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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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令进攻俄军据点。结果，叶尔莫洛夫被解除职务，沙皇的军队穿过高加索山口，击溃了波斯人，并在1828年迫使波斯签署了比15年前苛刻得多的条约：更多的土地被割让给俄国，同时还要支付巨额的现金赔款。更令人感到屈辱的是，波斯国王不得不请求沙皇，正式承诺支持他的太子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在他死后继位，因为老国王担心太子可能无法登基，更别说掌控大权了。
　　　　不久之后，德黑兰爆发了动乱。1829年2月，人群包围并攻占了俄国大使馆。36岁的公使、著名讽刺小说《聪明误》的作者、对波斯人态度强硬的亚历山大？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yedov）被杀害，他那还穿着制服的尸体被暴徒们拖着游街。波斯国王得知此事，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止俄国发动全面入侵。他派深受他宠爱的孙子向沙皇致歉，并献上将沙皇称为“我们时代的苏莱曼”的诗歌，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宝石之一作为礼物。这颗将近90克拉重的宝石曾被其他红宝石和绿宝石围绕、一同镶嵌在印度多位君主的王冠上，现在则作为换取和平的贡品被送往圣彼得堡，并且幸不辱命：沙皇尼古拉斯一世（Nicholas　I）宣布，这件事情从现在起就会被忘记。
　　　　伦敦开始紧张了。刚进入19世纪的时候，英国还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波斯，试图对抗拿破仑的威胁和狂妄。然而如今英国人发现自己面临着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对手：威胁更大的是俄罗斯而非法国，前者似乎每天都在朝各个方向扩张。一些人对此早有预见。时任英国驻德黑兰大使的哈福德？琼斯爵士（Sir　Harford　Jones）指出，英国的政策意味着“将波斯的手脚捆起来送给俄国”。其他人则更为直接。20年代，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内阁中的重要成员埃伦伯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写道，英国在亚洲的政策很简单：制约俄国的力量。
　　　　这的确令人担心，波斯发生的事变强化了沙皇的力量，并使他成为波斯国王及其政权的保护者。1836年至1837年，为了反对俄罗斯的统治，哈萨克草原爆发了大规模暴动，中断了俄罗斯与中亚和印度的贸易路线。于是俄国怂恿新任波斯国王对赫拉特采取行动，希望打通一条连接东方的新路线。俄国还向波斯军队提供了军事及后勤援助，以帮助他们达成目标。英国人完全被打蒙了，顿时陷入一片恐慌。
　　　　外务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始终警惕地关注着局势的演变。他在1838年春天写道：“俄国和波斯正在阿富汗搞鬼。”尽管那时的他仍然乐观地认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然而几周之后，他不得不开始真的担心起来。不列颠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突然变得摇摇欲坠。他在写给密友的信中说，俄国的行动让它“离我们的印度大门有点儿太近了”。一个月后，他又向其他人发出警告：欧洲与印度之间的障碍已经被清除，“入侵帝国领土的道路一片平坦”。事态看起来的确不妙。
　　　　英国人紧急派出一支部队占领了哈尔克岛（Kharg），通过转移波斯国王的注意力，成功地替赫拉特解了围。不过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则给他们带来了灾难。英国急于在中亚扶植一个可以信赖的、能确保其统治地位的领导人，于是一头扎进了阿富汗乱成一团的局势当中。在收到报告说该国的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u？ammad）接受了俄罗斯使节的合作提议后，英国决定支持他的对手舒贾沙（Shah　Shuja），帮助其取得统治权。作为回报，舒贾沙同意英国军队在喀布尔驻防，并承认英国的合作者、强大的旁遮普王公对白沙瓦的吞并。
　　　　事情在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英国没费多少力气就控制了奎达（Quetta）、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这些位于商道交会点的地区。但是，外部干涉再一次（而且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为阿富汗境内相互迥异且常常是分裂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庇护。部落、种族和语言上的隔阂被放到一边，当地人对多斯特？穆罕默德汗的支持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同时抛弃了自私自利、不得人心的懦夫舒贾沙，特别是在他发布了看起来是为了讨好英国人而牺牲当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后。全国的清真寺都拒绝以舒贾沙的名字来称颂“胡特巴”这一统治者的荣誉称号。没过多久，对英国人以及被认为是亲英分子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是个危险之地了。
　　　　1841年11月，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尔遭到伏击身亡。他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游历，因其知名作品和无休止的自我推销而闻名英国。不久之后，英国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决定。1842年1月，少将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指挥的撤退队伍在前往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处遭遇攻击，在冬季的雪地里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耻辱和惨痛的记忆之一。只有一人奇迹般地生还——医生威廉？布莱顿（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杂志救了他一命：为了保暖，他把杂志卷起来塞到帽子里，从而抵御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则他必死无疑。
　　　　英国人在其他地区也企图先发制人、遏制俄国人的势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们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尔（Emir）修好，并在阿富汗以北地区赢得影响力，最终却事与愿违。亚历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将这片地区描绘成一幅民风淳朴的画面，让英国人误以为自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与世隔绝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亚汗国，根本无意卷入一场被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天真地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游戏。两位英国官员查尔斯？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和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于19世纪40年代初来到布哈拉，提出中亚地区英俄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却在一大群狂热的围观者面前惨遭斩首。
　　　　第三个来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尔夫的父亲是一名德国犹太拉比，但他自己却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经被罗马的大学除名，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其导师是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曾因观点过激而被学生们在大街上扔臭鸡蛋。作为一名传教士，沃尔夫最初前往东方是为了寻找遗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后，他设法进入布哈拉，试图找到失去音信的两位公使。在这之前，他还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让埃米尔不禁猜想这可能是个怪人。信中称：“我，约瑟夫？沃尔夫，著名的基督教犹太人。”“你们要小心了，”信里接着说，“我就要进入布哈拉，对康诺利和斯托达特被处死一事进行调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热情好客，因此并不相信这个谣言。”他很幸运，没有享受到和那两个人一样的待遇，而是被关进监狱并被告知将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死去。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释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无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战略的角度讲，俄罗斯对布哈拉和中亚地区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学研究，例如在圣彼得堡大受欢迎的阿列克谢？李夫辛（Alexei　Levshin）关于哈萨克人的著作，显示出俄罗斯人对那些没有读写能力但却极具“音乐和诗歌天赋”的民族越来越强的好奇心，尽管他们从表面上看既愚昧又野蛮。正如伯恩斯所写的，俄罗斯人在该地区的野心并不大，他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是促进贸易和禁绝将俄罗斯人当作奴隶贩卖的行为。问题是，英国人从伯恩斯的作品中读到的并不是这些，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他那些危言耸听的报告：“圣彼得堡宫廷对亚洲这一地区怀有长远的构想。”
　　　　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劳林森（Henry　Rawlinson）不知疲倦地游说，他警告所有愿意听他说的人，除非俄罗斯的崛起被抑制，否则英国将在印度面临严重的威胁。可行的办法有两个：英国可以将帝国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建立一个能够保护西方通道的缓冲区；或者从印度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向高加索地区的俄国人发动攻击。劳林森大力支持他能找到的当地反俄势力：他为伊玛目？沙米尔提供武器和资金，后者在车臣的军事基地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境内一根拔不掉的刺。劳林森的帮助导致车臣地区形成了长期反俄恐怖主义的传统。
　　　　所以，一旦出现可以削弱俄国的机会，英国自然不会放过。如何对待基督徒的问题让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混乱局势，并在煽风点火之下迅速升级。1854年，英国人向黑海派出了一支大部队，与那里的法国人会合——法国人急于保护其在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广泛商业利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给俄国一个教训。
　　　　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战乱期间所指出的：“真正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的勃勃野心。”在克里米亚、亚速海和其他地方（如高加索和多瑙河沿岸）爆发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战火，其表面下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斗争。这位魅力超凡、受人尊敬的英国外务大臣还向他的政府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分裂俄国的计划：要想控制俄国同时捍卫英国在印度利益，就必须让土耳其人获得对克里米亚和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尽管这一庞大的计划没能实施，但它却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的扩张对英国官员来说不啻是个噩梦。
　　　　一些人对英法两国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随着战事的推进，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义愤填膺的文章。他从中找到了丰富的素材，用来完善几年前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观点。马克思详细罗列了陆军和海军开支的增长，并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数篇评论，强烈抨击那些将西方拖入战争的人的虚伪本质。当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因俄国战场上持续严重的伤亡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马克思难以抑制他的欣喜之情。伦敦物价的上涨引发了英国本土的抗议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显然说明了受一小撮精英摆布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共产主义并非出自于克里米亚战争，但是无疑因此而完善。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也是如此。在俄罗斯被打得满脸开花后——其代价是大量英法士兵的牺牲，其中包括了那些参与了丢人现眼的冲锋行动的轻骑兵——终于在巴黎举行了停战谈判。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伯爵（Count　Cavour）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谈判，是多亏了他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曾派出过一队士兵去黑海支援法国。加富尔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亮相的机会，呼吁意大利统一和独立。这一号召得到了盟友们的响应，并激起了支持者的归国热情。五年后，撒丁国王成为了意大利国王，这是一个由众多迥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组成的国家。坐落于罗马市中心、历时三十年建成的、壮观的维托里亚诺纪念堂（Altaredella　Patria）——用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话说，是为了让罗马感受意大利人，以及让意大利感受罗马人——标志着意大利的建国运动达到了顶峰，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无疑是东方数千英里外的那场争夺土地和影响力的战事。
　　　　对俄罗斯而言，1856年巴黎和谈上所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一场灾难。英国和法国勾结在一起，试图往他们对手的脖子上套绞绳。俄罗斯被剥夺了在高加索地区得来不易的果实，并承受了无法使用黑海军事通道的耻辱。黑海被宣布为中立区，任何军舰不得驶入。同样，黑海沿岸也要非军事化，不得修建防御工事和军火库。
　　　　和谈的目的是羞辱俄国并扼杀它的野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凡尔赛的和约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并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沙皇军队与英法盟军的差距，后者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和约促使俄罗斯进入了一个转型改革期。战争的惩罚如此严厉，以至于俄国人试图尽快摆脱这一枷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收到了一系列措辞尖锐、将俄国军队批得体无完肤的报告之后，开展了彻底的军事整顿。
　　　　显而易见的措施包括：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调整至15岁，一下子降低了军队的平均年龄；同时大量购入先进装备，以替换那些老旧失灵的装备。不过，最惊人的改变来自于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尽管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末的严重银行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克里米亚的失利和之后的羞辱才是促使沙皇废除农奴制（该制度使得大量的人口被卖身给富裕地主并束缚在土地上）的主要因素。短短五年，这个在俄罗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度就宣告终结了——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还是晚了一步。这预示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它们帮助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1870年至1890年间，钢铁产量增加了五倍；而铁路网的极大扩展，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将俄罗斯从它的地理局限性当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即将广袤的国土连成了一个整体。英国不仅没有将俄罗斯关起来，反而把这个妖精从魔瓶里放了出来。
　　　　人们甚至在巴黎和约笔墨未干之时，就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远大抱负。代表沙皇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军事专员尼古拉？伊格纳提耶夫（Nikolai　Ignat’ev）对俄罗斯的遭遇，尤其是对俄罗斯在本国黑海沿岸所受的制约深感愤怒。他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同学兼密友戈尔恰科夫（Gorchakov）公爵商量，要在中亚执行一项任务，目标很明确：“发掘、促进（这一地区的）友好关系，在提升俄罗斯影响力的同时，削弱不列颠的势力。”
　　　　伊格纳提耶夫积极游说政府对波斯和阿富汗进行考察，并派外交代表出访希瓦汗国（Khiva）和布哈拉汗国。他直言不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