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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1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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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说：“我真想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觉得应该同你们当面谈谈我今天作出的一个决定，这是经过好几个星期极其慎重、极其虔诚的考虑，才作出的决定……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我作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我国人民同意选举我，我就连续担任我现在担任的职务，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电视讲话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闲谈，这时，一位电视广播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留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块大约一英寸高的铜牌，牌上刻的是拉丁文格言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和英译文，意思是：“待人温良，遇事果敢。”总统笑笑说，“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好，免得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
本国真正首屈一指的那个书呆子，这时倒也不乏风趣。有人问艾德莱·史蒂文森，对总统的决定作何感想，他答，“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万难忍受退居葛底斯堡农庄，而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
时当1956年盛夏，从拉希莫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玉米都长得很高了。美国至少暂时似乎又回到了意气轻浮的二十年代，人人沉醉于耸听的琐事，酣热的乐曲，恬静的政治，吹捧运动员，追求好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重事长哈洛·柯蒂斯成了《时代》周刊选定的本年“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牌汽车是底特律盛极一时的杰出产品，有些共和党人此时不禁遐想起来，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尼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当上一任总统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改变美国地貌方面的一大贡献，州际公路网工程这时刚刚动工，最后要搞成四万一千英里新公路——速度高、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关荒的大工程，全部费用估计将在二百三十亿到四百一十亿元之间（实际花了七百六十亿元）。中西部一带内陆城市的商业从此面目一新，单说从芝加哥开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便由六小时减到三小时。公路沿线的服务行业日后竟发展为拥资亿万的企业，客运、货运在精心施工的水泥干道上奔驰于全国各地，既迅速，又安全。
恰巧这时，吉姆·贝利在1956年俄勒冈的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二分五十八秒六的记录；不足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第一回。美国人不仅向新的天地前进；他们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一年，按商品和劳务折合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亿美元，而通货膨胀则微不足道。但2月间确也出现了一点不妙迹象：二十四年来不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资由三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
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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