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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1917-第2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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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说了，联军什么时候有兵力优势了？如果乌法联军的战报都是真实的话，那么乌法战役第一阶段我们的兵力至少是对方守卫乌法的自卫军的一倍不止，就是打到后期，联军地面部队正式出现在乌法战场上，也没有看见一个对方以多打少的先例，充其量，联军地面部队占有火力优势罢了！”加米涅夫越说越来劲。
军事不是布哈林的强项，哲学、主义和布尔什维克运动才是这厮的研究的重点，一时间被加米涅夫说的有点张口结舌理屈词穷。
“都不要争了，乌法战役的失利，最大的责任在莫斯科，在中央委员会，在最高军事委员会，在座的各位都有责任，当然，我这个中央委员会主席难辞其咎，列夫·达维多维奇，你们全俄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全俄的苏俄红军，你能说你和斯维尔德洛夫没有责任？其他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没有责任？”乌里扬诺夫显然不想在责任问题上浪费时间牵扯精力，一挥手把责任全兜了起来，当然，在座的中央委员人人有份，谁也跑不掉，此言一出，不但托洛茨基只好点头，承认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审核下面的作战方案时存在对困难和敌情的估计不足的失误，领导责任那是跑不了。
既然连乌里扬诺夫和托洛茨基都借着这当口做了自我检讨，其他中央委员还能说啥，除了检讨和替领导分担责任，其他关于乌法战役责任追究的话题就此揭过不提。
其实要说责任，前线每一个集团军的指挥员都有责任，问题是，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不知所踪，其他集团军一级的指挥员都进了乌法联军的战俘营，这时候把责任全推过去于事无补，还背个落井下石的名。
这个时候，亲自看着电讯室的电台给乌法联军司令部发完了电报的捷尔任斯基，又推门回到了大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稿，一脑门子的汗，声音有点异样的道，“刚才我们的回电还没发过去，又收到对方一份最新的电报！”捷尔任斯基此言一出，室内的苏俄中央委员们就惊的忍不住纷纷站了起来，平时就一惊一乍爱咋呼的布哈林更是声音颤抖的道，“对方说什么了？又提什么新的条件了么？我说吧，此一时彼一时，我们回应的越慢，就月给了敌人趁机提高价码的机会。”“不要吵吵，注意你们的形象，好歹还是中央委员呢，跟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沉不住气，捷尔任斯基，乌法联军的新电报说什么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看！”苏俄中央委员会主席显然对乌法联军的新电报给自己的中央委员们造成的恐慌大为不满，一个箭步上去从笨嘴拙舌的捷尔任斯基手里抢过了电报，自己看了起来！
“这可真是见了鬼了，那个乌法联军的指挥官以为他是谁，这就真的对我们这边的事情开始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来了，简直是欺人太甚！”乌里扬诺夫斯基啪的一声把电报稿拍在了会议桌上，掐着腰背着手在偌大个会议室里团团乱转，显然是被乌法联军的新电报气的不轻。
布哈林手疾眼快，一把抄起被拍在会议桌上电报稿，凑到光亮处念了起来：乌法联军总司令王庚致苏俄中央委员会主席乌里扬诺夫并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及全体苏俄中央委员：为避免你们重犯之前在埃赫和勒热夫斯基的家属处理问题上所犯的严重的反—人类反人权反人道的错误，我代表协约国乌法联军正式向你们宣布，所有乌法战役中在伏尔加河右岸被联军俘虏的苏俄红军军人，从集团军司令一直到普通一兵，鉴于他们是俄国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目前这些进入战俘营的前苏俄红军军人，均受到乌法联军的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协约国联军保护。
并且，所有这些战俘的家属，包括直系亲戚父母兄弟子女，包括妻族，包括他们之前的朋友、战友甚至邻居，所有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和往来的人，都优先受到乌法联军的保护，任何这些和战俘相关的亲戚、朋友、战友、同事、邻居、同学、老师等等，包括以上人等但不限于以上人等，都受到联军的保护！我们统称以上人等为红军战俘家属！
在苏俄控制区，任何对联军战俘营中的苏俄红军战俘家属的迫害，都将被视为对乌法联军的挑衅和蔑视，都将严重影响到乌法联军和你们达成的任何未来协议的签署和履行！
如果你们想继续和我们坐下来谈判并寻求和平，以上的警告请你们随时牢记在心头，一旦查实联军战俘营中苏俄红军战俘的家属受到迫害，我们将停止谈判并把战争进行到消灭你们为之，这不是游戏，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军人的尊重！
乌法联军总司令王庚1918年7月14日21：00发自乌法。
第四百九十章左与右的激烈碰撞
布哈林语声颤抖的把乌法联军最新发来电报里的警告或者说通牒读完，整个克林姆林宫大会议室里可就炸开了锅，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维尔德洛夫的情绪最激动，只有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铁青着脸没有啃气，至于布哈林，则气的双手颤抖直喘粗气。
“好了！都安静一点！现在可好，乌法联军随便发一份电报就能把我们的苏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会唬的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这样下去还怎么领导全俄苏维埃政权？还怎么领导布尔什维克全党？敌人都不用打仗了，光一天发几封电报我们就要垮台了！”乌里扬诺夫停下脚步，挥舞着手臂伸出右手的食指在空中划着圈，一边用一连串的俄语大声吼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是乌法联军和那个中国王在收买人心和宣传，我们绝不能上他们的当，咱们要是跟着对方的指挥棒转的话，下面的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建议，捷尔任斯基同志的契卡应该尽快行动起来，把在伏尔加河右岸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的指挥员和政委们宣布为苏维埃的叛徒和敌人！”布哈林掌管苏俄中央的宣传和舆论，又接替了之前乌里扬诺夫同志的《真理报》主编的位置，这厮喊起左派口号来的时候比谁都激进，当然，在1918年这个全俄血雨腥风各派势力殊死搏杀的年月里，任何对敌人的软弱和姑息都将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
“之前对埃赫和勒热夫斯基家属的审判、流放和枪决，本来就值得商榷，苏俄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建军原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对战俘问题，我再次建议苏俄中央要慎重考虑，如果我们在对待战俘家属问题上搞株连和肃反扩大化，会把被俘后英勇不屈的红军将士包括指挥员和一般战士，都送到敌对势力那边！”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阴沉着脸开了口，上次在如何对待被俘的苏俄红军高级将领家属问题上，托洛茨基对以乌里扬诺夫为首的其他中央委员们的偏激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抗争，但最后还是妥协了，这次他不打算再轻易放弃。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见托洛茨基发了话，刚才还慷慨激昂的情绪顿时冷静了下来，对他们两个来说，倒不是说反对托洛茨基的温和主张，而是不能接受乌法联军作为敌人和第三方势力，居然对苏俄内政指手画脚。
这和布哈林、斯维尔德洛夫的铁血和冷酷的把被俘人员宣布为叛徒，并逮捕、审讯、枪决和流放被俘人员家属，作为震慑苏俄红军将士，严令宁可战死也不许投降的红色—恐怖手段有本质的不同。
事实上，在王庚前世，在二战中，那个奥地利下士和格鲁吉亚铁匠一样，都不能容忍自己的队伍在陷入困境的时候放下武器投降，宁愿他们全部战死，并且给出的命令都几乎一样，不许后退一步！
对王庚来说，他秉承的是英美法等协约国主要国家对待自己军人被俘的态度，在弹尽粮绝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可以放下武器走进对方的俘虏营，等待本方谈判或者交换俘虏，但绝不允许调转枪口，也不允许被俘人员出卖自己部队的机密，除了你的兵种、军衔和姓名，其他一概不许泄露。
与此同时，王庚对联军的要求是，各级指挥员在山穷水尽必须投降的情况下，在通报了自己的上级或者司令部后，可以下令自己的部队投降，但下级指挥员和战士们可以选择接受命令，也可以不接受，对联军来说，每一个军人都有选择战斗到底的自由！
中国参战军的军人荣誉对中国军队将士来说渐渐成为了巨大的精神支柱，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各级指挥员或者普通的战士，都有选择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神圣权力。
“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不得不提醒你，任何对敌人不必要的宽容都会严重的损害甚至葬送我们伟大的事业，苏维埃必须用血与火的雷霆霹雳的手段来捍卫！我们绝对不能姑息苏俄红军和沙俄军队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军队那样，随随便便就放下武器投降，为了苏维埃，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不是放下武器投降！”最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一番话显然没有打动布哈林，这厮第一个挥舞着双手唾沫横飞的嚷嚷了起来。
会议室内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都铁青着脸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显示这俩人也是绝不会轻易就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红色—恐怖是震慑敌人和队伍内部软弱动摇分子的强有力保障，放弃这些强硬到有些残酷和不分青红皂白的手段，将大大削弱苏维埃的战斗力和坚韧性！
“好了！这个问题上次因为对埃赫和勒热夫斯基两个人被俘后的处理已经吵过一次了，现在再争也没多大的意义，苏俄红军必须保持布尔什维克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每一个指挥员每一个战士都应该战斗到最后一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任何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的行为都是背叛！”乌里扬诺夫同样铁青着脸，挥着手强调苏俄红军不接受红军战俘这个观念，所有放下武器的人都是叛徒，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的清算是纯洁苏维埃队伍的必要手段，没什么可争的！
显然，苏俄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强硬表态让托洛茨基一时不知道如何说才好，会议室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托洛茨基都闭上了嘴来回踱步生闷气的这会儿，他们俩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尤其是乌里扬诺夫同志的话说的很重的情况下。
“那现在怎么办？乌法联军的电报就放在一边置之不理？宣布乌法战役中的被俘人员都为苏维埃的叛徒，继续把他们的家属都抓起来审判、枪决和流放？”最后还是加米涅夫沉默半晌之后缓缓的开口问道。
“就这么办，苏俄红军不需要懦夫和动摇变节分子，这些人这一次面对敌人会放下武器，下一次形势不利他们还会放下武器，意志如此软弱的人怎么能成为勇敢无畏的苏俄红军战士，又怎么能保卫苏维埃！”布哈林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唾沫乱飞的嚷嚷道。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么办不行，确实不行，事实证明，是否被敌人活捉，和是否背叛了我们的事业，这二者之间完全不能划等号，如果我们在对待苏俄红军被俘人员的政策上还是如此偏激和不近人情，那只会帮助我们的敌人，把更多的自己人推到敌人那边去，那样就中了乌法联军的圈套！”说话的是季诺维也夫，在苏俄中央，季诺维也夫算得上是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深有研究。
格里哥里·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年9月11日生于乌克兰，犹太人。这厮从小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南俄投身工人运动，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出国，在柏林、巴黎、伯尔尼从事国际工人运动。1903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
季诺维也夫1905年回到俄国，在彼得堡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这厮到喀琅施塔得组织水兵起义，算是第一次为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06年担任彼得堡党委会委员，1907年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参加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1908年一度被沙皇警察逮捕。同年夏再度出国，参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杨诺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报》的编辑工作。
欧战开始后不久，这厮到瑞士参加《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作，与乌里扬诺夫一起合著《战争和主义》一书，并和加米涅夫一起成为当时乌里扬诺夫同志的助手和亲密战友。
季诺维也夫1917年4月归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作，任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副主编。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十月革命准备过程中这厮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和加米涅夫一起在非党报纸《新生活报》发表声明，宣布因为反对武装起义的计划，而退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这事实上向敌人通报了起义计划，为此受到乌里扬诺夫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因此从党内排名三四位的大佬位置一路往下掉。
而这份非党报纸《新生活报》则是大名鼎鼎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也就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同学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报纸。
乌里扬诺夫虽然后来表面上原谅了这两个书生意气的昔日亲密战友和助手，但是内心的隔阂却始终挥之不去，后来重用斯维尔德洛夫、约瑟夫和捷尔任斯基，未尝不是因为需要有新的追随者来填补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和自己渐行渐远的缺位。
这个季诺维也夫也是个信奉真理不畏上不唯上、有主见的家伙，在十月革命后，因主张成立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再次受到乌里扬诺夫和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可也正因为如此，去年12月这厮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
因为在去年，各地的苏维埃还是一个多党派多派系联合选举出来的组织，还远没有到布尔什维克一支独大的程度！
季诺维也夫虽然没有正经上过什么大学，却是个自学成才、理论和实践结合能力非常强的牛人，要不然当初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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