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斯坦利先生的证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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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之前并没有敲门，一言不发地收走托盘和沾着水果泥的塑料勺子。斯坦利询问访客什么时候能来，对方催促他按指示服药，快点，我可没有一整天的时间站在这里。
　　他走了，腰间挂着的钥匙串当啷作响，留下斯坦利一个人琢磨外面被摘除了声轨的雨。除了自己的心跳，他没有别的测算时间的工具，从乌云密布的天空看来，现在可以是早上十点到午夜之间的任何一个时刻。他笨拙地挪向窗户，张望被雨水击打着的一小块草地，这里也可以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他的私人笼子的门再次打开了，但那只是另一个护工，背后跟着两个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卫，给他戴上手铐，扔给他一套换洗衣物，斯坦利把那堆散发着消毒水气味的布料和仍然打着夹板的右手臂一起抱在胸前，仿佛那是一个死婴。就在护工带着一种久经磨练的冷漠把他擦干净的时候，狱警守在公共浴室门口，像两个油漆未干的木偶。护工取出一把安全剃刀，斯坦利下意识地伸手去接，无害的晨间惯例突然变成了危急事件，警卫飞快地冲进来，把他按在墙上，泰瑟枪顶着他的后腰。囚犯不允许接触锐器，常识，先生。从护工的语气听来，他显然认为监狱礼仪应该被纳入基础教育，喂给所有十五岁以下的儿童。斯坦利站在发黄的瓷砖墙前面，让护工替他刮掉下巴的胡茬，觉得自己像只新近被抓进收容所的野狗。狱警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靠得那么近，斯坦利都能感觉到他们喷在自己耳朵上的呼吸。
　　这支三人乐队把斯坦利押回单人病房的时候吉布森已经在那里了，风衣搭在椅背上，沾着发亮的雨水。狱警解开手铐，把他放回笼子里，上锁。他缓慢地挪向病床，一只被□□打落的鸟儿，拖着翅膀寻找可供藏身的阴影。吉布森等他坐下才开口，从昨天中断的地方重新拾起对话。斯坦利面对着窗户，略微弓着背，仿佛拉着一条看不见的缆绳，绳子另一头系着一艘运煤船。雷声穿透了墙壁，玻璃微微震颤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来的，但巴比知道，巴比看见他了。”
　　男孩的名字并不是巴比，是布莱德利，但所有人都叫他巴比。斯坦利认得他的小单车，蓝色，装着两个事实上碰不到地面的辅助轮。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巴比这样的常量，年龄在八到十二岁之间，戴着色彩鲜艳的头盔和护膝，在树荫覆盖的住宅区人行道上嘎吱运转，像上足了发条的机械玩具。
　　邮差前天来过了，巴比说，仰头看着斯坦利，头盔盖住了他的额头，右边脸颊上有一块深色的污渍，灰尘，又或者早餐的榛子酱。
　　很好，布莱德利，我相信邮差每天都会来的，聪明的年轻人，谢谢。敷衍，心不在焉，他对孩子没什么耐心。花圃被挖过了，这年头谁还会真的把巧克力蛋埋在泥里？彻底的愚行。斯坦利把厚厚一沓邮件拽出来，重新关上信箱。
　　另一种邮差，不是报纸邮差，是盒子邮差，巴比解释道，两只手一起比划出包裹的方正形状。他把盒子放在花盆后面，我看见了，他让我告诉你，但我忘记了，因为崔西和她弟弟邀请我去玩赛车，没有人赢得了崔西。然后又有另一个先生来了，斯坦利先生喜欢赛车吗？
　　他蹲下来，看着男孩，一枝萎蔫的黄水仙被压在单车车轮下面，没有任何拯救的希望了。布莱德利，仔细想想，什么“另一个先生”？他做了什么？
　　“另一个先生”看起来就像电视剧里的联邦探员，他想必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因为当巴比骑着车拐过街角的时候，他正好从分隔两个花园的小路里走出来，其余的巴比不记得了，他这个年纪的孩子，世界是按小时计算的，前天就和1979年一样遥远。斯坦利先生大步跨过车道，从种着天竺葵的花盆后面捡起包裹。
　　包裹边角被昨天的雨水浸湿了，硬纸板变得软塌塌的。寄件人栏填着的名字如此潦草，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他剪开纸盒，里面是一个裹在防水袋里的笔记本，没有信封，也没有纸条。他摸了摸盒子内侧，确保自己没有遗漏任何东西。软皮面笔记本躺在餐桌上，仿佛凶杀案的物证。斯坦利交抱着双臂，盯着它看了好一会，才拆开防水袋，翻了几页。
　　“见鬼。”他说，虽然厨房里并没有别人。
　　——
　　事情变得更糟的第一个征兆是停在街角的小型厢式货车，深绿色，两侧车门上都有黄色条纹。车厢上喷涂的花束已经褪色了，商标和名字都被厚厚一层涂鸦遮住了，只剩下“公司，专业园丁，除虫”这几个零碎的词。没有人多看它一眼，毕竟按小时计薪的清洁工和园丁常常在这一区来来去去。这辆深绿色的小货车像不声不响的寄生虫一般，每天守在一个不同的花园前面，偶尔有穿着深绿色带黄条纹制服的“专业园丁”大张旗鼓地把刈草机、铁铲、喷雾罐和工业手套从车里搬下来，过一会又搬回去，但斯坦利不禁留意到安装在车厢顶部的通风装置，园艺工具恐怕是不需要这个的。当时他在一家名叫Aigrette　&　Füssen的热带病学实验室工作，大多数时间都在为船舶和航空公司写冗长乏味的检测报告，开车往返需要一个半小时。收到包裹的第四天傍晚，当他比平常早了十几分钟到家的时候，绿色货车就停在门外，挡住了车道，在斯坦利按了几次喇叭之后才懒洋洋地挪开。
　　笔记本被藏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夹在一本庞大的词典和一堆从来没有人看的年刊之间。斯坦利的第一反应是寻找笔记的主人，但他似乎凭空消失了，关于杰森·科尔曼博士的新闻终止于慕尼黑，他原本有一个细胞免疫学演讲，但因为“交通原因”取消了。斯坦利短暂地考虑给莱恩·辛克莱打电话，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谁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有谁在听。
　　包裹寄到后的第十一天，“另一个先生”登门造访。
　　他是一个人来的，灰色风衣让他看起来像个脱离了实体的瘦削影子，年龄在二十七岁到九十二岁之间，取决于用什么角度观察。在那个特定的四月下午，斯坦利认为他像个缺乏同情心的牙医助手。他把证件举到斯坦利面前，亚瑟·弗格森探员，中情局。我们能谈谈吗，没什么需要担心的，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调查，只是资料搜集。谈什么？自然是关于科尔曼博士的，斯坦利先生，他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失踪。”斯坦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语，探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并没有脱掉风衣，像一团凝结的雾霾，“怎么样的失踪？”
　　“‘没有人见过他’的这种失踪，”弗格森翻开一个小记事本，像是要确认一下自然界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失踪，“慕尼黑机场的监控录像拍到了他，这是能够确定的最后目击证据，没有出境记录。除非博士随身带着火箭喷射器，否则我们只能假设他使用了伪造的护照，这就让事情变得棘手了。我们暂时用鞭子把媒体抽得安静下来，但你明白这不能让他们永远闭嘴。”
　　“我不知道我能怎样帮你，我已经好几年没见过杰森了。”
　　弗格森琢磨着他的记事本，“你们是朋友。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但在我来的那地方，人们总是在有麻烦的时候去找他们的朋友。”
　　“就像我说的，我们没怎么联络了。”
　　探员看了他一眼，像只闻到血腥味的猎犬，“问题出在哪里，钱？性？有人没付啤酒账单？”
　　“他有什么麻烦？为什么中情局会对此感兴趣？”
　　“斯坦利先生，假如我们继续像扔香蕉皮一样互相投掷问题，这谈话的效率会低出历史记录，我可不希望浪费你的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你确定你最近没有见过科尔曼博士吗？”
　　“没有。”
　　“花两分钟仔细想想，可疑的电话？来路不明的包裹？没有邮戳的信件？”
　　“没有，我很确定。”
　　弗格森盯着他，时间长得足以在脑海里把斯坦利拆开来又按原样安回去。他把小记事本塞回衣袋里，站起来，“你介意我到处转一转吗？”
　　斯坦利拒绝去想书架上的笔记本，“请便。”
　　弗格森在客厅里转了一圈，除了一块松动的地板之外，什么都没有碰。他走近书架的时候，斯坦利觉得街对面的邻居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探员凑近了些，似乎是在检查上面的灰尘，他对其中一本书发表了评论，斯坦利礼貌地敷衍了几句，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说了些什么。弗格森敲了敲木板，点点头，转过身来，回到沙发旁边。
　　“我的号码，”他把一张信用卡大小的硬纸片递给斯坦利，上面甚至没有姓名，只印着一串数字，“假如你碰巧想起什么线索，给我打电话，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信我，这是为了博士着想。”
　　“当然。”
　　外面狂风大作，弗格森竖起风衣领子，“我们会再和你联络的。”
　　斯坦利关上了门。
　　——
　　那辆布满涂鸦的深绿色货车不见踪影，但斯坦利还是时不时看一眼空无一人的大街，疑心重重地打量树丛和电线杆后面的阴影。只有零星几家媒体提到IntelGenes，在内页，很小的篇幅，谈论无人关心的研讨会进展，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科尔曼博士，仿佛有人给他们戴上了特制的嘴套。
　　他关上电脑，拉上所有窗帘，从书架上取下笔记本，翻开。杰森的字迹深浅不一，钢笔，铅笔，然后又是钢笔，有时候是整齐的斜体，经过深思熟虑的誊写，更多的时候是一团乱麻，夹杂着难以理解的缩写。斯坦利能辨认出关于神经递质药物和Apophis的内容，再往后都是他没能参与的新研究。
　　厨房窗户咔嗒一响，他差点把茶泼到笔记上，斯坦利匆忙把它塞到一叠报纸下面，小心翼翼地摸到厨房。侧门是锁着的，那种敲击声又传来了，有人站在缺乏打理的树篱和墙壁之间，影子映在百叶窗上。
　　“加斯帕，开门。”
　　他的动作比他想象中更快，充满怒气。访客往后踉跄了一步，差点被台阶绊倒。“谢谢，”杰森·科尔曼说，碰了碰挨了一拳的脸颊，皱起眉，“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10

　　10。
　　他不能久待，他只想取回笔记，然后马上离开，斯坦利最好也这么做，猎犬用不了多久就会追上来。他愿意解释一切，但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杰森的左眼下方有一道结痂的伤口，他时不时抬手去摸，半途又把手放下来，这个神经质的动作令他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惶惑不安的惊恐。斯坦利想起那只落进干涸水池里的老鼠，1981年初冬，那只可怜的动物抓挠着黏在池壁上的干泥块和水藻残骸，眼珠鼓凸，在积累了一个秋天的落叶里狂奔。学生们围在池边，冲它扔石头，直到园丁——一个沉默寡言的直布罗陀人——把他们统统赶走，跨进水池里，厚底工作靴踏住了老鼠的脑袋，像人们踩灭烟头那样使劲往下一拧，喀嚓一声，并不比踩碎枯叶的声音更大。
　　“除此之外，他需要一个休息的地方，‘只是一晚’，他说，我没有拒绝，我不能，不是吗？你必须非常残忍，才能把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赶出门外。他换了两本护照和五架飞机才来到我门前，两本□□，空白的157镑，有出入境记录的，350，进入地下世界的价格意外地低廉，我一直以为再高一些才对。‘拿上你的笔记本，别再在我面前出现’，第二天早上我这么说。我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一个小小的让步，我同意送他去机场。”
　　“不行。”
　　“你必须说得具体一点，吉布森小姐。”
　　“关于护照的部分还可以，恰到好处的细节，但这个故事站不住脚，”吉布森在她的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方框，一条直线把它从中分成两半，“从这里开始，你和弗格森探员的证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弗格森在报告里指出，拜访过你之后，他让监视小队撤出，只留了‘最低限度的人手’，他们记录了你的作息时间，访客，邮件，有没有扔出可疑的垃圾，诸如此类。假如博士在波士顿出现，你认为他们会毫无动作吗？”
　　“他可以在轮班间隙里出现。”
　　“这是七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不管什么天气都不会漏水’，像我祖母常说的那样。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把你的证词搭建在弗格森的证词上面，只做些细枝末节的改动。再说，你的态度改变太快，上一秒如此生气，以至于要动手打人，下一秒又同意提供帮助，没有陪审团会相信这样的故事。我并不介意撒谎，斯坦利先生，但现在，最明智的举动是对你的律师说实话。”
　　一辆推车在门外经过，没有橡胶包边的金属轮子哐啷作响。
　　“斯坦利先生？”
　　“对，好吧，”当事人按了按鼻梁，“那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
　　吉布森往前翻了几页，查验之前的笔记，“是什么让你觉得有必要隐瞒这封信？”
　　“我担心这会让我听起来像个事先知情的同谋者。”
　　“还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
　　“只有这封信。”
　　吉布森打量着他，皱着眉头，就像人们用单片放大镜检查二手珠宝，在心里掂量瑕疵会不会影响价钱。在她身后，雨抽打着双层玻璃窗，云层的颜色像夹裹着碎石的泥水。
　　“我发誓，吉布森小姐。”
　　律师撕掉一页纸，揉成一团，塞进外套口袋里，钢笔尖愤怒地刮过纸张，划掉一行行笔记，“科尔曼从没在你门外出现。”
　　“没有，”斯坦利发出介于笑和咳嗽之间的声音，像是呛到了，“是我去找他，就像以往一样。”
　　——
　　我亲爱的朋友，信是这么开头的，自始至终没有提及这位亲爱的朋友的姓名。他用的是钢笔，墨水在劣质信纸上四处泅开，仿佛血迹新鲜的弹孔。明天的飞机，他接着写道，没有铺垫，也没有解释。我必须离开，他们无处不在，M。塔克下令关闭实验室，上周六深夜，一群穿着制服的豺狼带着搜查令闯进了研发中心西翼，她想要我的笔记，声称那是政府财产，这是一个附有巫术的字眼，我以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