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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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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将会在今天这大会上光荣地经受革命洪流的洗礼，只见随着主席台上主持人的声音一落，在离他不远的参加开会的人中间就立即跑出来一个上台发言批判的人。这人健步如飞，蹿上主席台，转面后脚跟还没站稳，就怒不可遏地朝着台下高声断喝道：“把漏划地主分子张秉坤揪出来！”声到人到，台上、台下配合十分默契，两个腰圆体壮的红卫兵勇士应声立即把主席台下边站在长板凳一端的一个人，一手拧条胳膊，一手抓住臀部，像扔小鸡似的，“噌”一下，手脚麻利地就扔上了主席台。主席台下边和这个叫张秉坤站同一条长凳子的那另外两个黑帮分子，由于张秉坤猝不及防地离开，凳子的一头儿猝然失重，猛地一下向上挑了起来，他俩就几乎同时倒栽葱给摔下来了，稀里哗啦还一连撞倒了好几个同类黑帮分子，惊得在场的不少人立马一片哗然。主席台上马上有人走上前大声制止：“不许乱！不许乱！”被扔到主席台边沿上的那张秉坤，当然也被摔得不轻，忍不住发出了“哎哟妈呀——”的一声惨叫。台上那些意志坚强如钢的红卫兵勇士们哪里能会心软，体会得来张秉坤的一丝半点儿苦楚？有人一个箭步冲上去，眨眼就把一顶早已糊好的，上面用浓黑墨汁写着“漏划地主分子”几个极醒目大字的高帽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扣在了张秉坤的头上，顺势还使劲儿再往下狠狠地摁了一下。张秉坤立即疼得禁不住又惨叫了一声：“哎哟妈呀疼死咧！”鲜血马上就从他的头上一直流到了脸上，吧嗒、吧嗒地还顺着下巴直往下滴——他一瞬间就被折腾得面目全非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一戴上这顶高帽子就这样痛苦呢？人们当然不言自知，不过谁都知道，这事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要不然就会被革委会的造反派们给你也弄顶阶级路线不清的帽子，戴在头上，让你永远摘不下来。要说张秉坤没运气，其实因他在台下栽倒的那几个黑帮分子也没有一个幸运的，他们个个都轻重不同地也被摔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这时候，又见台上有两个彪悍无比的红卫兵走到张秉坤跟前，怒目圆睁，一人抓住张秉坤的一条胳膊，毫不留情地猛朝后一拧，气势无比的雄壮。当然伴随而来的就是张秉坤的又一声撕肝裂胆的惨叫。
在台下站着的牛德草亲眼目睹着这一场景，早已吓破了胆。他不仅心已经在禁不住怦怦怦地直跳，而且两股还哆哆哆地在发抖，上下牙关也不住地在一块儿嗒嗒嗒地磕碰，可能都已有点儿吓破胆了吧。他再也无心去听主席台上发言批判的那些人都在讲说些什么了，而只是小心翼翼地向站在他身旁的吉生打听起有关张秉坤的情况来：“吉生叔，你认识张秉坤这人不？我怎么看着他年龄似乎还轻轻的，不怎么大呀？四九年临解放时不会有十八岁吧，按政策规定是不够补定为地主‘分子’的呀？”“嗨，他这人和我们经常在一块儿唱戏呢，熟得很。他的什么我不知道？”吉生自恃得意，有点儿卖弄地说，“他属鸡的，今年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一点点儿娃呗。”吉生的话说得漫不经心，可牛德草听了他的话却心情无比沉重，不解地问他说：“那么国家有关政策不是规定得清清楚楚的吗？说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年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是不能被定为地主或者富农分子的吗？”“看你说的——真真是个书呆子，文化革命是场运动，你知道不？革命是暴烈行动，这运动一来，就跟刮暴风一样，横扫一切！谁还管你什么政策不政策的事呢？”吉生仍然是大不咧咧地说，“再说了，现在这事情能有什么样儿？还不是人家造反派说了算？人家说啥就是啥，说你王八你就是鳖。谁敢说不是？你不听听那些造反派们成天吊在嘴上所喊的那些口号？‘谁反对就砸烂谁的狗头！’世上能有几个像咱们村牛百顺那样死活不怕的二百五？你呀，一天光知道抱着本书看，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哎呀我的天哪！那么这该咋办呀么？”牛德草一听吉生这话，似乎觉着都天旋地转了起来，好像目时在自己的头顶上，时刻都悬着一块遮天蔽日的大磐石，它随时都有可能掉了下来，砸住自己，把自己砸成肉泥。“这咋办呀？自己庙东村——不，立新大队革委会的王黑熊主任正在眼睛时刻盯着自己，找自己的岔子呢。万一他也把自己也像张秉坤那样……”牛德草至此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了，他的精神都快要被这高压政治给压崩溃了。他似乎觉着自己已经被淹没在一片红色的汪洋大海中，拼命在挣扎着，呼救着；又似乎觉着自己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着吊在了万丈深渊里，四周什么都抓不住。他使劲挥动着手脚，竭力想攀住个什么东西，哪怕是一根枯藤或者是一棵干草，但他的周围眼下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他一时怕极了，自从父亲过世以后，自己就是父亲唯一的法定继承人，父亲在世将要承受而还没来得及承受的那些文化革命对他的惩罚，现在根据张秉坤的事情看来，随时都有可能理所当然地朝着自己而来，让自己承受——上中农子女，漏划地主狗崽子，从自己在学校里上学念书，到回到庙东村返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直至今，周围的人谁不是用这样发着绿色的眼光在看着自己？他自己以前在学校里的那种高才生、班长、学生会副主席等令人羡慕的殊荣，现在早已烟消云散，化为子虚乌有，再也没人以此为意了。他迟早在街上走路，现在也都能清楚地觉察到，从来没有人正眼看他，他也从来就不敢抬起头来看别人。他天生的那执拗孤傲性格，又使得他一般也不愿意主动去和谁打招呼，唯恐以此导致平白无故地遭人白眼。实不知，他这人的内心很自卑，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可怜地以他的这种表面上的执拗、孤傲作为精神武器，来竭力捍卫自己那一丁点儿意念上想保住的人格尊严罢。
至于这会儿批判会还都在继续进行些什么，牛德草已经全然无心去关注了。他只是站在那儿端端的，一动不动，十足是根插在地上的木橛子，心里只是在云天雾地地胡思乱想着，可能是自己吓唬自己。直到高高地挂在柏树上的那些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唱起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首毛主席语录歌时，他才被站在身旁的吉生猛地撞了一下，灵醒了过来。“散会了，你这个书呆子还只管站在这儿发什么呆呢？不赶紧拾掇往走，得是还想在这儿等着拾别人遗下的脚印呀？”吉生忍不住对他发起了牢骚，“待会儿人都走完了，我看你一个在这里，小心让造反派清理会场时把你当做流窜犯给抓起来送到收容站了着。走，回家的路还远着呐，我们赶紧往回走吧！”牛德草这才懵懵懂懂地跟在吉生的后面，随着蜂拥的人群，像个机械人似的被卷出了西岳庙今天召开批判大会的会场，郁郁悒悒地向回走去。
他们在往回走的路上，只听吉生深有感触地对牛德草说：“嗨！德草呀，我今天才算开眼界了，看到了什么是‘稳、准、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知道不？现在呀，革命造反派对待阶级敌人就讲究个不心慈手软；‘狠’字当头，至于准不准，那则次之，稳不稳，更是个屁事，谁以之为意？你不看看，那些造反派，一个个出手多利索的，一个赛一个——嘿，真没得说。”
第二十三章 横扫一切（上）
自从那次去西岳庙参加批斗大会回来后，牛德草精神上一直就好像有点儿着了魔，竟然连睡觉半夜里都总在做梦他们村的造反派把他家补定成了漏划地主，整天把他作为漏划地主分子拉到批判会上去批斗。他也常常因此被吓得在睡梦里惊叫出声来，醒来时浑身大汗淋漓。他媳妇腊梅看他一天老是这样忧心忡忡，惴惴不安的，蛮心疼，一再想方设法地给他说宽心话，劝慰他说：“你看你这人呀，一天还总讲究者看书学习哩，我看你把书都给看到鼻子里去了，怎么连这么一点点儿道理都不懂？要我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人之路，事情取了死法儿尽都是些活法儿，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你也别一天光蹙着眉头犯那些没用的隔夜愁，自己吓唬自己了，咱姑且就这样熬着吧，走到哪一步说哪一步的话，哪里黑了就在哪里歇。反正呀，是福不是祸，是祸就是把你熬煎死，想躲也躲不过。说一千，道一万，瞎过好过，咱的这艰难日子还总要咱一天天地熬着往前过。时候到了，一切就都会自然而然地过去的。要不然，像你这样老熬煎得要死，我看，那还没等事情落到你头上呢，岂不就把你人给熬煎死了？”
牛德草他媳妇的一席貌似责备实则温柔体贴的话语，多多少少地倒还减轻了牛德草一点点儿如焚的忧心，让德草在担忧惶恐中微微获得了一丝慰藉和温馨。这种夫妻间的理解和体贴无形中还就成了牛德草得以苦苦度日心理支柱。不过牛德草近来还是十分敏感，一有风吹草动就疑神疑鬼，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嗜好，这就是总特别爱偷听别人说话。他每当发现有两人在低声说话时，就潜意识地会以为是在说他家的那些事，就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谛听。他既担心人家会说他家的长短，又总想从人家的谈话中听出点儿和他家有关的信息。他跟人说话也变得迟早都是悄声细气的，不知道是他自卑还是同样害怕被别人偷听了去。他心里总在暗暗地告诫自己夹着尾巴做人，瞻前顾后处世。与人交往，他总是十分地小心谨慎，惟恐因多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多走了一步路而招致来不测的飞天横祸。
他家原本和牛保国家是一座三间门面的四合院宅子，早年他父亲牛保民和他二大牛保国弟兄俩分家时才在院中通前至后砌了一道界墙，从而把一院宅子分成了两院。1951年庙东村土地改革，把他二大牛保国家定成了地主，牛保国家的前半院就被分了，两间厦房分给了老贫农牛百善，间半前房分给了一个在本村曾经看了多年城门的河南籍孤老头儿——老李。老李没儿没女，是个五保户，他死后那点儿财产自然没人继承，这间半前房就一直空着。公社化后庙东村把这房子当做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办公室。牛保国为了少惹是非，过日子能相对安宁点儿，在他家这已经很窄很窄了的院子中间拦腰再安了一道门，把上下院隔了开来。此后这所院子就再也没有往日的那兴旺气势了，到哪里都会让人感到支离破碎的。不过这样也还有它这样的另一方面优越性，那就是庙东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和牛德草家的前房成了同一座房的两半边，虽然进的是两个前门，然而两者之间其实只隔着一道很薄很薄的墙，夜晚大队部办公室开会研究问题或者处理公务、安排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时，那灯光就都会从隔墙的缝隙照射到牛德草家的前房里来，更不要说是那些说话的声音了，牛德草家隔墙是能够隐隐约约听得见的。因此，牛德草后来在晚上就经常关上自家前门，背着人躲在前房里隔墙偷听墙那边大队部里革委会委员们的谈话，以求窃取造反派们的秘密，获得自己想知道的那些有关自家的信息，以防不测，或者为了事先能有个思想准备。
牛德草有好几回都隔墙听到有几个解放后土地改革已经曾经分得过地主不少财产而至今近二十来年了，在经济上仍然还没有摆脱贫困，彻底翻身，日子依旧过得很穷苦的老贫农，由于尝到了以前打土豪、分田地的甜头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大队部里跑，要求革命委员会乘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强劲东风，抓紧时间，尽快进行补定漏划地主的工作，并且再三向革命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革委会以后一定要把所补定了的漏划地主——他们家的全部财产分给穷人。回到家，他惶恐万状地把他所听来的这些情况悄悄地告诉给了他母亲刘碧霞和媳妇腊梅。媳妇腊梅对此倒不十分在意，只是一味地婉言劝慰他不要精神过分紧张，自己吓唬自己，现在只能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走到哪步算哪步，千万不可“八”字还没见一撇哩，自己先把自己吓坏了而乱了阵脚。而他妈刘碧霞就不是这样了，她一听牛德草这话，早就心慌意乱得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可是1942年安徽、河南一带遭水灾逃难来的，亲眼见过闹饥荒时穷人吃大户的情景的。她对自己的财物，哪怕是一根针、一条线、一颗粮食，都像是在肋骨上串着似的，爱惜如命，绝对舍不得眼睁睁地让别人给白白拿走。她苦思冥想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匿藏起来——其实经过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统购统销、大跃进中的军事化和人民公社初期的公有制，尤其是经历了一九六一年至六三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家几乎早已是空空如也了。德草父亲牛保民在世时靠一滴血一粒汗，日积月累，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所积攒下的那一点儿现大洋，又在牛保民临终前慑于“破四旧、立四新”的威势，怕遭受造反派的非人整治而人身受吃亏，委曲求全，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了造反派而把另外剩余的那些悄悄拿到银行里兑换成了人民币，至于现在那东西他家里还有没有，德草的父亲牛保民已经过世了，德草他们谁也不得而知。现在家里要说还有什么值钱的贵重东西的话，那就是他们靠平时省吃俭用，掐着喉咙省下来的那七八百斤生产队里按定量所分的一点点口粮了。刘碧霞是可怜人出身，她四二年逃过荒，又经受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吃集体食堂。那时虽说集体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但是据说有些地方的人因在食堂里没吃的，把年轻女子的月经都给饿得没有了，所以刘碧霞深知民以食为天这个理儿，总挂牵着手里要是不存上一点儿粮食，那么一旦有个什么意外，家里就非得会饿死人不可。她想来想去，最终还是拿定了主意，舍命也得保住仅有的这点儿粮食。于是他们一家三人就趁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又在过去曾经埋过粮食的地方，就是现在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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