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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第1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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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侧面其实也能证明旗州在国内经济视野中的地位到底有多惊人。
有人，旗山人民公社不是公社，纯粹一个si人老板俱乐部，这话的ting过分，但又基本是不离十。如今，旗山人民公社不在了，扩大成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一挥手要扩张，可以想象旗州人到底有多兴奋，恨不得当天就通过，全体加入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
5月底刚全部通过，7月份，旗州的股民基本就增加了三十万，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旗州这个风气就这样，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去炒股票。
7月初的时候，管靳生甚至放话让旗州人都不要买股票，等中旗万通证券公司推荐，免得他打不掉淞州股指，还把淞州股指给抬了上去。
其实真正有经验的旗州老股民就聪明的多，他们基本不自己冲出去开户炒股，所有钱都委托在各种各样的联标公司（后面解释，在旗州非常之多，多如牛毛），反正都是一条线操作，跟着中旗系跑路的。
所以，等到中旗系正式放话深州股市更健康，深州股市就天天暴涨到涨停，连续一个月的涨停，一口气不消停的直接冲到1500点大关。
这恐怕是中国股票市场上最大的奇怪，同样是两大股市，深州股市是刚涨破1500点大关，淞州股市却一直徘徊在300点。淞州方面只好自行救市，强行抬升本地股，拉起来做龙头。
淞指也随之一路开始涨，涨到623点又跌回去（管靳生还给涨的机会吗？），最后就只能维持在500点，只有淞州银行的股指继续逆势上扬。
不正常，显然不正常。
谁在乎呢？
最后终究是淞州方面ting不住了，派了一名副市长到旗州考察，是来旗州考察，不如是来和中旗集团摊牌的，是来发飙的，不如请中旗系回去救市。
淞州毕竟是改革龙头，毕竟是直辖市，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一边请中旗系回去救市，一边告了中旗系的状，搞得管靳生都被抓了，还好是没有大问题，又或者是中旗这边关系硬，请省委出面将管靳生给保了回来，没有判个操纵股市的罪名。
这些都是事。
阚治东负责和淞州那边的人讨价还价，这个时候，杨少宗则在香港继续专攻计量经济学领域，一心想要成为中国最好的走狗型学者专家兼学者型官员。
旗州人将杨少宗当作神一般的供着，可杨少宗有自己的打算，他不觉得自己还需要去为旗州人指路，他后面只是要完成自己的所有计划，另外也要逐步调整旗州人的思想，让他们进一步重视教育。
老板也要书，自从旗州商学院开设了在职mb和现代企业管理本科进修班后，杨少宗就让宋方舟等人通过旗州企业家协会尽量服大家去就，学费是高了点，可绝对物有所值。
市场有市场的机制，杨少宗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
他还是每周回旗州一次，花一天的时间看完所有报告和文件，开两个会议，一个是旗州合作社的工作例会，一个是旗州市委的党委讨论会，有时候也会抽时间去参加淮海市委的地方工作例会，为市委出谋划策。
至于中旗集团在中国区内地的业务，他基本过问的不多，大体都由管靳生和华康盛等人负责，萧薇在香港的学习任务轻，每周会回来两三天的时间和管靳生等人沟通一下。
杨少宗则将大部分的精力继续用于在港攻博士学位，他知道自己必须学的更扎实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长远的时间为国家出谋划策。
他已经不可能再担任行政职务，旗州主席也不过是暂时的安排，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他已经辞去了旗州经济研究院的代院长和中国经济论坛的执委会主席职务，退下来担任旗州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的茅于时重新出山，担任这两个职务。
按照杨少宗的计划，他估计年底就会正式辞去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管委会主任职务，并提议省委重新通过新的决议，由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社长兼任管委会主任一职，形成惯例，合作社改为党组，不再是第一把手。
实际上在杨少宗时期，管委会党委就已经不是一把手，淡化的很厉害，现在改成党组，实际上就成了淮海市委在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的派出机构。
这样的设计已经类似于很多国营企业，厂长开始掌握大权，党组反而被淡化，就是这样，因为旗州人民高级合作社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国营企业，经营活动远远要比政治和思想活动重要。
最终，杨少宗只会在旗州保留旗州主席一职，原本在市委的工作就不多，还基本是由秦大驰代他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少宗在香港大学开始集中精力进行下一个课题的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这个领域在世界经济学中还没有被完全开拓出来，很多国际上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在试图做这个方面的工作。
杨凯也在做。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张五常是号称唯一能懂诺斯的人，他的专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而杨凯则是华人经济学家中少数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专家。
想要懂杨少宗的行政经济学，首先要懂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这只是一个基础，真正想要搞清楚整体的构造和模型，包括大量的运算逻辑和推演理论，必须有扎实的计量经济学功底，同时也要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领域，比如超对角和超边际引导理论……应该，这是用计量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去深入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由此形成的一个新领域，而这就是杨凯教授最擅长，也是他目前领先世界上其他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的地方。
所谓微观计量经济学，如果在2004年以后开始攻mb、emb学位，基础理论课程中都会有这一门课，它是纯理论方面通过数据和引导理论去推演个人选择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力。
自由市场经济学派通常认为市场具有自动选择和淘汰的能力，那些劣质的产品会被自动清除出市场，可是，微观计量经济学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在很多特定的条件下，个人未必会选择优质的产品——这一点，大家其实也都明白，其中具体的逻辑范畴，以及相关对自由经济市场的影响范畴有多大，这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去不断的研究。
基本上，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完全诞生是1996年到2002年这个阶段，并由此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可以是20世纪末期，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局部创新。
杨少宗曾经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修过，当时只是随便学学，纯粹混个emb的学位，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怜。
只好从头继续和杨凯教授一起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好在他们手里的数据量是非常大的，纯理论的研究工作也进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杨少宗的意思是从亚洲市场为主体的模型导论，开始推演这个理论，尽可能将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先完善，然后再做一些系列论文，逐步完善整个微观计量经济学对国际市场的不同方面的解剖。
这是因为，杨少宗手里有非常完善的关于亚洲的数据，只要完成理论上的计算和推演，基本就能将论文提交出去，而且，他们拥有两台香港和东南亚目前最好的大型计算机，基本可以在一个月完成所有必须的计算工作，实在不行，他们还可以调用旗州计算机信息研究院的那一台巨型计算机。
感觉杨少宗有点抢速度，不管是否够完善，先推出去再，杨凯不是很高兴，他一贯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不过，目前国际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力度非常大，很多专家已经进行了四五年的调研，而他只是去年才开始，杨少宗更是临时才加入进来。
杨凯最初是想和张五常合作，但张五常的业务比较多，这几年基本没有从事国际上最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最后，他选择了华人经济学界的另一位在计量经济学上造诣颇深，并且在微观计量方面从事了三年研究的黄有光。
1995年9月，黄有光从澳洲莫纳什大学赶了过来，三个人一起聚集在香港讨论整个微观计量逻辑体系的问题，在此之前，黄有光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一个剖析论文，但对于整个微观计量的开创性不大。
在这里，杨凯和杨少宗则有更大的开拓性，他们的思维跳跃的非常大，视野也更为开拓，试图分析微观计量从微观到整个宏观的多维影响，也就是要微观计量去分析整个国家经济和国际贸易，如果他们完成了这一论文，他们最终将会直接奠定微观计量经济学的整个大框架。
在和杨少宗、杨凯两个人讨论之后，黄有光非常惊讶，他觉得自己无法对这个论文有比较大的贡献，这已经超出了他目前的研究范畴，他建议邀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他认为只有麦克法登的研究范畴和二杨是在同一个高度，而丹尼尔麦克法登是这个领域目前最快的两个人之一。
丹尼尔麦克法登。
杨少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中欧国际商学院在2004年之后采用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教材正式丹尼尔版本的译本。
杨少宗现在完全涉嫌抄袭，只不过是抄的有点太高级。
在黄有光的介绍下，杨少宗和杨凯一起前往加州，在伯克利分校和丹尼尔就这个领域的研究进行交流，最后，大家真的在黄有光的建议下联合一起研究。
他们的计划非常雄伟，打算一次性的将整个微观计量对宏观计量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全部剖析出来，论文的全称是个人计量选择对各国宏观经济及国际贸易的影响。
三个人各自负责一个领域的研究，杨少宗的任务是通过微观计量中最基础的部分，即个人抉择、信息、广告等基础元素去分析微观计量的整体范畴，由此引导出个人计量选择对局部市场的影响，而杨凯的工作是用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逻辑去分析，完成微观计量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最终由丹尼尔麦克法登完成微观计量对国际经济及贸易的影响和波动范围。
微观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在19962002这个阶段基本是分三步完成了整个学科的构架，有三位经济学家完成，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杨少宗、杨凯、丹尼尔三个人的合作研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将一次性的完成整个学科的构架。实际上，杨少宗有另外一个认识，也就是微观计量和地区行政竞争基本可以解释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整个过程，从发展到结束，这两点的因素是最大的。
这也就是，他可以将行政经济学衍生推广，扩大其覆盖的范围，并通过微观计量来综合研究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理及过程，以及后续的结果。
从加州伯克利分校返回后，杨少宗和杨凯就分别着手进行各自领域的研究，不过，杨少宗在整个功底上还是要弱一些，他的长处在于开创性的思维逻辑和更为宽阔的视野。
身为杨少宗实际上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导师，杨凯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杨凯也在一定程度继续帮杨少宗逐步完善第一部分的很多工作。
杨少宗自己也另外请了两个朋友来帮忙做一些数据模型上的分析讨论，差不多到了10月底，他就在杨凯的帮助下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初稿。
过来帮杨少宗的人是凡纲和李兆棠的一个在研究生，功底都非常扎实，他们的工作基本相当于研究生，帮杨少宗完成一些基础工作，因为杨少宗目前还没有自己的研究生可以做这些事情。
等杨少宗将初稿基本拿出来，凡纲就了一句很客观的话，他，这基本能算是华人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机会了，至于张五常的那一次，那真不是什么好机会。
就目前而言，只能是最接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光凭这一部分基本是很难建立真正的学术地位，类似的一些工作在此前已经有几位经济学家给出了相关的论文，只能杨少宗做的更为深入和广泛，并且将整个基础框架构建了起来。
假如此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基础工作，他是一个人提出来的，那具有绝对的开创性，倒是有可能获得一个真正触mo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机会。
张五常，他在经济学中努力研究了四十年，只是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次提名机会而已，其实，这个话有点过分，因为他基本只做了二十年左右的研究工作，后来就慢慢淡出了国际经济学界最为前沿的领域，一直在吃制度经济学的老本，而那早在90年以前就不再是国际经济学界的重点研究范围，能做的研究从40年代到70年代基本都做完了。
目前，国际上最尖端的经济学领域无非是三个方向，一、计量经济学的微观领域（这个领域严格算起来，从1998年开始，直到2009年，连续跳出了四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是最热的范畴）；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开拓研究（杨凯有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名机会，实际上都是在这个领域）；三、国际自由贸易及其自由学派的宽松定论。
制度经济学在2007年曾经一次性出现了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实际上都是迟来了二十年的奖励，这三个人基本上一锤定音，在二十年前就将整个领域敲入了棺材。
如果还想在这个领域继续扩展，那就只能打开一个新的方向，那个难度太大，除非现有的经济形态发生重大改变，就像古典经济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就基本敲死了，到了80年代末期又死灰复燃，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国内经济学界比较可怜的一点是研究最热门的领域跟不上别人的思维，只能拾人牙慧，于是就一天到晚跟着政府转，地产热就研究地产，金融热就研究金融，农业热就研究农业，新经济热就研究新经济，不敢去做新领域和最热门领域的开拓研究，抓点东西，别人不研究的东西在那里沾沾自喜。
就这样还一天到晚感叹，什么中国经济学家拿不到诺贝尔是政治歧视，句难听话，还给别人歧视的机会没有？
国内号称几千个的经济学家加起来，连一次提名都没有，只有杨凯后来在新古典领域有过两次提名，可人家也长期在澳洲莫纳什大学工作，根本不回国。
黄有光这样的海外华人经济学家相比国内经济学家真是太有素质，明知道二杨的领域是很有机会提名的，可他自知的自己目前的研究课题跟不上，就不凑这个热闹，还主动帮二杨找一个水平更合适的经济学家。
这种素质……如果换了国内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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