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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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斯的起诉人，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墨菲接受了任命之后，却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这对总统的威望是一个有力的打击。接着，杜鲁门宣布整顿工作由他的司法部长霍华德·麦格拉思来领导。那些批评者说，那比不整顿更坏。因为丑事也涉及他的司法部，同时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就是他把那些受到起诉的人带到政府来工作的。共和党大叫说那不过是粉饰门面。同样叫喊的有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也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投票通过要自己来动手调查麦格拉思和司法部。

那场笑剧现在接近了高潮。总统逼得没有办法只好任命一个开明的共和党的律师纽博尔德·莫里斯为该委员会的主席。莫里斯接二连三地在“与报界见面”的电视节目上透露对司法部一些未经证实的怀疑，拒绝了麦格拉思给他办公的地方，自己在华盛顿商业区一幢办公大楼里设了一个办事处，要求国会授予他签发传票的权力。但他遭到了拒绝，后来自己反而被传唤——要他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面前作证，因为后者要讯问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对非法出售剩余油船给外国政府扮了什么角色。莫里斯接着得罪了政府中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竟向所有美国政府职员，包括内阁全体阁员在内，寄出详细的调查表，命令他们登记自己的资产净值和收入来源。当麦格拉思接到那份调查表时，大发脾气。他错误地以为，莫里斯是他的下属，发给他一份五个大字的通知：“即日起停职。”杜鲁门从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上得悉此事。于是，他也大发脾气——把麦格拉思撤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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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党代表大会之前最后的几个月中，杜鲁门的地位越来越不牢固。他对那年钢铁罢工的处理是仿效他在六年之前使约翰·刘易斯乖乖就范的巧妙手法的，结果却弄巧成拙。当时钢铁公司拒绝遵守工资调解委员会3月20日的仲裁，即规定对工人增加工资但不增加钢铁价格，杜鲁门便命令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接管那些工厂作为国家的财产来管理。他以为他的紧急应变权力容许他那样做，并且相信最高法院也会同意。但是最高法院却不同意，于6月2日裁定那次接管是非法的。不管怎么样，钢铁工人联合会还是罢工了，为了要使工会的六十万工人以每人增加工资一角六分回去工作，总统得同意每吨钢材的价格增加五元二角——那正是他一直想避免发生的事情。

在白宫发生这场丢脸的事的同时，共和党方面越来越不择手段了，这种情况使人震惊。由于太长的时间没有掌权，对选民失去了信心——因为在过去连续五次的总统竞选中选民都不选共和党——因而少数党下了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破坏民主党人的威信。它有权也有义务揭露在杜鲁门保护伞掩蔽下的小偷窃贼。攻击政府腐败失职是为国服务，民主制度就应该这样发挥作用的。但是共和党对迪安·艾奇逊和乔治·马歇尔的猛烈得异乎寻常的攻击却是另一回事。这两位与考德尔和芬尼根这一类的骗子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作为美国在国外的代言人，所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至少也该承认他们是为了崇高目标而工作的正派的人。

艾奇逊是一个出身高贵、有教养的人，对待政敌有一种冷淡的甚至傲慢的态度。马歇尔将军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战时英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同两党都没有关系。他作为总统的使者前往中国，就像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登陆一样，是超乎党派政治之上的。在内阁里他避免受到党派方针的影响。他只有一次所采取的立场引起了别人的非议，那是在免了麦克阿瑟职务以后所引起的吵闹中发生的。他当时为了有限战争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毫无疑问，那激怒了在国会中拥护麦克阿瑟的人。但是奥马尔·布雷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亦为那个主张热烈地辩护。此外，在麦克阿瑟没有被召回之前，共和党对马歇尔的对立情绪早已露了端倪。1950年9月，20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宣布反对任命马歇尔为国防部长。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称他为杜鲁门的“爪牙走卒”。乔·马丁称他为“姑息派”，要对毛接管中国负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马丁曾有效地领导过一些斗争，否决了为关岛及威克岛设防的立法。他当时曾说过，为那些地方设防可能会挑惹日本的军阀。】。什么东西激发他们那样做？为什么他们要盯住一个曾被称为“现今最伟大的美国人”的杰出的军人不放？

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马歇尔是一个超乎政争的民族象征。在争夺权力的无情斗争中，任何一个无可挑剔的人对他们都是一种威胁。如果他当时不站在他们那一边，有一天他就有可能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先发制人，彻底地损害他的名誉，使他将来发表的任何意见，无人再会相信。这项工作的最后一阶段由麦卡锡来干了。1951年6月14日下午，他开始在参议院作他的最长最出名的演说，控诉马歇尔“阴谋之大，声名之狼藉，使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那样的事情都相形见绌”。

自由派共和党人则在努力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一个明智的、负责任的反对派。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宣称，她不愿意看到她的党靠“诽谤四骑士——恐惧、愚昧、偏执和污蔑”走向胜利。埃米特·约翰·休斯主张不要用“华盛顿的一团糟”这样的话，认为这样说“小气、自以为是、过甚其词”。休斯亦以为对民主党人的爱国精神表示怀疑是危险的。但到1952年年初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元老派已听不进这样的劝告。在那整整的一年中，共和党的辩论家甚至坚持要把对方称为“The　Democratic　Party【民主党正式名称是The　Democratic　Party。——译者】”，硬说在字面上是对的，虽然实际上的意义是一种轻蔑。

共和党右派发表的演说，把民主党人分为五类：罪犯、卖国贼、懦夫、老是陷入战争的无能之辈以及没有足够魄力来侵入中国加以征服的虚弱者。意见不同的政客一般是相互容忍的，但是这一种口头攻击造成的后果使两党陷入深刻的分裂。

共和党的立场受到一般人的欢迎。大多数美国人已开始不赞同杜鲁门来当总统，即使他在总统竞选时到处旅行也不能使他像以前那样获得他们的欢心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所不断抽查民意，他的第一届任期最不得民心在1946年，只有32％的选民拥护他。在1950年整整的一年中，那个数字徘徊在37％与46％之间。以后——在他任职的最后两年中——赞成他的人从来没有超过32％。有时则降低至23％，那就意味着每四个美国人中不到一个才支持他。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他有作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和吸引力。看起来他充其量是一个有胆量的光靠决心来克服自己的无能的人。他就是那样来估计自己的。1952年4月在他的第300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对记者说：“我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我的一切贡献给国家。有很多很多人——我想在这个国家有100万人——能够把这项工作比我做得更好。但是，既然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我就把它做好。我总是引用亚利桑那墓碑城的墓地里那一句墓志铭。它是这样写的：‘杰克·威廉斯长眠于此。他已拼了老命。’”

但是，对一个像他那样有信念的民主党人来说，共和党政府上台的前途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除了杜鲁门之外，谁能当民主党的候选人·埃斯蒂斯·凯弗维尔的名字随处都可听到。他已报名参加所有的预选，他有一批为数甚大的追随者。杜鲁门不为所动。总统是一个操纵党组织的政客，并以此自豪，他不喜欢那些弄污了自己民主党人声誉的改革者。但是大多数其他有资格的候选人不是有这种就是有那种不利条件。艾尔本·巴克利已经72岁，太老了。佐治亚州的拉塞尔是自由派死对头。哈里曼从没有参加过公职竞选。1951年秋，杜鲁门觉得在所有有条件接他班的人中已经找到最好的一个人了。他邀请首席法官弗雷德·文森前往基韦斯特的总统别墅，向后者建议辞去法官职位来当领导人。文森嗯嗯呃呃地支吾了一阵，表示最高法院不应作为到白宫的敲门砖，但最后同意回去与他的妻子商量一下。他的妻子更不喜欢这个主张，杜鲁门在他的文件中遗憾地记下那位首席法官“坚决谢绝”。接着，总统便转注目于伊利诺伊州。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那里的州长候选人创造了一次显著的个人胜利，以572067票这个史无前例的优势取胜。杜鲁门自己在伊利诺伊的优势不过是33612票。无疑，靠他自己一个人，他会丢掉该州的。他对一名总统助理戴维·劳埃德说，下次艾德莱·史蒂文森州长前来华盛顿访问时别忘了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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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月里，一个共和党的州长，新罕布什尔的谢尔曼·亚当斯成为该州争取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立刻碰到一个问题。如果要把一位候选人的名字报上去参加即将举行的新罕布什尔州总统预选，按照法律他要提供证据，证明他的候选人是共和党的党员。亚当斯寄出一封查询信件给堪萨斯州艾森豪威尔的县城，下面的信就是该县文书穆尔的回信：

『据我所知，艾森豪威尔先生从没有在本县参加过投票选举，预选法律是在1928年开始生效的，他从那时起从来没有投过票，自1927年1月14日以来，我一直是本县的文书，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德怀特一直不在本市，至少他从没有参加过投票，否则我会知道，因为自预选或烙印法在1927年春通过，在1928年预选才生效以来，党员名册一向在此。
德怀特的父亲是一个共和党人，在他逝世之前总是投共和党的票，但是那对他的儿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许多人都不跟他们的父亲，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很多人都相信欠债，看有多少钱可以使用，这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使这个国家陷于破产境地。
我认为他不会有什么政治见解。』

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什么政治见解，而且也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明显的指导原则，对当时大部分的重大问题，甚少发表公开见解。四年之内已经是第二次向他提出担任世界上最有权力的职位，但是建议他担任那职位的人们却不知道如果他担任了那个职位又将会怎样行事。诚然，在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他曾经说过这样保守的话，如“如果美国人所需要就是生活保障的话，他们大可以去蹲监狱”。同时，他还利用了他的威望，争取舆论支持罗斯福和杜鲁门的对外政策，他的成就，包括他当前担任的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司令职务，是在代表民主党政府的时候所取得的。所有他的同胞都可以放心，他是一个坚强的、正派的、宽洪大量的人，赢得了欧洲政治家的敬重；他表现出来的许许多多平凡的特征，都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喜欢在他们的领袖身上找到的，例如，爱好用方言开玩笑，穿衣服随便，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短上衣。

他原来是一个共和党员，虽然这个问题经过令人苦恼的几个星期才得到解决。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1952年1月6日从法国回来不久，对记者说，如果共和党人提名，将军是愿意接受的，同时他不会否认洛奇的话。但结果他几乎要否认洛奇的话。就在第二天，他在巴黎拒绝向记者说明他的党派关系，只说那位参议员对“我的政治信念的一般趋向以及关于我投共和党的票的记录作了一个准确的报道”。他避免回答接受请求出来竞选的问题。他警告说，为他进行这种活动的人这么做使他很不高兴。尽管“美国公民有权组织起来追求他们共同的信念这一点不成问题”，但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们要拥戴的人并不赞同他们的信念。他又说：“我决不会为了要想提名竞选政治职务而要求解除现在这个职务，我将不会参加那些意欲推选我的人在代表大会以前进行的活动。”

显而易见，他把门关上了。但是，接下来他又把门打开一条缝。如果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自然就会响应担任“超越我目前责任的职务”的号召。对亚当斯和洛奇来说，这一点就已足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着手为他竞选。在当时那批深信艾森豪威尔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并且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要留在巴黎的保证——的人中间，有一个就是哈里·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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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史蒂文森州长在纽约每年一次的市区联盟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于次日下午4时抵达华盛顿，参加一个调查矿山的会议，但发现大都会俱乐部的房间已经人满。然而在罗杰·史密斯旅馆里，已为他定了一个房间。他在该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收到一封从布莱尔宾馆来的信，通知他总统想在那天晚上和他会面。晚上11时15分，史蒂文森回到他的旅馆，感到头晕目眩。他打电话给一个朋友说：“我是艾德莱，我刚刚遇到了一件难以置信的事。请你立刻到旅馆来谈一谈好吗？”他的朋友到达旅馆时，只见他脱了上衣，穿着衬衫。史蒂文森说：“我刚从布莱尔宾馆回来，总统要我把世界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手中拯救出来。”

在杜鲁门的回忆录中，他写到他告诉那位州长：

『……我不会再参加总统竞选了，我认为他是最合适担当那个职位的……我告诉他我对总统职位的看法，而它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上最有权力的、最伟大的职位。我要求他接受这个职位，并告诉他，如果他同意，就可以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说，不！他显然吃惊得发呆了。』

史蒂文森提醒杜鲁门，他已宣布竞选连任州长，而“不应把伊利诺伊州人民所给的最高职务看做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慰奖”了。他对两个小儿子负有责任，因为这两个儿子实际上被爱交际的母亲所遗弃了，过于抛头露面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此外，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已具有条件可以担当总统那个职位。在斯普林菲尔德再任一期州长以后，他可能更有条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