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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梅解读金瓶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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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在序中给毛评很高评价:“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堪与圣叹《水浒》相颉颃,极心抉髓之谈,而更无靡漫沓拖之病,则又似过之,因称快者再。”并说明自己曾有志于评《三国》,因应酬日烦,因多出游少暇,又因病,“其志”“未果”。两衡堂刊本无回评,有眉批。大部分眉批是在毛氏回评与眉批基础上抄录、改写而成。肯定成书于醉畊堂本之后。李渔终其一生,不管创作或立论,都坚决主张自成一家之言,不拾名流一唾,不效美妇一颦,主张独创有我。他自己决不会把他的晚辈毛宗岗评过的书加以抄录、改写作为自己“评阅”的成果。因此,两衡堂本是否经过李渔评阅,其中的部分评语是否出自李渔之手,很值得怀疑。此书评语为书商假托李渔评的可能性大,而且把李渔序文进行了低水平的篡改。2郾醉畊堂本李渔序与两衡堂本李渔序相比较,有真假、高低、前后之不同。前序结构严谨,句句珠玑,语句流畅。开头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说,没有后序中“余亦喜其赏称”文句,未涉及对《水浒》、《西游》、《金瓶梅》三书的评论。后序加进了对三书评论的文字。前序引出“奇”字,引出《三国》,奇莫奇于《三国》,极自然顺畅。后序否定《水浒》,贬低《西游》,评《金瓶梅》“差足淡人情欲”,不符合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关于对《水浒》的肯定评价,也不符合他自己阐明的情欲论。对《三国》评论时,妄改前序“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为:“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归据实而非臆造”,显得不通。原序文核心一段,论三国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演三国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然后紧扣这两句展开论述,贯穿“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的论点,这是李渔“有奇事方有奇文”文学观点的体现。由事奇文奇又说到书评,引出《三国》毛评。最后点明“知第一奇书之目,果在《三国》”。3郾两衡堂本李序删去了原序文评毛氏评语的一段文字,删去了“六种人读之六快”的一段文字,把“第一奇书”改称为“第一才子书”,把原序“前后梁”误作“前后汉”,最后声称“余于声山所评传首,已
①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文献》1989年第3期。
僭为之序矣”,“余兹阅评是传”,“是为序”,似乎说以前写有一篇毛评本序,今为“余兹阅评”的本子再写一序。然而两序框架、部分语句相同,而又有删改、添加的文句,移毛评本序为“余兹阅评”本子的序,露出了篡改、假托的痕迹。两衡堂本李序中评《金瓶梅》说:“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人谈柄已耳,何足多读。”为原序所无,不能看做李渔对《金瓶梅》评论文字。这段评论不但不能说与崇祯本评语合拍,而且与崇祯本评语肯定《金瓶梅》为世情书,非淫书,评人物“情深”、“韵趣动人”,赞扬作者为“写生手”云相去甚远。不能成为“李渔评改《金瓶梅》”之根据。至于说,认为崇祯本第三十八回有一条眉批是李渔“声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为予书”是由于未作校勘而产生的误解。所引眉批刊刻有误:“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然而,北大藏本、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此眉批均作:“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亦不气苦。予尝谓好色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矣。”“予书”显系误刻或误引,“予尝”为正。
李渔不是《金瓶梅》崇祯本的评改者(3)
张竹坡评《金瓶梅》康熙年间原刊本扉页框内右上方题“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后来出现很多种翻刻本,其中有一种扉页上端题:“康熙乙亥年”,框内右上方:“李笠翁先生著”,中间:“第一奇书”,左下方:“在兹堂”,这种本子无回前评语。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此时李渔已去世十五年。翻刻张评本,书贾慕其盛名,伪托“李笠翁先生著”。查阅全部张竹坡评语,未有一处提到《金瓶梅》与李渔有关,原刊本明确标明“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没有任何伪托。张竹坡主张不要无根据地去猜测作者姓名,他在《读法》第三十六则中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现存《金瓶梅词话》为十卷,《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崇祯本)①见《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85页。
为二十卷。崇祯本在刊印之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十二,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谢肇淛看到的这种抄本应是崇祯本前身,说明崇祯本改写评点在词话本刊刻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就进行了。崇祯本至晚在崇祯初年即刊印。刊印于崇祯元年(1628)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中提到“不习《金瓶梅》之闺情”,崇祯二年(1629)编纂的《幽怪诗谭小引》将《金瓶梅词话》与《金瓶梅》同时提出。崇祯五年(1632)刊本《龙阳逸史》首有月光型园图,刻工为洪国良,他也是《金瓶梅》崇祯本图像刻工之一以上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在崇祯初年已刊印流传。此时李渔十八岁左右,可能在如皋或兰溪,尚未开始其创作生涯,尚不具备评改《金瓶梅》的环境与条件,甚至尚没有读《金瓶梅词话》。但是,或问:李渔和《金瓶梅》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关系。1郾他在醉畊堂本《三国演义》序中引冯梦龙四大奇书之目,并说“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肯定《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的同类称奇并列地位,正式确立四大奇书之说,在李卓吾宇宙五大部文章说之后,确定了明代四部长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确立了《金瓶梅》与其他三部长篇的价值,这是冲破稗官小道的传统偏见,给通俗小说以应有地位的有划时期意义的论点。这一见解永存不朽,能经受住历史的长期检验。在他的这一思想导引下,由其婿沈因伯主持刊印了《四大奇书第一种》,开创了四部名著合目刊刻的新阶段,给中国长篇小说史树立了一块伟大的里程碑。黄摩西(署名蛮)《小说小话》云:“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北京大学藏有《四大奇书第一种》,芥子园刊本,现存第十七至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有芥子园刊本,百回。《金瓶梅》、《西游记》也应有芥子园刊本,今未见。因李渔在为毛评《三国演义》写序的第二年初逝世,其他三种刊印应在他逝世之后,李渔未能参予其事。
2《肉蒲团》有评语李渔在第二回评语中有意抬高自己的作品,贬低了《金瓶梅》,他说:“此独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题处便俱自了然,末后数语又提清绵远,不复难为观者,真老手也。《水浒》而外,①崇祯本插图王孝慈本,北大藏本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一、四十四、八十二各回署刻工洪国良。②从评语内容、语气看为作者自评。第二十回评语谓“知我者其惟《肉蒲团》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团》乎?”是属夫子自道。
未见其俦。有谓与《金瓶》伯仲者,无乃淮阴、绛灌乎。”意即谓《肉蒲团》羞与《金瓶》等列今天看,李渔没有能发展继承《金瓶梅》的积极方面。《肉蒲团》写未央生的艳情活动,游离在社会生活矛盾、人情世态之外,其思想与艺术价值远不及《金瓶梅》。3由《水浒》到《金瓶梅》,从禁欲走向纵欲,而李渔的《肉蒲团》则从纵欲走向禁欲,让未央生最后醒悟,割掉阳物,出家做了和尚。两位作家在同一个怪圈里循环徘徊。他们都有地为天用、采阴补阳的男性中心思想。到了十八世纪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才升华一步,提高一格,对《金瓶梅》开拓的审美领域、展示的人体生命文化加以完善、发展。《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两座高峰,而《肉蒲团》不过是两座峰巅之间的小丘。但是,《金瓶梅》、《肉蒲团》都是下里巴人。李渔自谓“巴人下里是其本色”李渔在小说戏曲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很遗憾,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总结、评价《金瓶梅》的理论遗产。对李渔称“奇”的《金瓶梅》的奇特之处给予科学地分析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新时代学人的肩上。①淮阴、绛灌:汉绛侯周勃与颍阴侯灌婴。两人皆佐汉高祖刘邦,累立军功,为一时名将。《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李渔在自己作品中多次引用此典故。《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予知此言为绛灌而发,以同堂共学者之非其伦也。”《闲情偶寄·饮馔部·肉食第三·鸡》:“鸡亦有功之物,而不讳其死者,以功较牛犬为稍杀……然较鹅鸭二物,则淮阴羞伍绛、灌矣。”《笠翁文集卷一·蟹赋):“及食所谓居蟹右者,悉淮阴之绛灌,求为侪伍而不屑者也。”②见《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
第五讲 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
作者之谜
《金瓶梅》成书问世,至今约四百年。此书作者富于开拓精神,具有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是曹雪芹之前的一位伟大的小说艺术革新家。此书指斥时事,暴露明代后期的黑暗现实,刻画较为复杂的人物性格,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被称为四大奇书之最。作者化名兰陵笑笑生,隐去真实姓名。作者到底是谁,三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这里介绍诸说,以供参考。1。王世贞说与王世贞门人说。在《金瓶梅》传抄阶段,屠本畯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觞政》跋语)谢肇淛云:“唯弇州家藏者为完好。”(《金瓶梅跋》)似乎暗示《金瓶梅》抄本或稿本与王世贞有密切关系。之后,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述《金瓶梅》一书时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到清康熙初年,宋起凤在《稗说》卷三直接提出《金瓶梅》为王世贞“中年笔”之说,论述肯定而详赡。二十二年后,谢颐《第一奇书序》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魏子云《论〈金瓶梅〉这部书——导读》云,“确切指出作者为王世贞(凤洲)”,“当为谢颐序”,这一看法是不确切的,早于谢颐的宋起凤已明确指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朱星仍持王世贞说。(见《金瓶梅考证》)2。李开先说。前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著《中国文学史》1962年初版脚注中最先提出。吴晓铃《大陆外的〈金瓶梅〉热》中说:“我个人认为是李开先(1501—1568),见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册三、章七、节三。”1980年,徐朔方有论文《〈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1984年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把写定者是李开先,修正为“写定者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日本学者日下翠赞同李开先说。(见《〈金瓶梅〉作者考》)
3。卢楠说。满文译本《金瓶梅序》提出“卢楠为斥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著”之说。这一记载,不知是据文献或据传闻,译序者未加说明。王汝梅在《脂砚斋之前的〈金瓶梅〉批评》、《谈满文本金瓶梅序》中考察了卢楠的生平著述,卢楠与王世贞、李开先的关系,认为卢楠堪称为李开先的崇信者,王世贞家藏完好的本子,可能是卢楠在王世贞支持与参与下,在民间流传的素材基础上创作加工而成书。4。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旂(1550前后)之说。明末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据道光抄本)5。贾三近(1534—1592)说。张远芬在《金瓶梅作者新证》中提出兰陵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贾三近之说。又有论者举出理由论证贾三近不可能是《金瓶梅》作者。6。屠隆说。黄霖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中主张作者为屠隆。魏子云从《金瓶梅》成书“两阶段”说角度,认为屠隆可能是袁中郎所见抄本《金瓶梅》作者,而不是《金瓶梅词话》作者。7。汤显祖说。美国芝加哥大学芮效卫教授提出。8。李卓吾说。《真本金瓶梅》有王昙《金瓶梅考证》云:“或云李卓吾所作。”魏子云说:“我怀疑,李卓吾也许是《金瓶梅》初稿撰述人吧?”(《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9。沈德符说。魏子云提出“《金瓶梅》的前半部稿本,也可能是沈德符的父亲所作”,又云:《金瓶梅词话》乃集体创作,“参与改写的作者,看来仍以沈德符为首脑人物”。10。英国汉学家阿瑟·戴维·韦利在英文节译本《金瓶梅》导言中提出徐渭为作者的候选人。朱星指出将作者断为徐渭的错误,是由于不了解《万历野获编》中所云“徐文贞”乃是徐阶的谥号而造成。此外还有袁宏道兄弟、陶望龄、冯惟敏、冯梦龙、丁惟宁、李先芳、谢榛、田艺衡、贾梦龙、书会才人等说。从现有探讨作者之谜的论文看,有几点渐趋一致或为多数学者主张:
作家个人创作,或一人创作为主另有友人参助(另有世代积累说或集体创作说);
作者生活在鲁南苏北方言区或熟悉此地方言;
创作时期在嘉靖万历间;
作者是大手笔;
作者经历过患难穷愁。最近有友人书信云:“我对《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持乐观态度”。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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