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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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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讯要拖延到两周之后才开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避重就轻的、充满弹性的司法案例，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华盛顿特区。
当美国与伊朗勾结在一起的消息爆出后，萨达姆？侯赛因顿时怒不可遏，因为直到这之前，伊拉克还相信美国是支持自己与这个邻国兼敌人作战的。在1986年11月里根的第一次电视讲话后，萨达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都说了些什么。萨达姆怒斥此次军售是无耻的“背后放枪”，美国的做法刷新了“恶劣及不道德行为”的新低。他推断，美国想让（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而其他人也同意，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可能只是阴谋的冰山一角。几周后，伊拉克的一位高级官员称，美国一定会继续其针对伊拉克的阴谋；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附和道，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遭到背叛的愤怒让伊拉克人刻骨铭心。“不要相信美国人！美国人是骗子！不要相信美国人！”20多年后，从巴格达找到的一卷录音带中还可以听到这样的劝告。
伊朗门丑闻不仅导致了华盛顿的大换血，它还在80年代中期从根本上造就了伊拉克人的受害心理。如今，由于美国的背叛，萨达姆及其政府官员觉得到处都是阴谋。伊拉克领导人开始关注间谍，并声称如果被他找到，他将切断他们的喉咙。其他与伊朗或美国距离太近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后来美国的一份高级别报告指出，萨达姆在伊朗门事件之后坚信“华盛顿不值得被信任，甚至打算抓住他本人”。
伊拉克人普遍相信美国善于两头下注并出卖朋友。美国人曾经和伊朗国王交朋友，而现在他们却试图巩固与霍梅尼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军事及经济援助被送给阿富汗的乌合之众，仅仅是为了对抗美国的长期敌人苏联。当萨达姆符合华盛顿政策制订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帮助他东山再起；而当他不再有用时，就被牺牲掉。美国人这种利益至上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他们必须在实行帝国主义式外交政策的时候更加小心翼翼，对后果更加深思熟虑。20世纪下半叶，为了争夺丝绸之路沿道国家的控制权，美国每次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后果，有时还会给今后埋下一些更加棘手的问题。将苏联赶出阿富汗的目标的确实现了，但几乎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国在伊拉克显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正如美国国防部长所指出的，脸上无光的美国官员在伊朗门丑闻后竭力“挽回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信用”。他们为伊拉克偿还数额巨大的透支信用、制订促进贸易的政策（包括放宽对军民两用和其他高科技出口的限制），并资助那里落后的农业。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重新赢得萨达姆的信任。然而事实上，巴格达方面对此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尽管伊拉克领导人接受了这些提议，但他认为这一定是另一个陷阱——也许是在为军事入侵作准备，也许是企图给正在为偿还两伊战争的债务而焦头烂额的伊拉克人火上浇油。
据美国驻巴格达大使称，伊拉克人“坚信美国的目标是伊拉克。他们每时每刻都对此表示抗议……而我认为萨达姆？侯赛因对此也深信不疑”。1989年底，一则关于美国正在策划反对萨达姆政变的小道消息开始在伊拉克领导层不胫而走。塔里克？阿齐兹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伊拉克已经掌握了美国图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证据。这种危机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严重的妄想症，无论美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误解。
伊拉克的不安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当华盛顿突然在1990年7月取消了白宫曾经批准的贷款担保之后，原因是这项为巴格达提供财政援助的议案遭到了国会的阻挠。更糟糕的是，除了撤回了7亿美元的资金，美国还开始因伊拉克曾经使用毒气而对他们施加制裁。在萨达姆看来，历史再一次重演，美国又耍起了他们那说一套做一套的偷偷摸摸的手段。
此时，伊拉克军队正在该国的南部集结。“我们不会插手这件事。”1990年7月25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皮（April Glaspie）在拜会萨达姆？侯赛因时这样说道。一份20世纪末最为人诟病的文件详细记录了此次会谈的内容：大使告诉萨达姆，“她接到了布什总统关于改善美伊关系的直接指示”，并赞赏萨达姆“为重建国家作出了非凡的努力”。格拉斯皮还对这位伊拉克领导人说：“我们知道你需要资金。”
后来，另外一份同样被公开的备忘录显示，萨达姆在会见过程中显得“很诚恳、理智，甚至充满热情”。他承认，伊拉克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萨达姆说道，天然气的钻取、长期的边境争端、低迷的石油价格，当然还有两伊战争所带来的债务，都是目前伊拉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如果伊拉克能够控制与科威特存在长期争端的阿拉伯河水道，目前这些问题就都可能被解决。他问道：“美国对此是什么态度？”
“我们认为伊拉克与科威特的争端属于你们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对此我们不持任何立场。”大使回答道。她进一步解释道：“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指示我再次强调美国曾经在60年代对伊拉克所作的表态，即科威特问题与美国无关。”于是，得到美国许可的萨达姆在一周之后放心地入侵了科威特。
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在接下来的30年中，发生在这些亚洲屋脊国家的事件将左右全球的局势。为了控制和影响这些国家，战争、叛乱和国际恐怖主义层出不穷。但与此同时，机遇和希望也开始在一个广阔的地区生根发芽：不仅局限于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还有黑海以东的那些国家，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塞拜疆，以及从俄罗斯到中国。这一地区从来都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每一事件都与新丝绸之路的出现有关。
第二十五章
悲剧之路
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改写了整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人类历史。萨达姆曾经留给英国人的印象是一个“带着迷人微笑的漂亮年轻人”，丝毫没有自己同僚的那种“虚伪的友善”，说话“从不拐弯抹角”。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驻巴格达大使认为，萨达姆“是条汉子，只要你多了解他一些，就有可能和他共事”。法国人将萨达姆视作“阿拉伯的戴高乐”，他的“民族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曾受到希拉克总统的高度赞赏。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还曾经打算支持萨达姆，以提升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美国在该地区的立场”。
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12月告诉他的心腹顾问，进攻科威特是伊朗门事件后的自卫手段，以及对美国两面三刀行为的报复。但其他国家可不这么看。入侵爆发之后，一系列经济制裁随即展开，联合国也要求伊拉克立即撤军。看到巴格达对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视而不见，各国开始酝酿更强硬的措施来解决问题。1991年1月15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授权对伊拉克展开军事行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履行宪法赋予总统和三军统帅的职责和权力”。批准动用“美国海陆空的常规军事力量以及盟国部队”的美国国家安全部第54号令一上来并未提及伊拉克的侵略行动以及它对科威特主权和国际法的侵犯，相反，布什总统的表述是这样的：“获取波斯湾的石油以及保护该地区重要的盟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为之后30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是对美国力量和利益的直接挑战。
大规模攻击随即展开，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将军负责指挥由众多盟军组成的多国部队。他的父亲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军的一员为保护伊朗而战，并且参与了阿贾克斯行动（导致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的下台）和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组织萨瓦克的组建（该组织在1957至1979年间一直是伊朗人民的噩梦）。多国部队空袭了伊拉克的防空力量、通信设施和军工厂，同时地面部队从伊拉克南部和科威特登陆。这场沙漠风暴行动规模壮观、场面宏大，而且动作迅速。1991年1月行动开始后仅6周，布什总统即宣布停火，并在2月28日的电视讲话中指出：“科威特获得了解放，伊拉克军队被击败，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成。科威特再次回到了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科威特人手中。”他接着说道，“现在还不是狂欢的时候，斗争尚未结束。我们必须把注意力放到胜利和战争之后。”
布什的支持率飙升，甚至超过了杜鲁门总统在1945年德国投降后的水平。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此次战争目标明确且迅速实现，同时多国部队的人员伤亡也很少。美国并不打算推翻萨达姆政权，除非后者使用“生化或核武器”、支持恐怖袭击或破坏科威特的油田。布什总统表示，如果发生以上情况，“替换伊拉克现有领导层将成为美国的明确目标”。
然而，尽管伊拉克军队已经破坏并点燃了许多科威特的油井，美国还是做出了及早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并受到了阿拉伯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广泛支持。20世纪90年代末，布什总统在他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合著的一本书中写道：我们忽略了伊拉克的这些破坏行为，部分原因是进攻伊拉克首都看起来有些“画蛇添足”。除了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盟国的反对之外，美国也意识到，进攻伊拉克本土并“消灭萨达姆”的代价过于高昂。
“我们决定不进入巴格达。”1992年，国防部长迪克？切尼在“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的一次讲话中说道，“因为那绝不是我们的目标。那不是美国要干的事，也不是国会要干的事，同样也不是这些盟国团结在一起的初衷。”他接着说道，“而且，美国也不想陷入接管和治理伊拉克的泥潭。”推翻萨达姆是一件困难的事，他承认，“我所考虑的问题是：萨达姆还值得我们付出多少伤亡？答案是：决不能太多。”
不过，决定保留萨达姆政权仅仅是美国的公开立场，在私底下就很难说了。1991年5月，就在美国宣布停火的几周后，布什总统批准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创造条件将萨达姆？侯赛因搞下台”。他为此划拨了1亿美元的秘密活动经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积极地扶植符合其不断膨胀的战略利益的政权。如今再一次证明，为了将其观念强加给这一地区，华盛顿不惜颠覆当地的政权。
在20世纪90年代初，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美国人的勃勃野心。德国的柏林墙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不久倒塌，而在美国击败伊拉克后几个月内，苏联也自己解体了。1991年的圣诞节那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辞去了苏联总统职务，并宣布苏联解散为15个独立的国家。这简直是“《圣经》里才会出现的巨变”，布什总统在几周后评论道，“上帝保佑，美国打赢了冷战”。
在俄罗斯，巨变所引发的权力之争最后以一起宪法危机收场：1993年，军队坦克炮轰了俄罗斯政府所在地莫斯科白宫，保守派势力遭到了清洗。这一时期的中国也在经历重大的转型：邓小平等人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开始取得成效，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偏远的地区性势力改造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和政治抱负不断提升的大国。南非严酷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开始终结。自由、和平与繁荣的胜利鼓声正在敲响。
布什总统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说道，世界曾一度被分为两部分，而现在“只有唯一一个大国：美利坚合众国”。西方胜利了。当美国用高于一切的手段将他们的标志和礼物“民主”扩散至全世界时，他们在伊拉克的道德瑕疵也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在入侵科威特事件发生后的10年间，美国所推行的政策既模棱两可又野心勃勃。它不断宣扬解放伊拉克的功绩，并极力推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它也时而多疑、时而粗暴地维护或扩张自己的利益，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在海湾战争结束之后，联合国通过687号决议，在保护科威特主权的同时也对伊拉克实施了制裁：禁止向伊拉克出售或提供任何非食用、药用和卫生用的商品或产品。为的是强制裁减伊拉克的军队，终止生化武器计划，同时迫使其签订承认科威特主权的协议。全面限制伊拉克出口和金融业的计划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穷人来说。据医学刊物《柳叶刀》（Lancet）初步估算，这些政策实施5年后，直接导致约有50万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1996年，莱斯利？斯塔尔（Leslie Stahl）在电视节目《六十分钟》中采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时指出，伊拉克儿童的死亡人数超过了1945年的广岛。奥尔布赖特回答道：“我想，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但是她接着说道：“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
制裁不是停火后针对伊拉克的唯一措施。达成停火协议后，北纬32度以北、北纬36度以南被划出了多个禁飞区。在90年代，美国、法国和英国一共出动了20万架次的武装飞机进行巡视。这些禁飞区覆盖了超过一半的伊拉克领土，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北部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教众。划定禁飞区是盟军的单方面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显示出西方势力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意图，只要条件允许，他们便会亲自插手。
这一点在1998年再次得到了证明。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伊拉克解放法》，表示美国官方“支持旨在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成立新政府的努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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