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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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第十二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象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作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己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数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瓜瓜的全美联队！”他好象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十三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

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唯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实际上是一百七十七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I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