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1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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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