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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1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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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电影仍是一股社会力量。在某些场合，它们象组织团聚一样，也能把社会重新集合到一起。迈克·托德拍摄的“环球旅行八十天”就起了这样的作用，它出动了二十九名明星、六万八千八百九十四名临时演员和七千九百五十九只动物，包括四只鸵鸟、六只鼬鼠、十五头大象、十七头公牛、五百一十二只猴子、八百匹马、九百五十头毛驴、二千四百四十八头美国野牛，三千八百只羊和一头受惊的母牛。类似的电影还有“火车上的陌生人”，“莫比·狄克”、“正午12点”、“第三者”、“金黄手臂的人”、“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危急的时刻”、“桂河桥”等。在新的明星中，朱迪·霍利戴，柯克·道格拉斯、玛丽琳·门罗、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莱恩起码也不比战前的群星差。
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票房收入少得多了，但也还有别的因素。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战前，爱看电影的人大都从未看过欧洲电影，只有少数沉闷乏味的英国电影传到美国。阿瑟·兰克【英国的著名电影制片人。——译者】改变了这个局面。美国观众象熟悉美国演员一样熟悉亚历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和迈克尔·雷德格雷夫。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妮亚妮和京娜·洛洛布丽季达，奥地利人送来了玛丽亚和马欣米利安·舍尔，法国人送来了布丽吉特·巴多和伊夫·蒙唐德，日本人送来了三船敏郎，瑞典人送来了整团整团的演员，其表演使人感到巴黎其实并不算世界上最色情的地方。在四十年代末期，好莱坞的压力使这些演员不能在近郊地区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要看他们的电影就必需到大城市去寻找所谓“艺术剧院”。
接着，纽约的一个联邦法院于1950年2月废除了电影制片人与发行人必需与地方电影院老板互相约束的法律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不用放映未经他们看过就送给他们放映的电影。他们一部又一部地购买故事影片，而且可以向任何人购买。整个美国成了善于经营的欧洲人的开放市场。这项法院裁定产生了深远的结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电影都有机会和公众见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电影院老板要搞到雪莉·邓波儿或罗勃·泰勒主演的影片，就必需购买一定数额的二级影片和试验性影片。结果是连映两部故事片和一些“精选的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一起放，碰巧一颗新星就会诞生。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在1950年以后，这种临时凑合太冒风险了。电影院老板可以随便拒绝放映无名的影片，使之血本无归。结果是太平洋岸边的大亨们把一切力量投入拍摄超级壮观的电影，如果失败，亏损就以百万计。
总之，这对好莱坞来说真是个悲惨的十年。电影业一度在国民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现在逐月衰退。大亨们顽固地拒绝把老电影的宝库开放给电视广播网，又还未能使电视业对使用电影制片场来生产电视片感兴趣，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电影制片人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规范仍然谴责放映春画，连裸体也不能上银幕。关于并无害处的“宝贝儿”，《时代》周刊说，这“大概是被允许合法放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适应一般化的娱乐标准。使电影专门吸引社会上某一集团的想法，当时还未形成。首获成功的是“通宵摇滚”（1954），但在当时，美国青年对它还是相当漠然的。这部电影取得突破——还有摇滚舞【又译作摇摆舞。——译者】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出现——首先是在英国，在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动乱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白发的青少年社会。1954年9月，电影触发了三千名男阿飞的骚动；十二个英国城镇的地方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止放映该电影，并在那些仍然在放映的电影院周围部署了警卫线。阿飞的头发特别引人注目。在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剃平头时，阿飞们就留长头发，梳向脑后，这种发式可以追溯到战时洛杉矶。它被称为——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场合——DA，即Duck's Ass（鸭屁股）。当然，阿飞们还没有把头发散披在肩上；这是以后的事。
在过渡以前，电影起着统一社会的作用。由于对不同年龄的人均具有吸引力，而且也不怠慢那个阶级——除了黑人，他们自己也不重视自己——电影加强了家庭的联系，使看电影的人不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大战时拍摄的电影表现了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民族一道工作，使这个多民族融合的集体更加温暖。此外，好莱坞还起着社会上良师益友的作用。影迷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电影明星为行为的榜样。例如，按规定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睡在双人床上，这样，海斯检查处和后来的布林检查处改变了整个睡床行业中的产品样式；又如在电影中不准用即使是最轻微的污秽语言，这就有助于使语言保持当时所谓的纯洁。虽然当时没有为人所重视，在这过渡期以前拍摄的面向一般观众的电影还为全国提供了共同的话题。甚至在七十年代，互相不认识的中年人一提到“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是提到在三十多年以后仍然被几乎整个一代人怀念和珍惜的上百部电影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能找到共同点，互相拉扯起来。他们的儿女们却缺乏这个；在尼克松执政的早期，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和美国的生活实践紧密结合。
当然，这一切并不同艺术相干。按艺术标准来说，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最佳电影几乎比以前任何电影都要高明。这时已经完成了过渡，有可能去探素那些从古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电影已臻成熟。有可能以高度严肃的态度进行电影创作；有才华的导演可以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运用胶片。但是，有些东西仍然是一去不返了。电影起着分裂作用。幼童们去看周末日场，青少年去看青少年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去看只限于他们才准看的电影。好莱坞过去那种团结的力量不复存在了。
社会标准也不同了，相互误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使人难解的字眼是“不随俗从众”。在五十年代，有些青少年向父母预告，他们已决定不再在社会上随俗从众了。但是，在他们的亚文化群里，他们却绝对地随俗从众。欧文·豪尖锐地提出，“一个穿短袜的少女怎么能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而有些例子确也是无意识的，却很有趣：“参加疲塌的一代！”一本早期的《花花公子》的广告是这样呼唤的。“买一个疲塌一代的领带夹！一件疲塌一代的圆领汗衫！一只疲塌一代的指环！”这种亚文化崇拜在五十年代早期迅速形成。在伴随朝鲜战争而来的繁荣当中，搞这种崇拜的钱更多了，而在1955年，刚刚主演完“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就被烧死的詹姆斯·迪安【电影明星，迪安喜欢玩摩托车，1955年翻车被烧死。——译者】成了这种崇拜对象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美国传闻轶事里，迪安象琪恩·哈罗和玛丽琳·门罗一样重要。几乎到了二十年后，他还会收到影迷来信。除了微型胶卷以外，纽约公共图书馆无法保存迪安的资料。他的祟拜者会来偷走。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图书馆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书，是法文的，里面所有照片均被剪掉。】
社会科学的声誉在提高。人们对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有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干什么、它们的影响、意义、潜力。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的路埃尔·丹尼都在考察它们在塑造人民使之社会化的作用；各种宣传煤介使人们意识到当一个美国人，不管男女或老中青年，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多伦多大学，马歇尔·麦克卢汉在解释“凭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年一代”和“凭听觉和触觉而多方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列举事实说明一种民族语言——“美国标准语”——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区域性语言的衰落。【十年后，有一个最新的、很好的事例说明这种衰落；林登·约翰逊刚刚搬进白宫以后，有一个休斯敦妇女议论说，“有一位没有地方口音的总统多好啊！”】
就在这些年月里，广告业从不及一张广告传单大的一小块发展到象马尔巴罗之乡【马尔巴罗原为美国一种香烟的牌子，在广告中，一名牧童以美国西部为背景拿着这种香烟，呼唤人们“到马尔巴罗之乡来”。故泛指美国西部。——译者】那么一大片。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全国约有一百家搞宣传联络的公共关系公司，很多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工商企业里，有公共关系部门的不及五十个。光是在曼哈顿，公共关系公司的数字很快就增长到一千家；这是一种稀有的业务——或是一个无聊乏味的政府机构——都少不了若干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进行宣传和自吹自擂的态度和蔼的职员。高级的公共关系顾问，在工业里很快就升到副总经理的级别；在华盛顿，则成为总烧私人肋理一级的官负，随着他们的出现，形象常常取代了真理。他们替公司老板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办法来拢络新闻记者，津贴应召女郎的行当等；而随着罗伯特·蒙哥马利【美国演员，后来当了总统顾问。——译者】对艾森豪威尔的辅导，公共关系的技巧更成为政治竞选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同时广告术开始向更微妙的型式发展。在四十年代，它仍然直接了当地诉之于人们的虚荣，情趣、抱负、贪婪、恐惧——利斯特林公司【美国生产漱口剂的一家公司。——译者】的广告：“常当伴嫁娘，不当新嫁娘”，“我是一个九十八磅的弱不禁风的人”，“你最好的朋友也认不出你来”、“我坐到钢琴边，他们就笑起来”。夸张的语句使得最高级形容词也空得平庸无奇，以致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登了一幅宽达六栏的广告来嘲笑广告同业，题为：《不常用的单词和短语——广告作者描写妇女服装用语》，其中有“薄纱：近乎无，且以黑色为佳”，“肉感：凡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一小块金属饰物”、“惊人的：有一个小时没有看见过类似的东西”。到进入五十年代中间的时候，麦迪逊大道的雇佣文人被更精明的能说会道的经理人员挤得靠了边。拍卖商在电视上的叫嚷以及对买主选择任意性的忧虑已被代之以：“九重天，向地球呼叫”，“本迪斯启动器把二千万妇女放在驾驶员座位上”，“一杯巴卡迪兰姆酒比一杯脱脂奶的热量还要少”，“户外有多大，钢铁有多大”等。动机广告术研究已达到其全盛时期。一度还有人作惊人之语，谈到某种所谓潜意识广告术——在电视屏幕上，口号一闪而过，使观众眼睛来不及看，但却刻印在观众的潜意识里，而在他们购买东西的关键时刻就又会呈现出来。
从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广告员》在战后风靡一时开始，老练的美国人就着迷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的所作所为，就象他们一度给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所迷住一样。到了杜鲁门时代的末期，几乎每一个在温内特卡或贝尔埃尔【温内特卡是伊利诺斯州东北都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居民点；贝尔埃尔是马利兰州东北部的一个城镇。——译者】的人都能解释硬推销和软推销【指用诱劝等软办法来推销商品。——译者】的区别；都能解释罗珀、尼尔森和胡珀【这三个人都是搞民意测验的统计家，他们主要是调查电视观众对那些电视节目表示欢迎，为登电视广告提供参考。——译者】的重要性；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送上旗杆顶”和“把它放到火车里，看它会不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两句话意思相同，均指在商业中设法试探顾客心理和他们对商品的反映。——译者】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大概是搞软推销最受人喜爱的家伙，虽然认真研究现代广告术的人却首推亨利·摩根。他是电台广播全盛时代末期的一个奇人，摩根在广播里几乎什么都做得到。有一次，他以八十二块美元为代价拍卖了他的整个班子。他经常在电视上搞自我访问；他又假定好菜坞的预告片比正在宣扬的正片更激动人心，常用整整半个小时去播放预告片的音带。摩根为一种方便早餐——“劈！拍！砰！”——做广告宣传，自己就戴上耳套来减低那震耳欲聋的响声。激怒了的出资卖广告的老板一个接一个地把摩根解雇。最后他只能从事单调无味、毫无创造性的硬推销，成为夺取消费者金元的无休止的战争中一名被牺牲了的天才。
登广告人一年花费一百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点二——操纵社会，为越来越精巧的商品创造越来越大的需求。他们的理论是：商业广台刺激经济发展，因而是为美国方式而战斗。这样，油嘴滑舌的广告员竟得以处于大致相当于柯立芝新世纪【柯立芝当总统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曾一度缓和，出现了经济复苏扣表面繁荣。——译者】中为金融家所保留的崇高位置，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相信它们；连约瑟夫·斯大林也买了两千架发射机来干扰自由世界在电波中的扩张言辞，以免人民受其腐蚀。休育迷不加抗议地接受电视里的假休息时间、假受伤和足球赛最后半场里的“两分钟警告”，他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无非是播送商业广告的借口。比利·格雷厄姆【美国福音派传教士。——译者】的十字军运动专门花钱调查地下铁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好弄清楚这个运动的广告应该放在那些最好的战略位置；连上帝也相信动机广告术的研究。
二十年代的景气在1929年垮掉以后，四分之一世纪还没有过去，美国又复展开另一次哄抬价格的抢购活动。有些人把这些年称作敦实的五十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报告说，九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拥有股票，而其他人中则似乎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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