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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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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抢占了东三省,又侵占了山海关,争夺热河、长城,直到签订《塘沽协定》,策划华北自治。这时候的蒋介石缘何对日本人一让再让,能够让日本鬼子长驱直入中国的领土?原因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思想作祟。他一心想集中兵力剿共,想等到剿完了共产党,再收拾日本人。可是,事与愿违,日本人不让他实现自己的梦想,将侵略的魔爪向中国继续延伸,他们得陇望蜀,占了长城又想再饮长江水。蒋介石一心想剿灭共产党再扛抗日旗。可是,红军不仅没有被剿光,还长征到达陕北,率先打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此时热心内讧的蒋介石仍痴迷在剿灭红军的梦境里,没有清醒过来。直至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蒋介石惶惶觉得自己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此时,国共两党表面上握手言和,携手抗日,实际上,蒋介石将抗日二字还只是挂在口头上,没有真正放下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早在五年前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日本海军竟然要登岸保护闸北一带日本侨民,要求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蒋介石当时想的是,中日矛盾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暂且答应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所以,他完全不考虑中国人民的利益,命令十九路军撤退30公里。

蒋介石的软弱给了日本侵略者更大的野心,日本出动飞机,对闸北、真如一带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我许多无辜老百姓。十九路军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十九路军击毙敌军万余,逼得敌人换了三次指挥官。明明是胜利者,南京政府竟同日本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让中国人民再次蒙受屈辱。

卢沟桥的枪声,又让蒋介石寝食难安。

老蒋的态度变了(2)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率领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的鼓动及催促下,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就卢沟桥事变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事的解决。”蒋介石在讲话中还提出了中国政府的四点明确立场:

(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我国外交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7月17日的讲话中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庐山讲话,于7月19日以“最后关头”为题,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到南京研讨抗日对策。同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国民党内部的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日,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仍在谈与打中犹豫,不过喊打的声音提高了一些。

一意孤行的日军,不管蒋介石采取什么态度,野心不改,我行我素。7月中旬,日军从东北和日本向平津及华北大量增兵,7月28日深夜,日军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第二十九军士气旺盛,以大无畏精神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在北平南苑阵地指挥战斗中,以身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突围中光荣牺牲。由于蒋介石备战不足,第二十九军节节败退,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由于平、津失守,日军利用优势装备,采取南北夹击战术,一面以精锐之军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东边上海登陆。企图以武汉为中心目标长驱直入,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抢占中国沿海物资,分割中国应战军队,中国政府的整个抗战部署,就会支离破碎,从而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

8月上旬,日军按预期战略计划实施,主力南下的同时,另一部从上海登陆,淞沪战役应势发生。日军进攻上海也炮制类似狼吃小羊的借口。8月9日下午,日本两名海军陆战队官兵,驾车强行冲入虹桥军用机场,明目张胆地探测中国军队的情报。中国哨兵喝令他们立即停车退出,谁知那两名日军不但不听,反而开枪射击。守军当即予以还击,把那两名官兵当场击毙。驻扎在上海的日军立刻提出“抗议”,要求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拆除防御工事。在遭到我方严词拒绝后,日军就将海军陆战队和军舰集中到吴淞口一带,作好了大举进攻上海的准备。日军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京(南京)沪(上海)警备司令长官张治中立即亲率第五军驻守上海周围,同时调集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火速赶到上海,准备迎战。

蒋介石之所以能下定决心抗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安事变以后,国共两党代表分别在杭州、庐山会议上,达成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口头协议及部分条款的文字协议,尤其是8月12日,中共代表在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上实事求是的发言,对蒋介石的启发和鼓舞极大。

8月12日这天上午10时,南京的主要街道两旁增加了一些抗日的标语,从机场到中央饭店的马路上,一下子平添了许多军警、岗哨。明眼人一看便知,今天将有不平凡的人物到来。

果然,先后从西安飞来的飞机,给南京送来的贵宾是红军总司令朱德、苏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副总参谋长叶剑英。

将近中午,来自延安的贵宾被邀请到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进午餐。主人当中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的代表、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兼侍从室副主任姚琮,高级将领陈诚、顾祝同、周至柔等国民党要人。昔日在战场上交锋的对手,今天重又举杯共饮。他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同饮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如今都是肩负着治国重任的一代军人,在民族危难之际,没有解不开的疙瘩,没有化解不了的历史旧账。

午后3时,中共的三位代表出席了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这是一次难得的会议,议程中有内部关系的调整问题,也有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国共两党在敌对了十年之后,双方高层人物终于坐在一起,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老蒋的态度变了(3)

会议开始,蒋介石先说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何应钦将他在庐山谈话会上的那篇充满了悲观情绪的讲话,重新在会上搬了出来,而且经过修改加工,悲观主义的论调似乎更加完整。他认为,敌强我弱,中日双方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强调种种困难,特别是缺乏装备,抗战前途令人忧虑等等。

何应钦的悲观论调给国防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周恩来感到问题严重了,如不立即批驳

,将给会议和抗战前途带来有害的后果。他迅速站了起来,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在亚洲是一等的。这一点谁也不能否定。这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但是,日本是千岛小国,钢铁、煤、石油靠进口,资源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极其匮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德国法西斯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不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站起来补充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获得战争胜利不仅仅由武器装备的强弱决定,主要是人的因素,人的勇敢精神起着决定作用。辛亥革命时蔡锷将军不过是一个协统,他的人数少,而且武器装备差,几乎全是大刀长矛。而当时的总督李经义统帅着近十万人马,并拥有洋枪洋炮,却敌不过蔡锷的一万人马。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战争的胜负往往不是靠装备的精良,也不是靠人马的多少,而是靠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及部队的勇敢精神。李经义是大清王朝的大将军,但他是腐败朝廷的看门狗,代表着反对势力,人少武器差的蔡锷将军却代表着正义和进步力量,得到四川民众的广泛支持。他最终打败了李经义,就是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日本对中国采取的逐步蚕食政策,由于他们国小、地少、物少、人少、兵少,对长期作战不利。他们采取的是速决战,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充分利用地大物资丰富,人多兵多,可以充分动员民众参战,可以坚持持久战。而持久战是弱者对付强者的最佳的选择,持久战是战胜敌人的‘绞肉机’,我们不妨来个以我之长,击其之短,用持久战来消耗他们的力量。当前,我们一要反对亡国论;二要反对速胜论;三要反对单纯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惟有军队和民众相结合,才能战胜日本。”朱德一口气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挥舞着握紧的拳头,充满自信地总结了一句,“我坚信,只要坚持发动民众,坚持持久战,用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将日本强盗拖死!”

话音一落,掌声四起。

蒋介石也被他的一番分析所感动,更从周恩来、朱德那深邃的目光中,看到了中共代表的真诚和坦率。会议结束时,蒋介石握着朱德的手说:“玉阶(朱德的字)将军讲得好,如果打持久战能获胜,我一定抗战到底。”

朱德看出蒋介石话里的真诚,笑着说:“此次委员长的话可算数?”

蒋介石听出朱德话中有话,他是对自己说话的诚信度有怀疑,便十分认真地说:“玉阶将军,这次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中共的态度促使蒋介石果断地下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的表态,令朱德十分宽慰,他诚恳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都是军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我们要明确自己所处的位置,明确军人的责任与贡献。只要尽力了,就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无怨无悔。”

谁知,此时信誓旦旦要抗战到底的蒋介石,时隔不久却又产生了动摇。

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中国军队轰击,大战终于打响了。

淞沪战役之初,蒋介石的神经绷得紧紧的,他始终牵挂着这场战役的输赢。就在战役打响的8月13日上午10点——离第一枪仅45分钟后,蒋介石的急电就传到了南翔张治中司令官的手里:……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徒凭一时之愤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到目的之气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倭营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的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

张治中耐着性子看罢蒋介石的手令,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大战已一触即发,委员长却在南京忧心忡忡地说什么“希再研讨”。刀已架上了脖子,人头就要落地,火已烧到了眉毛,是研讨的时候吗?有研讨的时间吗?

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阻,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到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防务。

老蒋的态度变了(4)

张治中的意见是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政府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了黄埔路蒋介石官邸,主动请缨,恳切地说:“委座,我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发

制人,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他要打我而我不还手,‘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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