继任将决定一个将军的事业和生命：如果他所支持的人最终成为最高领袖，那么作为回报的奖赏将是无比丰厚的。因此，现在可不是追捕巴尔干地区各国王的时候，而是应该回到家乡、静观局势发展。于是，蒙古人决定从基督教欧洲的咽喉之地暂时撤离。
尽管成吉思汗的名字和在亚洲及其他地域的征服行动紧密相连，但这位蒙古首领在1227年就已经去世，当时还在创建中国和中亚帝国的初期阶段。那时蒙古人还没有向俄罗斯和中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未涉足欧洲并使其屈服。目睹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强势统治的是他的儿子窝阔台。窝阔台策划了从朝鲜半岛、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一直到西方欧洲的所有战役，他是蒙古所有成就的最大功臣，但同时也是导致蒙古停下征伐脚步的最大责任人：1241年他的去世为蒙古的对手们提供了关键的喘息机会。
整个世界都在观望谁将会是蒙古帝国的下一任统治者。欧洲、高加索和亚洲分别派出一批批特使，想弄清楚这些掠夺者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习俗是什么，由此来加深对他们的了解。两个使团带着书信，以上帝的名义乞求蒙古人不要向基督徒发起进攻，并接受基督教信仰。1243年到1253年期间，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派出了四个外交使团，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也派出了一个由佛兰德传教士卢布鲁克（Rubruck）带领的外交代表团。他们返回后写出了内容新鲜、图文并茂的出使报告，同9世纪、10世纪穆斯林旅行者前往大草原后写的报告一样。欧洲人对此感到痴迷和惊叹。卢布鲁克写道，尽管蒙古人无比强大，但这些亚洲的新主人并不定居在城里，除了首都哈喇和林（Karakorum）——那是他谒见大汗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巨大的蒙古包，“帐内的装饰全是黄金织品”。这里的人群都充满异国情调，他们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俗令人难以理解：不吃蔬菜，喝发酵的马奶；在公众场合完全不管谈话对象，只顾低头猛吃，即便客人和他们都近在咫尺。
另一位特使——方济各会（Franciscan）修士约翰？卡皮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成为当时欧洲众所周知的名人。他同样在报告中描绘了一个肮脏、堕落、稀奇古怪的世界，一个把狗、狼、狐狸和虱子都当成食物的地方。他还根据传言说，蒙古大地上存在这样的生物，人可以长着动物的蹄子或狗的脑袋。卡皮尼还带回了一个不祥的消息，即将继位的下一任大汗是孛儿只斤？贵由。从承认蒙古统治的各地区和各部落权贵名单上可以看出，蒙古帝国当时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西伯利亚大草原、中国和朝鲜的首要人物全部在列，还有不下十位苏丹以及上千位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特使。
大汗还让卡皮尼带了封信回到罗马。整个世界都已被蒙古人征服，信上说，“你要亲自前来，带着所有的君主为我们效劳”。这是对教皇提出的要求。大汗警告说，如果不愿服从，“我将视你为敌”。至于让蒙古统治者皈依基督教的请求，大汗给了强硬的回复：“你怎么知道上帝将赦免谁、宽恕谁？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都是我的领土。”他继续炫耀着并未再提到教皇所说的上帝。这封信加盖了象征着大汗权力和腾格里（传统草原游牧部落信仰中的至上天神）的封印。前景看起来仍然不妙。
然而蒙古人并未确定继续进攻中欧和北欧的计划。他们有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统治全球。征服欧洲只不过是成吉思汗后代为这一目标所迈出的合理步骤而已。
对蒙古人的恐惧还在欧洲掀起了一波宗教领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亚美尼亚教会与希腊东正教教会进行商讨，希望相互结成联盟，以共同抵御未来的攻击。亚美尼亚人还和罗马人会谈，表示他们愿意公开同意教皇关于圣灵的解释——这在以往可是一个引起主要争端的关键问题。拜占庭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派遣了一个特使团到罗马，提议结束自11世纪以来将基督教派一分为二的争端，指出十字军东征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加深了这种冲突。过去欧洲的教士和君主们没能完成的事业，最后反倒靠着蒙古人成功了：同从前一样，只有来自东方的进攻，才能使基督教会走到一起。
正当宗教和谐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散落的沙子开始朝分散的方向漂移。大汗贵由在1248年突然死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而漫长的王位争夺战。随着局势发生变化，亚美尼亚和拜占庭得到确切消息，他们暂时不会受到攻击。根据卢布鲁克的记述，蒙古人不攻击拜占庭还另有原因：蒙古大使拿了拜占庭太多的贿赂，因而出面干预过进攻计划。的确，拜占庭人为转移蒙古人的注意力想尽了办法，以避免遭受蹂躏。例如在13世纪50年代，一个来自哈拉和林的外交使团被故意带到小亚细亚的一处穷山恶水，陪同那里的拜占庭皇帝一起检阅帝国军队。这是极力想让蒙古人相信，帝国根本不值得他们武力夺取，或就算进攻的话，帝国军队也是有备无患。
事实上，蒙古人决定暂不发起进攻还有别的原因：安纳托利亚和欧洲都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在别的地方还有更鲜美的肥肉。在13世纪末中国被完全征服之前，远征军的主力一直都在那里。当时蒙古帝国已经以“元”为名号，并在古城中都上建立了新城。这里成了蒙古人的新首都，以炫耀征服从太平洋到地中海之间所有地域的辉煌成就。自那时起，这座新城便获得了延续至今的重要地位，它就是北京。
世界其他主要城市也同样受到重视。新可汗蒙哥将蒙古大军瞄准在伊斯兰世界的珍珠财宝上。大军一路西征，摧毁了一座又一座城市。1258年，他们攻到了巴格达城下，稍加围攻后便彻底攻陷。他们扫荡着这座城市，“如同饥鹰捕鸽、饿狼逐羊”，一位作者在此后不久写道，城中的平民像玩具一样被拖着穿过大街小巷，“人人都成了玩弄的对象”。哈里发穆斯塔西姆（al…Musta？？im）被蒙古大军生擒，全身裹着破布被乱马踩死。此时的情景充分说明，谁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
征服行动带来了无数的战利品和无穷的财富。据高加索地区蒙古同盟军中的某人记载，胜利者被“掩埋在黄金、白银、宝石、珍珠、绸缎、衣物、金盘和银罐当中，因为他们只抢夺这两种最贵的金属，只抢夺宝石和珍珠，只抢夺绸缎和衣服”。对纺织品的掠取行为具有特殊意义。当过去匈奴人如日中天的时候，丝绸和奢侈品就在部落权力等级划分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因此被极为珍视。蒙古人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对贡品有特殊的要求，一定要是金线织品、紫色薄纱、珍贵衣料或丝绸；偶尔还规定，贡品可以用披挂着绸缎、金丝和珍贵宝石的牲畜来替代。进贡的“金、银和棉织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要求，一位该领域的顶尖学者将这些要求列成单子，发现制定者“既苛刻又见多识广”。
人们还未从巴格达陷落的消息中缓过神，蒙古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欧洲。1259年，他们进入波兰，夺取了克拉科夫（Kraków），然后派人出使巴黎，要求法兰西投降。与此同时，另一支大军从巴格达向西挺近，直取叙利亚并进入巴勒斯坦。这一举动给居住在东方的拉丁人带来巨大的恐慌——13世纪中叶，基督教在圣城的地位已经靠着十字军得到了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以及后来的路易九世已经基本上将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手中。没人相信安条克、阿卡和其他城市会存在任何危机，直到蒙古人的出现。
而且这场危机似乎是来自于一个已经在埃及得势的、野心勃勃的新政权。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埃及的新君主与蒙古人同根同枝，也是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正如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最后被他那些从草原上招募的突厥雇佣兵击败一样，同样的命运也于1250年降临到开罗的哈里发身上。埃及的新君主名叫马穆鲁克（Mamlūk），他的祖先原是黑海以北的游牧部落，后来被当作奴隶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港口交易到埃及军队中服役。这支奴隶军中也包括一些蒙古人，以及一些所谓的“新来的人”（wāfidīyah），即在草原常见的内部混战中战败、为寻求避难最终来到开罗服役的人。
中世纪的欧洲一般被人看作是十字军东征时代、骑士时代和罗马教皇掌权的时代，但如果和远东的巨大战役相比，则所有的这些都基本上只能算是串场表演。蒙古人差点就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统治的地域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欧洲和北非也已是门户大开，但令人吃惊的是，蒙古统治者聚焦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换句话说，欧洲已经算不上最大的猎物。阻挡蒙古人控制尼罗河、控制埃及肥沃农耕土地以及四通八达贸易通道的，居然是同样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这已不仅仅是一场地区霸主之战，而是一场基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系上的胜利。中世纪的战役将在中亚和东亚的两个游牧民族之间打响。
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对蒙古人的进攻深感恐慌。他们先是放弃了十字军的掌上明珠安条克，同时阿卡的守军也在权衡之下与蒙古人达成了妥协。他们近乎绝望地向英格兰和法兰西乞求军事援助。但是最终拯救西方人的，居然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埃及的马穆鲁克人，此时正在向北挺进，去对付那些横扫巴勒斯坦的蒙古军队。
过去六十年的大多数时间里，蒙古人所向披靡，如今他们却要面临首次大败。1260年9月，蒙古人在巴勒斯坦北部的艾因贾鲁（？AynJālūt）遭遇惨败。尽管忽都斯苏丹（Sultan Qu？uz）在内部权力争夺中被暗杀，但马穆鲁克人的进攻步伐几乎未受影响。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蒙古人帮了他们很大的忙：蒙古为粉碎当地人的抵抗势力，已经将城镇连为一片。正如中亚的整合为成吉思汗在13世纪的进攻提供方便一样，此时的蒙古人也不经意地将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拱手送给了对手。马穆鲁克人最后进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
圣地上的基督徒，连同欧洲的基督徒在内，都在惊恐地观察着这一切，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发展，他们的结局又会是什么。但没过多久，人们对蒙古人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基督教欧洲渐渐开始理解，尽管这些游牧骑兵从黑海北部长驱直入横扫匈牙利平原，尽管他们遭受了无数的苦难，但蒙古人可能真的如最初他们谣传的那样，是欧洲人的救世主。
在126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和圣地派遣了多个使团，试图与蒙古人结成联盟，一同抵抗马穆鲁克人。身居亚洲的蒙古首领旭烈兀以及他的儿子阿八哈（Abaqa）也在派遣的外交使臣前往西方，他愿意谈判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西方人的海上力量攻击埃及，以及埃及人新近征服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但是合作远非那么简单，因为蒙古人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裂的迹象。
到了13世纪下半叶，蒙古人的疆域已经非常辽阔——从太平洋到黑海，从大草原到印度北部再到波斯湾。于是，分裂在所难免。帝国被划分为四个主要分支，这些分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最重要的一支仍是以中国为中心；中亚则由察合台统治，一位波斯作者曾将之描述为“屠夫和暴君”，一个万人痛骂的“残忍的吸血鬼”，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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