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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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驶往印度的货船南下恰拉（Charax），即今日坐落在波斯湾入海口的巴士拉（Basra）。他感伤地看着货船：要是他像亚历山大那样年轻，他可能已经渡过了印度河。
　　　　从建立亚述省和巴比伦省的设计蓝图来看，罗马人似乎对揭开历史的新篇章信心十足：将边疆扩张至印度河谷，然后继续开拓，最后打开通往中国的大门。但图拉真的成功之路并没有走得太远：美索不达米亚各城市的大规模反攻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皇帝本人因患上了脑水肿而离世，犹太地区迅速蔓延的暴动让帝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不过，继位的统治者仍坚定地紧盯波斯这个目标，大笔的军费都集中在这里。哪里是边界，边界之外还有什么，这些都是罗马人非常关心的。
　　　　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省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皇帝需要频繁地在亚洲征战，而且并非总能获胜。例如在公元260年，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成了阶下囚，被当作“下贱的奴隶”，饱受凌辱。他躬下腰，给波斯国王充当上马的脚凳。他遭受了毒打，“被打得皮开肉绽，脱离肌肉的皮肤都染成了猩红色，最后被扔在一座供奉异族神灵的庙宇。他获胜的记忆或许可以长存心中，但这样的景象也该被记住，以此警示我们的外务官”。他所经历的苦难让所有人看到了罗马的愚蠢和羞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罗马的扩张和野心反倒有助于波斯的发展。比如，来往于东西方之间的长途运输就让波斯获利匪浅，成功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出来。从前，波斯优先考虑在临近草原的地方设立重镇，以便和游牧部落商谈牲畜与马匹的交易事宜，并监督外交协议的实施以断除草原上其他危险部落可能产生的任何非分之想。这就是为什么尼萨（Nisa）、阿必瓦儿的（Abivard）和达拉（Dara）等绿洲之城如此重要并成为皇家豪华宫殿所在地的原因。
　　　　地方贸易和长途运输不断增加，中央财政靠税收和运输费便有大笔的收入，于是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开始上马。包括将美索不达米亚中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泰西封转型为大都市，以及在波斯湾的查拉塞尼（Characene）等港口进行大规模投资以满足海上物流需求的不断增长。海运货物并非完全以罗马为目的地：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波斯釉面陶器的贸易量剧增，产品分别被销往印度和斯里兰卡。
　　　　罗马军事力量的最大效应是它引发了一场政治革命。在邻国的强大压力下，波斯经历了一场重大变革。公元220年前后，一个新的执政王朝——萨珊（Sasanian）开始出现。它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取消过于独立的省级总督的决策权，推行中央集权制。一系列行政改革涉及帝国的方方面面，总之是严加管控：责任制被提到了首位，配有印章的波斯官员会记录决策的过程，使责任可以被追究，确保上报信息的准确。上千枚留存下来的印章表明，当时的行政重组已深入到各个角落。
　　　　商人和市场都感觉到了新规则的约束。信息中心记录着生产商和交易商（大多已组成行会）都分布在集市的什么地方，这样监督人员就可以检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符合标准，更重要的是确保有效的收税和纳税。对都市环境的关注、对商业交易地点的考察，慢慢延伸到水源系统的改进，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统甚至扩展到几英里之外，只为促进有效资源的利用，并为都市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无数的新城横空出世。遗存下来的波斯文献证明，当时整个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近东地区都处在城镇发展的繁荣期。
　　　　胡齐斯坦（Khuzistan）和伊拉克的大规模灌溉系统正在构建，这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步骤之一，而且一定会有助于降低粮食价格。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出口的包裹必须经过严格检查，任何与合同相关的纺织品都要加盖印章，存在登记处。波斯人有意强化与东方的贸易活动，而贵霜帝国对城镇和疆域长达两百年的整合也恰合波斯的这一心意。
　　　　波斯既然崛起，罗马自然衰落。萨珊帝国并非唯一的问题所在。到了公元300年，罗马帝国的整个东方边界——从北海到黑海，从高加索到也门的最南端——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帝国一直都建立在扩张的基础之上，靠着训练有素的军队做保障。随着地域扩张的结束——已抵达莱茵河及多瑙河的天然边界和小亚细亚东部的托罗斯山脉（Taurus）——罗马成为典型的自身成功的牺牲品：它已成为漫长边界线以外所有对手的攻击目标。
　　　　面对日益减少的税收和迅速增长的边疆防御开支，罗马采取了多项极端措施以防不测。一位评论家曾感叹，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很想解决每年的财政赤字问题，结果他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他的贪婪和焦虑把整个世界弄了个底朝天”。他盘查了帝国资产的根茎和枝叶，以此作为改革税收体系的开端。他将税务官员派往帝国各地，未经通告便突击检查每枝藤蔓、每棵果树，试图以此增加帝国的收入。他发出一道全国性的法令，给日常必需品和高档进口商品——如芝麻、孜然、山葵和桂皮——定价。近来在土耳其博德鲁姆（Bodrum）发现的该法令残片表明了当时的帝国想要触及的领域有多深：至少有26种款式的鞋子——从镀金的女性凉鞋到“紫色巴比伦风格”的低帮鞋都被罗马税务检查官设定了价格上限。
　　　　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把戴克里先折腾得精疲力尽，他退位后住到克罗地亚海边，将注意力集中到帝国事务之外更让他高兴的事情上。“我希望你能到萨罗纳（Salona）来，”他在给前下属的信中写道，“看看我种的白菜，它们是如此的可爱以致让人能够完全忘记对权力的渴望。”在罗马近郊著名的奥古斯都雕像处，屋大维把自己称作战士，而戴克里先宁愿将自己称作农夫。这基本上是三百年间罗马人野心变化历程的缩影——从关注怎样将领土扩张至印度，到关注怎样种植最棒的蔬菜。
　　　　罗马人紧张地关注着局势。风暴的乌云在空中聚集，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开始行动了。他是帝国某高层领袖的儿子，有野心、有能力、有天赋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他看到了罗马的前景，清晰了然，令人震惊。帝国需要强势的领导人和主心骨——其实人人都明白这一点，但他在个人权力之外还有更大胆的想法：他要建一座新城，一颗连接地中海和东方世界锦带上的新明珠。他的选址也再恰当不过，那里正是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
　　　　一直有传言说罗马统治者在考虑迁都。据罗马一位学者称，尤利乌斯？凯撒曾考虑将亚历山大港或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旧址作为都城，因为这里更便于管理罗马的利益所在地。公元4世纪初，迁都终于实现。在欧洲和亚洲的交会点上，一座宏伟的新城拔地而起，标志着帝国的关注焦点已然确定。
　　　　一座辉煌的新都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两岸的拜占庭旧址横空出世。它的出现不只是为了和罗马竞争，而是要超越罗马。宏伟的宫殿被建立起来，中心广场大得如同战车的竞技场。城市中心竖立起一根大型的纪念圆柱，由巨型单一斑岩雕凿而成，上边有皇帝的雕像，俯视全城。这座新城的名字起初叫作新罗马，不过很快就以其创建者君士坦丁的名字而著称——君士坦丁堡。新城相应地设立了一套与罗马城平行的机构，包括一个元老院，其成员被一些人嘲笑为暴发户——其中包括铜匠的儿子、浴疗人员、做香肠的师傅等。
　　　　君士坦丁堡将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最主要的城市，在规模、影响力和重要性上远超罗马。尽管许多当代学者不认同君士坦丁打算建造帝国新都城的说法，但其在兴建过程中耗费的大量珍贵资源已经证明了他的意图。君士坦丁堡坐落在统摄交通要道的关键位置，特别是把守着进出黑海的海上通道，同时还可以洞察东部和北部的发展动向——巴尔干半岛和潘诺尼亚平原（Pannonia）的动荡正在酝酿。
　　　　对大多数古代人来讲，世界的概念其实还局限在当地，人与人之间的贸易交流都在小范围内进行。然而，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人们的趣味和观念都会受到商业产品、艺术风格和几千英里以外其他因素的影响。
　　　　两千多年前，中国手工制造的丝绸可供迦太基和地中海周围其他城市的权贵富豪们穿戴，法兰西南部生产的陶器能够出现在英格兰和波斯湾，产自印度的调味品可以用在新疆和罗马的厨房，阿富汗北部的建筑雕刻着希腊文字，中亚畜养的马匹骄傲地驰骋在千里之外的东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两千年前一枚金币的生命历程。它在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级造币厂铸造，作为一名士兵的部分军饷被用来在英格兰北部边疆购买物品，随后又回到了罗马帝国税务官的保险柜里，接着到了一个去往东方的商人手里，后又被用作支付购买在巴里加沙销售的食品。它深受兴都库什地区统治者的喜爱，他们感叹钱币的设计、形状和样式，然后让雕刻师照原样制作——而雕刻师本人可能就是罗马人，或波斯人，或印度人，或中国人，或就是学过造币技术的当地人。这是一个相互联系、非常复杂、渴望交流的世界。
　　　　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塑造过去的历史，但古代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为我们所知。如果把罗马看成是西欧文明的祖先，我们就忽略了一个事实：它与东方紧密相连并在许多方面受到东方的影响。古代社会确实是我们今日社会的原始模板：充满生机，竞争进取，成熟高效，精力旺盛。一个布满了城镇的区域带，形成了一条横跨亚洲的锁链。西方开始注视东方，东方开始注视西方。东西方共同增进了印度、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交流沟通——古丝绸之路充满了生机。
　　　　从由共和转向帝制之日起，罗马的目光就一直锁定在亚洲，由此它拥有了自己的灵魂。对于君士坦丁来说——同样也是对罗马帝国来说——他们找到了上帝，而这种新的信仰同样来自于东方。令人吃惊的是，信仰并非来自波斯或印度，而是来自一个不起眼的行省——三个世纪之前，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是那里的总督。
　　　　基督教义即将向四方广泛传播。
　　　　
　　　　第二章
　　　　
　　　　信仰之路
　　　　连接太平洋、中亚、印度和波斯湾的通道上不只是货物在流通，还有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和神有关的。智慧和宗教的交流在这片地区一直非常活跃，如今则变得更为复杂、更富竞争性。地方宗教和信仰体系开始与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宇宙观相碰撞，形成了一个使各种思想得以相互借鉴、相互改善并最终焕然一新的大熔炉。
　　　　自亚历山大大帝将希腊的观念文化带到东方之后，东方的思想很快就有了新的方向。佛教的种子在亚洲迅速播撒，特别是在阿育王的大力支持之下（他在公元前3世纪创建印度帝国之后，对屠杀场面深感悔悟，开始努力推广佛教）。这一时期的碑文证明，在叙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都有大量的佛教信徒在拜佛祈祷。有一支宗教被称作“治愈者”（Therapeutai），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发展了几个世纪，其特征和佛教别无二致，包括使用寓言式的经文、强调通过祈祷获得精神觉醒以及摆脱自我以求得内心平静。
　　　　原始资料的模糊表述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追踪佛教的传播途径。然而幸运的是，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描述了佛教在印度次大陆流行并传播到其他地方的情况。地方统治者必须决定是否容忍其出现，是取缔禁止还是接纳支持。有个人就采取了后一种策略，他就是公元前2世纪时的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Menander）——亚历山大大帝手下大臣的后代。据《那先比丘经》（Milindapa？hā）记载，国王在一个得道高僧——他的睿智、热情和谦恭与当时世界的肤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的劝说下，皈依了新的修道之路，并坚信自己能够通过佛教的教义悟道。
　　　　丝绸之路上的智慧空间和神学空间十分拥挤，神祇和宗教派别、神职人员和地方首领在这里相互竞争。这不是一般的较量。这是一个人们特别能接受从世俗观念到超自然观念的时代，并且是一个宗教信仰承诺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时代。不同信仰之间的竞争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些宗教——无论是印度教、耆那教、佛教还是那些根植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还是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以及即将问世的伊斯兰教——或在战场上取胜，或在谈判桌上取胜，争相向人们展示其文化的优越和神明的灵验。对错的原则简单而粗暴：一个得到神或众神眷顾的世界才能够发展壮大，而那些崇拜虚假偶像、相信空头承诺的国家则注定遭受重创。
　　　　统治者很愿意为在竞争中占优的宗教投资，比如兴建豪华的神殿。因为通过强化与这些拥有极高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力的祭司的关系，统治者能更好地掌控政权内部的各种势力。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处在被动地位，一味听从某个独立宗教集团（有时可能还是世袭的）的教义；相反，统治者可以通过引进新的宗教强化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从印度北部延伸到中亚大部分地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国王崇尚佛教，但同时也左右着佛教的发展和演变。这对于一个非本土的统治政权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通过宗教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融合各种元素，使宗教观念能够被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了解、接受。于是，贵霜建立了神庙（Devakula），或称“众神殿”，升华了一种该地区本就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使之与佛教相融合。
　　　　巴克特里亚的弥兰陀王最先在他铸造的钱币上宣称，他不仅是统治者，而且是救世主——他专门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