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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职员-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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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方的入侵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商高宗武丁时期，商朝与鬼方多次激战，虽然一时击退了鬼方，却未能消灭其根本。此后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时出没骚扰，其他各蛮族也乘机作乱，长期战争中，商朝的实力逐渐削弱。面对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的威胁，商人后来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属的周国去征讨其他蛮族。结果养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实力壮大。
周人发迹后，自称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夏朝以后才不幸“没于戎狄”。不过，现代史学家多认为周人最初与周边羌、戎各族并无区别，同样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考，他们本居于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为首领时，受到鬼方的压迫，南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里土地肥沃，周人遂改游牧为农耕，向商朝称臣纳贡，并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设置官制，成为一个新兴方国。
周人兼有华夏和戎狄的双面优势，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势力之间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古公父之子季历继任首领后，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见和赏赐，命他出师讨伐今陕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历出兵大获全胜，甚至捕获了对方的主要首领。此后十几年，季历又接连以王命的名义，征服和吞并了周围不少蛮族部落，因战功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诸侯之长）”。周国的势力急剧膨胀，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汉一带。传说季历的兄弟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自己“远窜荆蛮”，太伯还成了吴国的开国之君。不过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动人的故事不过为了掩饰周人在长江流域的殖民扩张而已。但周国的扩张还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觉，后来他将季历囚禁处死。
季历死后，世子姬昌继位，时约前1100年。《竹书纪年》载，姬昌即位初年，为报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实力尚在，周国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姬昌不得不韬光隐曜，臣服于商，还从商朝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为妻，但却难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纣，即后世所称的纣王）继位后，为翦除日渐强大的几个方国，罗织罪名杀了好几个诸侯国君，同时也将姬昌幽禁于里（今河南汤阴附近）长达七年。后来，周国卑躬屈膝，一再进贡美女珠宝，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觉，一遇赦就主动割让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对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龙颜大悦”，封他为“西伯”，甚至赐给他弓矢斧钺（象征征伐权），放他回国。
按说，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纵然开恩释放，又何至于给他征伐权然后放虎归山？这还得从帝辛本人说起。据《史记·殷本纪》，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贬损之辞，不难看到，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实是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性情刚烈而又过于自负的人物。据史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线索，此时，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对商朝的最主要威胁，帝辛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他认为西边的周国毕竟只是蕞尔小邦，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但是仇隙既在，难保不乘机作乱。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归国，不但暂时可以绥靖周国，而且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以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此后帝辛致力于用兵东南，和东夷各部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终于，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商朝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而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战争结束后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紧急军情：以周王姬发为首的西方诸国联军数万人已经进驻牧野，离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七十里地，而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战场！帝辛这才惊觉，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一场亡国大祸就在眼前了。
与帝辛的勇武自负相比，姬昌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从史书的描述来看，他文质彬彬，谦逊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岂能安然脱困归国？这两个人颇似近代欧洲的查理十二和彼得大帝：一个专注于武功，虽称霸一时，终于身败名裂；一个致力于文治，最终翦灭强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五十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了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时候作了《周易》，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左传》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侵凌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于阝（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更不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无疑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
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
“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他出兵时，将文王的灵位摆在中军的战车上，自称“太子发”，说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达盟津后，周军与诸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间祥瑞屡出，在渡黄河时，白鱼跃入武王舟中，据说象征商军落入武王之手，后来又有一道火焰化为赤鸟，飞到武王的营帐上鸣叫，又象征周德的昌盛。后来，不少诸侯都建议武王乘机一举灭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于是各诸侯班师回国。
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都是在打“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一年后，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伯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伯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武王无疑从来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同时通知去年在盟津的与盟诸侯一起出兵。
前1047年，文王受命十年年底，周师出兵前按惯例用甲骨占卜，本来只是走走仪式，不料结果居然大大不利，同时暴风骤雨忽然而至，更加动摇了周国君臣的信心。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吕尚一把抓起龟甲兽骨扔在地上，大喝道：“枯骨朽龟，知道什么天命！”在吕尚的坚持下，武王恢复了信心，出兵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诗经·大明》中记述此事，称之为“燮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和三千年后的“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这一计划，文王受命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周国无疑已经倾巢出动。
二月二十一日，周军渡过黄河到前年会盟的盟津与友军会师。第一批赶到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八个方国，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左右。从盟津到朝歌，是商王经常巡猎的区域，道路状况良好，因而此后几天，联军能够以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比平常的速度要快一倍。二十六日，联军赶到朝歌城外的牧野。这里是通向朝歌的要道，同时也是商朝戍卫部队的驻扎地。联军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停下来开始布阵。从关中出发到兵临朝歌，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一速度可说是惊人的。
人们或许会奇怪，为什么商朝没有“边防部队”前来阻拦，而让周军长驱直入到都城之下？其实上古国家由于人口稀少、技术低下，不可能沿边防守，也没有发达的情报系统，大都只能占领一些重要城市作为据点，周围有一些乡村，此外都是野兽出没的森林和荒野，在其中行军往往根本无人知晓。直到春秋时期，野地行军突袭别国腹地，甚至穿过几个国家远攻的战例也不胜枚举，更不用说殷周之际了。
二月二十六日夜，联军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后来冒雨完成了布阵。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军事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第二天拂晓，武王在众军面前进行誓师，即《牧誓》，在开头，我们已经听到了开场白。接着，武王慷慨激昂地说：“俗话说，母鸡司晨，是家中的不幸。现在纣王只听信妇人之言，连祖宗的祭祀也废弃了。他不任用自己的王族兄弟，却让逃亡的奴隶担任要职，让他们去危害贵族，扰乱商国。今天，我姬发是执行上天的惩罚！……战士们，努力呀！”
顿时，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然而，此时天已经大亮了，远方前来阻截的商军阵形也渐渐显出轮廓。本来斗志昂扬的将士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商军黑压压地，几乎要一直排到天边，一面面旗帜像森林一样一望无际。虽然不知道对方确切有多少人，但是瞎子也看得出来，要远远多过己方。联军将士刚刚鼓起的勇气又快要低落了。
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联军自己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去年，帝辛已经听说了周人因未得天命而从盟津退兵的消息，这更增强了他对天命在己的信心。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卷土重来，而且迅速兵临城下。站在帝辛的位置，目前可能的选择有三：一，坚守朝歌城，让敌军疲于坚城之下，等待四方勤王之师到来，内外夹击，发动反攻；二，弃城撤走，到东方去和自己的主力军会合，然后回师讨伐叛军；三，乘周军立足未稳，立即在城外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第三种选择当然最为诱人，然而难度也最大。朝歌城内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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