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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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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算占领了所有的目标领土，东方战场也丝毫不能带来计划中的收获，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入侵苏联仅仅两天后，巴克就提交了一份作为四年经济计划一部分的小麦需求规划：德国人正面临着每年250万吨的粮食缺口，国防军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还需获取数百万吨的含油种子以及数百万头的牛和猪，以供德国人食用。这是希特勒指示他的将军们务必“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的原因之一：他不希望有人留在那里，“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在冬季养活他们”。
德国人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会因粮食短缺和饥荒而死亡，于是开始鉴别哪些人该死。首先是苏联战俘。戈林轻蔑地写道：没有必要养活他们，没有任何国际义务能约束我们。1941年9月，他命令取消为不干活的战俘提供食物，他们因过于虚弱或伤势严重而不堪驱使。一个月后，“有用”战俘的供应量也开始再次降低。结果是灾难性的：截至1942年2月，（330万苏联战俘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于饥饿。
为了进一步加快进度，德国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以减少需要养活的人口数量。战俘以百人为单位集合在一起，这样德国人就可以测试曾经用在波兰人身上的杀虫剂的效果了。借助货车排出的废气，德国人还进行了一氧化碳的毒性试验。因上述技术被大规模使用，这些在1941年秋天被用作进行试验的地点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奥斯威辛（Auschwitz）和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
入侵后仅仅几周就发生的大屠杀，是德军面对进攻失败和经济及战略计划严重缺陷的病态反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大粮仓未能带来预想中的产出，这让德国人非常失望并决定让当地人付出代价。不过，正如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所提到的，这种代价并不是驱逐和迁移当地人口那么简单。因为人多粮少，两类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德国各行各业、媒体和大众妖魔化的对象：俄罗斯人和犹太人。
斯拉夫人是极其低劣的种族，他们反复无常，并且对痛苦和暴力的承受能力很强——这一形象在战前就已经牢固地树立在德国人心里。尽管在1939年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这种污蔑性的说法有所收敛，但随着德军的入侵又开始甚嚣尘上了。当今学界基本认为，这种印象直接导致了德国人在1941年夏对俄罗斯人种族灭绝的行为。
德国人一直存在反犹太情绪，并且还在战前变得更加强烈。在退位的德国皇帝看来，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是犹太人所筹备的，由犹太人成立并且靠着犹太人的钱维持”。他在1925年写道：犹太人就像蚊子，“是人类应该想办法清除的公害……而我认为最好的清除手段就是毒气”！这样的态度并非罕见，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就展示出德国人对犹太人态度一致的暴行。这样的事件表明，舆论敌意已经达到了巅峰，犹太人被认为是“以其他民族的血肉和劳动为食的寄生虫”。
犹太人对此类言论和行为的恐惧愈发加深，他们开始考虑结成新的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试图取得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层的同意，允许更多的犹太人向中东移民。但是此举并没有成功，一个据称由阿拉伯温和派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柏林，并与纳粹政权就如何配合阿拉伯人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
早在战争爆发的第一个月，即1939年9月，德国人就制定了一项计划，同意把所有的犹太人安置在波兰。至少在一开始，该计划似乎加快了全体犹太人被强制从德国迁出的步伐。事实上，德国人曾在30年代末制订了一系列详细的把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的计划。这一轻率的规划似乎是建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错误观点上，即位于印度洋西南部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原住民，其人种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人。
纳粹德国还曾经讨论过驱逐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一直执意推动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1938年春，他公开支持一项将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中东地区并为他们组建一个新国家作为其家园的政策。在30年代末，一个由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率领的高级使团曾被派去会见巴勒斯坦犹太复国运动的代理人，商讨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问题”。讽刺的是，艾希曼（后来因反人类罪在以色列被处决）发现自己在帮助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到巴勒斯坦，这似乎同时符合反犹主义的纳粹领导人以及耶路撒冷当地及周边地区犹太社团领导人的利益。
尽管最终商讨并没有达成一致，德国人仍然被继续视作潜在的有益合作者，即便是在挑起战火之后。1940年秋天，利希组织（Lehi）——后来以巴勒斯坦斯政治团体“斯特恩帮”（Stern Gang）为人所熟知，其成员包括未来的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以及其他现代以色列的开国元勋——的创始人亚伯拉罕？斯特恩（Avraham Stern）给贝鲁特的德国高级外交官写了一封信，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信的开头写道，德国与“犹太民族（斯特恩等人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共同利益”。信中接着说，“如果德国人支持以色列的自由运动”，斯特恩承诺将“积极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如果帮助犹太人建立国家从而获得自由，希特勒肯定会因此受益：“不仅将巩固德国未来在中东的地位”，而且还将“在世人眼中显著强化第三帝国的道德形象”。
斯特恩是个实用主义者，事实上，他所提出的与德国结盟的设想并没有得到自己组织内所有人的支持。他后来简短地阐述了其立场：“我们需要德国人做的一切”，就是将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以便“在这里打响抵抗英国、解放祖国的战争。如此，犹太人将得到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将顺便摧毁英国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同时解决欧洲的犹太问题”。这看起来很符合逻辑，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杰出的犹太领袖正积极地考虑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犹主义者合作，与大屠杀的元凶在种族灭绝爆发12个月前进行商议。
在希特勒及其反犹主义力量看来，犹太人被驱逐到哪里并不重要。巴勒斯坦只不过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除此之外，俄罗斯腹地也被认真探讨过。希特勒在1941年告诉克罗地亚军事指挥官斯拉夫科？克瓦特尔尼克（Slavko Kvaternik）：“犹太人被送到哪里根本不重要”，西伯利亚或者马达加斯加都可以。
然而面对在俄罗斯的长期困难，纳粹策划者逐渐明白，让犹太人聚集在营地意味着可以毫无困难地实施大屠杀，这种原本漫不经心的想法如今正变得更加正式、更加冷酷。随着稀有资源的逐渐枯竭，对于一个极具反犹色彩的政权来说，着手实施大规模屠杀并不需要太多考虑。当纳粹领导人意识到将有数百万张难以养活的嘴时，那些被关在波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无疑是现成又易得手的屠杀目标。
阿道夫？艾希曼早在1941年7月中旬就曾写道：“这个冬天很危险，我们不能再继续为犹太人提供食物了。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使用速效药剂杀死这些失去工作能力的犹太人可能不是最人道的方式。”老人、体弱的人、妇女和儿童，以及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人”被作为废品消灭掉，他们是“数百万”被屠杀者中的第一批，他们的死亡在入侵苏联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迹象。
一系列在规模和恐怖性上都前所未有的事件开始爆发。人们像牲畜一样被赶进南俄罗斯、乌克兰和西部草原的围栏里。在那里他们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可以劳作的奴隶，另一类则注定成为让其他人获得生存的牺牲品。而大屠杀的直接理由无疑就是这些土地生产的小麦没能达到预期。
在巴黎，那里的警察自3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对犹太及非犹太外国人进行秘密登记，驱逐犹太人的过程只不过是在已经交给德国占领者的索引卡片里快速查找，然后派出警卫把犹太家庭运到东方的集中营（大部分都位于波兰）。作为纳粹反犹主义制度化的一部分，其他被占领国家同样开展了犹太人登记工作，这使得驱逐那些被判定为多余的人变得更加容易。
当对入侵结果的希望破灭后，纳粹精英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德国的问题。在1941年5月2日柏林会议召开后不到8个月，德国人又在柏林树木繁茂的郊区万湖（Wannsee）召开了另外一次会议，再一次涉及难以具体估算的数百万死亡人数。在1942年1月20日那个多雾的清晨，与会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屠杀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应对措施，种族灭绝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不久之后，反击德国的步伐开始加快，来自伦敦和华盛顿的坦克、飞机、军备和物资被大量运往莫斯科。从波斯湾的阿巴丹、巴士拉、布什尔等港口向内陆进发，取道阿拉克（Arak）和库姆（Qom），直抵内陆的德黑兰，并最终翻越高加索进入苏联——这便构成了所谓的波斯走廊（Persian Corridor），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一条重要的交流贸易网络。同时，一条穿越俄罗斯远东地区到达中亚的通道也被开辟出来。
俄罗斯与英国旧有的商业联系被再次激活。不过，运送物资和资源到摩尔曼斯克及俄罗斯北部的北极航线在18世纪至19世纪是极其危险的事，而且要面对经常出没于挪威北海沿岸的德国潜艇以及提尔皮茨号（Tirpitz）和俾斯麦号（Bismarck）这样的战列舰，因此需要极大的适应能力和勇气。很多时候，能够返回的船只连一半都不到，而且许多服务于这一航线的船员在战争胜利数十年后都没有因他们的贡献和勇气而受到表彰。
随着德国被赶出世界的中心地带，局势开始出现缓慢却坚定的逆转。希特勒的孤注一掷曾一度看上去将收获奇效：在征服欧洲之后，他的部队出现在伏尔加河岸边，眼看就要从南北两个方向成功地打通中亚。然而，当德军被无情、强制地赶回柏林后，这些成功一个接一个地烟消云散。
当希特勒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他突然陷入了绝望。一份机密的英国报告显示，尽管在东线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德国元首在1942年4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却流露出清晰的疑虑和宿命论倾向，并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他的救世主情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希特勒是个不可理喻的冒险家、一个上瘾的赌徒。不过，他的运气很快就要用光了。
局势的转折点出现在1942年夏天。隆美尔在阿拉曼（El Alamein）受阻，这打乱了穆罕默德？阿尔？胡塞尼（Mu？ammad al…？usaynī）的计划，后者曾经让开罗的居民为犹太定居者准备好屋子和厂房，并由派到当地的、狂热的德国官员改建成毒气室，这样就可以将当地的犹太人统统消灭了。
美国的参战同样起到了作用。震惊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偷袭，美国人在两个月内就迅速地做好了战争准备。到了1942年年中，在中途岛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使得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占据了优势。同时，从第二年年初起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以及之后欧洲其他地区的大规模军力部署，也保证了欧洲战局的扭转。
不久，斯大林格勒的战况也发生了变化。1942年春，希特勒批准了一项代号为“蓝色行动”（Operation Blue）的计划，命令德军从俄罗斯南部出发攻占高加索地区的油田，这些油田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战争规划的核心。正如将军们和希特勒本人所意识到的，这是一次野心勃勃的大胆进攻，而且很可能会左右最终的胜利天平。“如果我得不到迈科普（Maikop）和格罗兹尼（Grozny）的石油，”德国元首说道，“那么我将结束这场战争。”
斯大林格勒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只是一座拥有一个极富威望名字的工业中心城市，德国人是不会花大力气去占领的。事实上，它的关键价值体现在其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战略位置：迫使斯大林格勒中立化，对于保护德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资源至关重要。然而到了1942年秋天，局面已经十分糟糕。德军的攻势放缓，而且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兵力、弹药以及日益宝贵的燃料（这些资源都让柏林难以负担）被大量地消耗在了斯大林格勒。更糟的是，德军的注意力已经渐渐偏离了本次行动的首要战略目标：石油。希特勒身边的一些核心成员，如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都明白攻势变缓将意味着什么：德军必须在“10月底俄罗斯寒冬到来之前结束战斗，否则我们将永远地失去它”。
尽管关于如何消灭东西两线的德军，以及如何在钳形攻势中相互配合并在柏林会师等事宜，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但是在1942年底，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提出建立新同盟的想法，并开始把目光投向未来。当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1943年的德黑兰、1945年春的雅尔塔以及几个月后的波茨坦会面时，欧洲显然已经被又一次的大规模对抗耗尽、榨干。
虽然英国人很清楚，他们的旧帝国必然会终结，但还是希望能将损失降到最低。面对这一道德崩坏的世界，眼下的问题是怎样作出最不坏的决定，哪怕不能被有效执行。1944年10月，结束莫斯科访问的丘吉尔“振作而坚定地”回到英国，他对斯大林说：“感谢俄罗斯人久负盛名的殷切招待。”访问备忘录中记录了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第三钢琴协奏曲的表演、一些购物的机会，以及在会议中达成的许多结论。有关战后欧洲的讨论没有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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