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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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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几年是很不如意的。他对做官感到很不自在，而且由于约翰逊政府决定利用美国新闻署作为对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该署已是名声扫地。他的《最后审判日》预言中一个最严竣的预言真的兑现了，游行示威也上了电视镜头，而摄影记者自己到场拍摄，实际就煽动了城市的人搞暴动。广播公司追求广告利润，变得愈来愈厚颜无耻。为了挤进更多的商业广告，所谓“穿插时间”已从三十二秒延长为四十二秒。《哥广新闻采访》这个默罗最后一个得意的新闻节目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节目是关于一只能说话的马。他于1965年春天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天公布了这个消息——但紧接这个消息之后，又是香烟广告。
他的骨灰撒在纽约市波林他自己的农场上。但爱德·默罗的生命并不是至此为止。埋在该农场的六尺黄土之下的，还有一条新的电视电缆。只要它摆在那里一天，只要通讯广播事业的社会功能还保持着强大的潜力，这个人的精神就还会活着的。
这——就是默罗。
第十七章 陷入深渊
玛丽·艾奇逊·邦迪身体很差，只好把小儿子留给外祖父母照顾，自己进了纽约市萨拉纳克的一所疗养院。就在那里，在希斯定罪的那一个月，她收到父亲一封来信，里面说：
『……我就要发表一篇公开演说，尽可能把远东问题、我们力量有限的问题、我们的目标与方向问题，说说请楚。过去那些愚蠢的、对国家不利的，一般来说是可耻的做法太多了，现在我希望可以摆脱这些，沿着明确的、明智的方针前进。』
用艾奇逊自己的话说，“这个时候谈亚洲问题真是一触即发。”蒋介石的悲剧已经演到了头。在对日战争胜利时，他是一支人数庞大、装备优良的军队的统帅。可是他接二连三受挫，被迫踉跄后撤，最后全军崩溃，他本人也躲到中国沿海一个岛屿上去了。凡是看到他崩渍过程的人无不都很清楚，此人愚蠢无能。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主编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也对美联社说过：“蒋介石政府无力扑灭一场被错误地称为共产党性质的叛乱。”但这位上校不久要改变他的看法了，因为自从罗斯福从胡佛手中夺去白宫以来，失掉中国的问题是在政治上最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艾奇逊给他女儿寄这封信时，红色中国政权已经成立了四个多月。毛泽东正在莫斯科和约瑟夫·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因此和这位俄国的独裁者交朋友是很有用场的。美国人民知道这点，他们无心追究罪责谁轻谁重的问题。抨击政府的共和党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把蒋介石、富克斯、希斯、毛泽东、罗森堡夫妇、雅尔塔协定和艾奇逊等都混为一谈，贴上红色的标签。很多人都说，参议员塔夫脱在参院指控国务院，说“它是由一个左翼集团所左右。很明显，这些人想把蒋除掉，为此目的把中国送给共产党人也愿意。”
这是两党的政争。至于军事战略，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在1947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认为：南朝鲜并不值得一战。1949年3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我们对亚洲侵略的防御部署，过去常常从美洲大陆的西海岸来考虑。把太平洋视为是敌人进攻美国的通道。现在，太平洋成了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内湖，而我们的防线则是沿着亚洲海岸穿过一连串的岛屿。它从菲律宾开始，通过琉球群岛，其主要据点是冲绳岛，然后又弯回来穿过日本和阿留申群岛到阿拉斯加。【这位将军在那个月对英国记者华德·普赖斯的谈话，以及那年晚些时候对《亚利桑那明星日报》的威廉·马修斯的谈话，实质都与上述谈话相同。】』
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物就知道，最低限度从战略上来说，麦克阿瑟觉得如果敌对力量控制了台湾或者朝鲜半岛，他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位将军比之国务卿的政治头脑要好。到了1949年底，他就知道美国舆论由于中国大陆上空红星高照所造成的震惊，如果共产党武力再有扩张，就会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惨败。但艾奇逊则还是放弃了台海，听任毛去占领。1949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驻亚洲各国使团说，台湾的重要性应尽可能不强调，因为“普遍都预料它会陷落”。两周以后，麦克阿瑟把他这份备忘录向报界透露。在一片吵嚷声中，塔夫脱和赫伯特·胡佛要求用海军保卫台湾，但杜鲁门拒绝这个要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艾奇逊于1950年1月12日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那篇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提到的演说。
显然，在现在这个时候国务卿要来个即席演说是不合适的。因此他的下属们给他写了厚厚的一叠讲稿，上面标上了符号。“但最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未加进一步解释地写道，“我把讲稿放在一旁，而以一两页提纲作为根据，发表了演说。”他对听众讲的美国防御线，还是和麦克阿瑟十个月以前所描绘的一样，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琉球群岛到菲律宾。但现在中国的沦陷使华盛顿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至于谈到太平洋其他地区的军事安全，”他补充说，——显然他指的是台湾和南朝鲜——“肯定要明确的是，没有谁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军事进攻。一旦发生这种进攻，”他说，“首先起来抵抗的”应当是“这些遭到攻击的人。”如果他们确实以行动表明自己是坚决的战士，他含糊地说，他们就有权利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向它提出呼吁。
艾奇逊至死也矢口否认，由于他把南朝鲜置于防御圈之外，就是大放绿灯，招致侵略。但是当他对新闻俱乐部说，美国正等待中国“局势明朗化”，并说，美国的防御线是“沿着阿留申群岛到日本，然后到琉球群岛”，共产党人就只能从这里作出结论；美国是让朝鲜海峡西北的人们自己去照顾自己了。事实上他们也是作出这样的结论的。
错误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这很不象是艾奇逊的作为。事实上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和麦克阿瑟在上一年3月时那样，排除了美国在亚洲大陆参与地面战争的可能。但是，美国的趋向是会变的。过去希特勒没能正确估计这点，结果他就一败涂地。斯大林现在又重蹈覆辙。北朝鲜的作战计划是这位苏联领导人一手决定的（那时根本没有告诉毛泽东）因为他相信艾奇逊说的是实话。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第二天，俄国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退出安理会会场，因为安理会拒绝驱逐中国国民党，不肯欢迎大陆新政权的使者。斯大林是要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他看来，他选择的时间是再好不过了。美国没有和莫斯科协商就草拟了对日和约。自从对日战争胜利以来，俄国人本来一直希望，华盛顿会让他们放手摆布朝鲜。按乔治·凯南的看法，就是：“他们看见事态发展并不如此，他们就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从日本和约中只有这么一点收获，那我们就在美国人放日本人回到朝鲜之前，快点把它抓到手。’”
与此同时，杜鲁门的全球战略正开始转变。4月，在总统主持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就放弃了防御圈的概念，转而采取一项新战略，使美国可以应付任何针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威胁。就是那次会议，通过了NSC第68号文件，除了其它问题外，这文件规定要将美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作为军事拨款。不管明智与否，这个决定决不应该保守秘密的。但斯大林不知道这事，就以为南朝鲜象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那样，是个熟透的苹果，该是摘下来的时候了。后来，国会中虽然有人批评艾奇逊发出信号不对，但也不能攻击他。国务卿在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后一个星期，那个一心以节约为念的众议院以一百九十三对一百九十二票之差，否决了一项拨款，即派五百名美国军官去监督南朝鲜军进行装备的预算。当晚艾奇逊就给玛丽写这样的信：
『今天真不好过，主要不是工作有困难，而是因为麻烦事太多。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在众议院被击败了。在我着来，这是我们自取其咎。本来不应因一票之差而失败的。我们没有进行争辩，听之任之。现在我们又要走一段很长的回头路。』
这条路的第一个交叉口就在面前。
※※※
1950年1月，约瑟夫·R。麦卡锡四十一岁，已经不止在一方面受过挫析。四年前，也就是1946年共和党选举大胜时，他当选为参议员。他极有可能给美国参议院丢尽体面——因为他是个品质低劣的政客，竟然堕落到从卢斯特隆房屋预制件公司纳贿一万元，还从百事可乐饮料公司的议院说客那里借了两万元，没有交任何抵押。他把钱都挥霍在大豆期货投机上，和马票经纪人通长途电话上了。在国会山上有些人知道，麦卡锡那个陈旧的公事包里，常常带着一瓶威士忌酒。实际上他已与酒徒无异，他在朋友中吹嘘说他每天可以“喝他一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酒”。但按照他这样酗酒下去，他还可以活上六年或七年而已。
他是个恶棍，从外貌看也是如此。他目无定睛，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尖声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悟、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在芝加哥市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他没有休伊·朗格的天才，同时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信心。他的有利条件就是他是个撒谎能手，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美国电讯广播事业的作用。就是这一些，再加上不择手段。如果他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就是虚无主义，就是不相信任何东西。他最爱看到自己的名字见报。他最渴望的是继续担任参议员。
殖民地饭店那个约会对他没有很大帮助。但过后一段时间，他就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去电话，说五星期后，也就是林肯诞辰的那个周末，他愿意出来发表一些演说，谈谈在政府任职的共产党人问题。如果说全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的话，他们并没有形诸于色。当然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毕竟是该党当时的路线。当时反共英雄理查德·尼克松就警告美国人说，希斯案件只不过是“美国共产党骇人听闻的间谍活动的一小部分”。尼克松当时很受欢迎，但说到麦卡锡，就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所知，他对共产主义一窍不通。工作人员能为他联系到的在林肯诞辰讲话的场合，只有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的俄亥俄县妇女俱乐部，接着就是盐湖城和雷诺市。在他坐飞机前往惠林的途中，机上一位服务周到的女服务员，从旅客名单上发现有一位参议员，就对他说：“参议员麦卡锡，您好！”看来他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啊，你好”，他说：“有人认出我是谁，我很高兴。”
在上机以前，他做了一些可以说是一点点的准备工作，要说是什么调查研究，那就未免言之过甚了。正如他后来对记者所说的，他那份“讲话草稿”的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共和党人的演说中“剪剪贴贴”搞出来的东西，他只不过是略加修改而已。据《惠林消息报》的报导，他从尼克松1月26日在众院的演说里偷了一段，作为自己的东西：
『尼克松在国会的讲话：麦卡锡在惠林市的讲话：
从希斯案件中要吸取的重要教在讨论共产党问题中要记住的
训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那些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对付的不仅是
为了三十块银币①而窃取一件新武窃取一件新武器蓝图而得三十块银
器蓝图的间谍……而且是阴险得多币犒赏的间谍，我们要对付的是阴
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可以左右我险得多的活动，因为它使敌人左右
们的政策的制订。 我们的政策的制订。』
【①据《新约》，耶稣的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耶稣。】
就我们目前所知，他对颠覆问题的调查，一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他打电话给《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办事处的威征德·爱德华兹，说他要写一篇演说稿，要他帮忙。从爱德华兹那里，他得到了两项有关国务院工作人员忠诚调查的情况，内容简略，大部份也已被人遗忘。第一项在《国会记录》中可以找到。1946年7月26日，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写了一封信给伊利诺州众议员阿道夫·萨巴思，说从战时各种机构调到国务院的约三千个职员中，进行了初步甄别，审查人员提出有二百八十四人不能长期任用。在这些人中，有七十九人已被解雇。从二百八十四人中减去七十九人，麦卡锡就象变戏法似的变出了一个二百零五的数字，就是本来已经提出来应该解雇的，但在贝尔纳斯写这信的时候还是在职员名册上的二百零五人【这里我们想说的是：当麦卡锡在惠林市发表演说的时候，这数字可能已经过时。1950年8月号的《哈泼斯》杂志上，阿尔弗雷德·弗兰德利说，到了1950年2月，这二百零五人中只有六十五人还在国务院。当然弗兰德利不象麦卡锡那样只打了一次电话。这种深入挖掘问题麦卡锡是不懂的。】。这位参议员的另一份材料，就是那些坚决反共分子所说的“李氏名单”。罗伯特·李是众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员，他曾对和《美亚》杂志案件有牵连的一百零八个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档案进行审查。1948年，国务院向该委员会送了一份统计表，说在这一百零八人中，仍在国务院任职的共有五十七个——后来理查德·罗维尔就在“纽约人”杂志讽刺说，这是“海恩兹罐头食品公司的品种数目”。
这样参议员麦卡锡就有两个数字，——二百零五和五十七但这就是他的“全部材料”了。要了解他招摇撞骗到什么程度，还得记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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