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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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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释道：“我们不能让阿拉伯人生我们的气。”如果他们生气了，中东地区的石油供应量将出现整体下降，因为运河会被关闭，石油生产也可能被停止，那些对受到肆无忌惮恐吓的埃及抱有天然同情的本地区其他国家也会实行石油禁运。“只要中东地区拒绝向英国提供石油一至两年，我们的黄金储备就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了黄金储备，英镑区（sterling area）就会分崩离析。一旦英镑区崩溃而我们又没有任何储备……我很怀疑我们是否还能负担得起最低限度的国防开支。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防，那它也就走到了尽头”。这是不可避免的糟糕结局。“即便如此”，艾森豪威尔本人在私下承认道，“对于西欧面临的燃料及金融的困境”，我们还是“无法袖手旁观”。然而，正如他在给北约（NATO）首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Lord Ismay）的信中所说的，做任何事都“不要激怒阿拉伯世界”。
英法两国陷入了困境。尽管华盛顿设计了从美国向西欧运输石油的计划，但是为了解决埃及问题，该计划被故意搁置了。由于预见到英国经济会崩溃、英镑将大幅贬值，伦敦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财政援助——仅仅过了40年，英国就从世界的霸主沦落到了伸出帽子向人乞讨的境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更丢人的是，为了争夺苏伊士运河这颗西欧最珍贵的宝石而向埃及派出的部队，现在没有完成任务就被撤回了。全球媒体都在关注英国部队的这次撤退，这标志着世界已然发生了改变：印度被放弃了，伊朗的油田也脱离了英国的控制，现在又轮到了苏伊士运河。1957年首相安东尼？艾登的辞职仅仅是帝国衰落尾声中的又一插曲。
另一方面，当美国进入亚洲屋脊之后，它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新责任。它不得不小心翼翼，苏伊士运河危机就是前车之鉴。英国的威望和影响力一蹶不振，预示着阻挡苏联向南扩张的计划很可能“因共产主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成功而彻底失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底这样写道。
而且，军事行动的流产还在整个中东地区重新唤起了一股反西方情绪。纳赛尔鼓起勇气并最终战胜西方军事压力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该地区的民族主义煽动者。随着埃及领导人地位的大幅提升，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发，将所有阿拉伯人统一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也随之扩散。这种团结一致的声音将使他们在西方集团和苏联阵营之间取得平衡。
其实早在纳赛尔的冒险政策取得成功之前，一些精明的观察者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结果。美国驻德黑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比其他任何美国人都了解这一地区，他认为民族主义的声音必将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他在1953年写道：“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未来的中东国家……将聚在一起共同商讨政策。”纳赛尔正是这一趋势的带头人。
这些情况促使美国的立场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总统敏锐地意识到苏联正在中东寻找机会，他告诉国会：“美国应该赶在苏联之前填补中东的权力真空”，这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而言至关重要，也是“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于是，国会批准了一项耗资巨大的预算，用以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除此之外还授权为受到武装侵略威胁的国家提供保护。美国人必须抢在苏联前面先发制人，同时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一个比纳赛尔更好的选择，一个能让他们从华盛顿获得大量拨款的选择。
美国的新立场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赞成。以色列人对美国改善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努力就很不以为然，他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的保证，即美国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也将使以色列受益。以色列人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正在被愤怒的敌人所包围，特别是在苏伊士干涉行动失败之后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虽然以色列军队为支援英法两国而进行的协同作战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该国正在迅速成为西方干涉本地区事务的象征，以及这种干涉的受益人。因此，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矛盾让美国援助的计划受到了不少质疑。
以色列现在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关注的重点。正如几百年前十字军在圣地所遇到的情况一样，以色列这个由外来户建立的国家，其本身就是让阿拉伯人摒弃分歧团结一致的原因。以色列人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为原本四分五裂的敌人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目标。
叙利亚领导人大力支持纳赛尔及其统一阿拉伯世界的构想，他的反以言论尤其强烈。1958年初，叙利亚与埃及正式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是统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步。华盛顿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进展。亨德森大使警告说，阿拉伯的团结一致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全力应对着可能出现的局势变化，国务院当中充满了争议，很多人相当悲观。一份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的文件焦虑地指出，纳赛尔提出的激进民族主义很有可能席卷该地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已经因埃及领导人在苏伊士运河的成功以及与叙利亚的合并而被削减。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的哥哥、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为：纳赛尔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铺平道路；是时候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在我们必须要保护的地方垒起沙袋”。
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引发了巴格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来说，作为美苏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正变得越加诱人。不过随着人们对纳赛尔支持的日趋狂热、当地反西方情绪的持续发酵，以及对以色列言辞的愈发激进，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达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与他一起在英国受训的同学送给他“耍蛇者”的外号）领导的伊拉克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政变军官冲入王宫，抓获了王室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并在王宫前面的草坪上将其处决。王储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个沉着严肃的人）的尸体被“像狗一样拖到大街上”，然后遭到分尸和焚烧。第二天，曾亲眼见证了中东变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装成老妇人出逃的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人发现，并当场处决。人们兴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残缺的尸体在全城游行示众。
这些事件让苏联的扩张步伐更加坚定。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首脑会晤中告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联很快就会像摘熟果子那样把伊朗收入囊中。这并不是虚张声势，伊朗秘密警察的头目已经在密谋推翻伊朗国王。在一次暗杀行动失败之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它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克格勃）开始着手在伊朗全境布置着陆点和军火库，为煽动民众起义并推翻君主统治作准备。
伊拉克的情况似乎更加糟糕，美国一位高级幕僚写道：“它几乎注定会被共产主义者接管。”局势的恶化导致了西方与纳赛尔的再次结盟，后者开始被认为是“两个魔鬼当中相对较好的那一个”。美国急于与这个喜怒无常的埃及领导人建立联系。纳赛尔本人也意识到，随着“共产主义在中东的进一步渗透”，阿拉伯民族主义很可能会与之妥协。伊拉克的新领导层决定自己规划未来方向，从而脱离纳赛尔及泛阿拉伯主义，这恰好促使华盛顿与开罗走到一起，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双方对“苏联幽灵”的担忧。
针对巴格达的局面，美国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制订阻止“共产主义者控制伊拉克”的“公开或秘密的手段”。由于原始资料尚未公开，我们很难知道中情局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次1959年下半年推翻卡塞姆（这位民族主义总理废除了伊拉克的君主体制）的阴谋。我们只知道有一位参与者在混乱中擦破了小腿，但他后来将自己在这场行动中的作用宣扬得近乎神话，以显示他的决心和勇气。他的名字叫作萨达姆？侯赛因。
在这一事件中，中情局是否帮助了阴谋分子尚不能确定，尽管有记录显示美国情报机构在政变发生前就知道它会失败。一些精心策划的、针对关键掌权人物的暗杀行动——比如一位伊拉克上校收到了一块印有字母的、已经失效的毒手帕——也表明有人试图确保巴格达不投入苏联阵营。卡塞姆最终在1963年被推翻也许并不是个巧合，美国人对他的下台一点儿也不意外，并在后来称“中情局已经详细地预测到了这个结果”。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1955年，莫斯科认为大草原为建造一系列制导天线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环境，让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监控导弹的飞行，同时那里也足够偏僻，不会威胁到现有的城市，因此决定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秋拉塔姆（Tyuratam）修建一座大型的远程导弹测试基地——这就是后来的拜科努尔（Baikonur）航天发射基地，是苏联重要的弹道导弹研发和测试基地。在该航天中心完工前，苏联就已经发射了射程超过600英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R…5导弹。1957年，它的下一代、射程为5000英里的R…7（它在北约的代号更为知名：SS6“警棍”）开始生产，极大地提升了苏联对西方的威胁程度。
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的发射，以及Tu…95“熊”和米亚西舍夫（Myasishchev）3M“野牛”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投入使用，使得美国军方更加焦头烂额。美国人必须能够监视导弹测试，密切关注苏联在弹道导弹上的进展以及不怀好意的发射活动。一提到冷战，人们通常会想起柏林墙，以及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主要竞技场的东欧。然而，冷战的真正战场其实是位于苏联下腹部的那一长条地带。
美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苏联南部边境诸国的战略意义。如今它们变得更加重要。巴基斯坦境内的空军基地、监听站和通信网络成为美国国防战略的关键部分。随着苏联的导弹技术发展到洲际阶段，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机场承担着重要的情报搜集任务。U…2侦察机从这里起飞，负责对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基地以及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的钚加工厂等主要军事设施进行侦察。1960年，加里？鲍尔斯（Gary Powers）就是从白沙瓦起飞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附近的苏联领空被击落，这是冷战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之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人声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助了多个铁腕人物的力量，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为了权力不择手段。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Ayub Khan）于1958年领导了一场政变，并狡猾地称之为“摆脱共产主义的革命”，以获得美国的支持。美国很乐意和他打交道。他的西方朋友不会因他实施戒严令而谴责他，反而称他“打击的对象只是那些破坏巴基斯坦道德制度的人”。“恢复宪政”不过是一句空话，每个人都清楚军事独裁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阿尤布宣布它将持续“数十年”，直到教育水平提高到可以放手让民众投票选出他们的领导人之后。美国非常愿意向这个立场可疑的盟友提供大量的武器：响尾蛇导弹、喷气式战斗机和B…57战术轰炸机不过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出售的众多武器中的一部分。
这进一步提升了军队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导致该国国家预算的65％以上都花在了军事开支上。这似乎是美国人为了保持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较于推进社会改革，与独裁者合作似乎更为快速有效，即便这样做会扼杀民主制度，会种下根深蒂固的恶果。
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阿富汗。例如，阿富汗总理穆罕默德？达乌德（Mu？ammad Dāwud）在20世纪50年代末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为了表示重视，他在停机坪受到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热烈欢迎，之后又受到了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热情招待，后者竭力提醒阿富汗总理穆斯林所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美国在阿富汗推行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如赫尔曼德河的大规模灌溉系统，以及大刀阔斧的教育体制改革。如今美国承诺给予阿富汗更进一步的援助，以免落后于苏联人——后者为阿富汗送去了大量贷款，一些援建的基础设施也已投入使用。
当然，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这两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获取渔翁之利。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0年代末以私人身份访问喀布尔时，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给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样多的援助。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答应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朗的动摇也开始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深感不安。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现出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倾向。在那之前，苏联资助的一个电台曾经展开了一场指责伊朗国王的宣传攻势，毫不留情地称这位伊朗统治者是西方国家的傀儡，并号召工人揭竿而起推翻他的残暴统治。这足以让国王开始考虑改变伊朗与苏联之间所谓的“完全敌对”的关系，并开启更多的沟通与合作渠道。
这给华盛顿敲响了警钟，美国的战略家们认定，伊朗是苏联南部边境地区一枚重要的棋子。一份报告指出，从60年代初开始，该国“在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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