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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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在1966年的选举中，起着强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对于要求黑人权力的一个反应。另一个反应是诸如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转变立场。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经把民权立法作为“合乎时宜的主张”加以支持，但是，他却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条（“住房不受歧视”条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祸害”，因此使它未能通过。令人奇怪的是，对这些新的好斗分子采取极力批判态度的，却是一家英国的期刊——伦敦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说：“这些‘领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转告，美国黑人中间普遍存在的反对白人的情绪，与1943年法国人反对德国人的情绪是相似的。”并说：“抢劫和侮辱白人妇女在过去一直被某些积极分子视为一种‘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为’。”这杂志还预言说：“美国人民对于这种放肆的暴行所采取的暂时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态度，几乎必然要变成白人严厉的不容忍态度。”

与此同时，黑人种族主义分子越来越耀武扬威。黑豹党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来越获得汤姆·沃尔夫尖刻地称之为“激进时髦”的声誉，而那些劣迹昭著的罪犯过去只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现，现在却被当做对人类困境具有新见解的观察家加以认真研讨。他们全都是贫民区的产物，而某些人的发迹还可以追溯到近来的暴动事件。罗恩·卡伦加出身于瓦兹地区的下层社会，虽然他否认他的黑人民族主义的组织曾从事暴乱活动，该组织有四个成员已受到此项控告。卡伦加所以名声大噪也是瓦兹的骚乱造成的。关于那次骚动的损失，现在越来越清楚，是无法计算的。某些重大损失几年内也不会看到。这次暴乱的遗产之一是狮鼻似的55－SA型八发22口径艾弗－约翰逊牌的左轮手枪。这支手枪原是一个害怕的洛杉矶人在骚乱发生之后于1965年8月末用31。95元买来自卫的。后来，他把枪给了他的女儿，她又把它给了帕萨迪纳地方的邻居，这位邻居又把它卖给纳什百货商店的一个叫穆尼尔·“乔”·锡尔汗的雇员。最后，乔把它转给他的小弟弟锡尔汗——比沙拉·“索尔”·锡尔汗。在瓦兹骚乱之后的第三年，锡尔汗就是用这支手枪在洛杉矶杀害了罗伯特·肯尼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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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年一轮的越南历法中，蛇年（1965）让位给马年（1966），随即又进入羊年（1967年）。马年被认为是幸福之年，仅次于大吉大利的龙年，但是，美国在越南的死亡人数，几近一半——2；559人——是在1966年的头十周里丧生的，他们就在那十周之内死于共产党人的炮火和炸弹之下，而且情况表明，这还只不过是开始。那一年美国兵阵亡总数达4；800人。到第二年的5月，美国死亡总数超过了1万人，而且随着战争的延长，死伤数也越来越大。在羊年中，每周平均伤亡人数，较之马年增多33％。1967年死亡人数，则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为多。在这同一时期，有5。3万名平民死亡，这是使国内的战争的批评者日益为之忧虑的事。

重大伤亡并没有阻止五角大楼提出变本加厉的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一直对麦克纳马拉施加压力，要他敦促总统下令轰炸北越的燃油和润滑油供应设施（这被称之为油源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格兰特·夏普海军上将预言说，此举将“使敌人走到谈判桌边来，或使叛乱平息”。麦克纳马拉终于在1966年3月表示同意，虽然中央情报局预先打招呼说，油源袭击并不会使兵员和物资的渗透停止下来。中央情报局是正确的，尽管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沿长达1；000英里的胡志明小道南下的北越士兵的人数，从每月1；500人增为3；500人，接着又增为4；000人。到这一年的年底，武元甲平均每月向南方派去8；800人。不久，年度兵员补充率已高达10万人。

国防部的各研究小组向麦克纳马拉汇报说，虽然不断进行轰炸，游击队流入南方的情况“有增无减”，而且各种袭击对于河内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作战的能力“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位国防部长亲自飞往前线视察，这是他第八次亲临现场视察。他返国之后，对总统说：“和解的前景，如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过去更渺茫了。”他还说：“空袭既没有显著影响渗透活动，也没有粉碎河内的士气。”他劝告总统重新估计轰炸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极力反对任何减少空袭的建议。他们在致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争论说，军事局势“在过去的一年里已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并把轰炸称为“一张王牌”。威斯特摩兰将军飞返美国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讲话时说：“在我驻留越南的四年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鼓舞……我们已经到了即将看到尽头的重要时刻了。”

麦克纳马拉却并不感到鼓舞。到那时为止，一闪即逝的乐观估计他已经看得太多了。在西贡，他曾同驻在那里的一名部下度过一段使人灰心丧气的日子，这个人告诉他说，官方的充满愉快的调子是骗人的，前途是一个无尽头的黑胡同，根本无光明可言。提供这一情报的人，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实际上，威斯特摩兰来到华盛顿并不是要报告胜利，而是要求派更多的军队。1966年终了时他已拥有37。5万人。到1967年的4月，他已拥有48万人，超过了朝鲜战争的顶峰时期。他要求到1968年6月增为68万人，或至少增为56。5万人。他对约翰逊说，有68万人，他能够在两年内结束战争；如只拥有后一个较小的数字，就需要用三年的时间了。这位总统不高兴地指出，在南方的共产党军队的力量已达到最高纪录。他质问这位将军说：“我们增兵，难道敌人就不能增兵吗？这样下去，到哪儿才算尽头呢？”威斯特摩兰说，如果武元甲的渗透率再提高，他的供应将发生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比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么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倒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人卷入越南战争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这场冲突看来已完全成了一场白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斗争。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给这里的大小战役取了许多有声有色的名字，它们使人想起丛林中的苦难生活和美国国内日益分裂的人民中的与日俱增的痛苦。其中有阿托巴罗行动、陆战队广场行动，以及马希尔行动、双鹰行动和白翼行动。然后还有达多行动、881高地北坡行动、禄宁行动、疯马行动、霍索恩行动和从德浪河战役之后代价最高的一次行动——黑斯廷斯行动。接着是881高地南坡行动、溪山行动、昆天的三个红色高地行动，以及阿速坡行动。在西贡河和西贡以北20英里的13号公路之间，由已放弃的橡胶种植园和热带多雨森林组成的一个三角形地区——铁三角，作为共产党人的据点已达20年之久。1967年1月以3万名怨气兵对铁三角发动的攻击，即所谓的雪松瀑布行动，是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以来发动的最大的一次攻击。但是，在一个月之后发动的江克欣城行动规模就更大了。参加这一行动的4。5万名美国军队挺进到接近柬埔寨边境的C区内，扫荡越共的一处根据地。他们如愿以偿，但以后又不得不让敌人重新收复它，因为越南共和国的军队甚至连充当守备部队来守住它的能力都没有。

在此同时，国会已开始使得不同意约翰逊战争政策这种事情成为一桩体面的事了。按后来的标准来看，这种反对态度是低调的。16名反对政府战争行动的参议员警告河内说，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是有限度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撤退美军”。但是，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易控制了。应总统的要求，以迈克·曼斯菲尔德为首的五名参议员，在越南度过了35天。他们发表的报告使约翰逊大为沮丧，他们发现美国在越南一年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他们还发现，美国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一场“无止境”的冲突：“其无止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北越及其支持者将以增兵对增兵的意愿和能力。”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指责说，现政府已“转变了”他哥哥制定的政策，以致现在“我们正在屠杀无辜的人民……而这只是因为离我们1。2万英里的［共产党人］，而现在他们可能离我们只有1。1万英里了。”

这是最高阶层的反对意见。参议院中的鸽派也许反对约翰逊在印度支那的方针，但是他们投票同意拨款以便继续进行这场战争，而且他们的语言也是彬彬有礼的。鸽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富布赖特，是从来不失礼的。威斯特摩兰对纽约的听众说，他“为近来在国内的一些非爱国的行为，搞得十分伤心”，并指责了那种犯有助长敌人威风的罪行的人。富布赖特仅仅回答说：威斯特摩兰之行是政府有意安排，为“逐步升级铺平道路”，这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下一层的抗议者是马丁·路德·金，他把美国称之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暴行承包商”，他还把美国在越南屠杀农民的种种新武器试验，比之为纳粹分子“在欧洲的集中营搞的新药和新刑”试验。埃尔莎·基特在约翰逊夫人于白宫举行的午餐会上抨击这场战争时也使用了差不多的语言。斯波克医生在对和平示威者说，“林登·约翰逊是敌人”时，也是如此。民歌演唱家皮特·西格也是这样，他的一支歌《泥深及腰》曾受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抵制，而这支歌把总统的战争政策完全说得一钱不值（“那个老糊涂虫还在说：‘干下去’”）。还有霍华德·布雷特·利维上尉，他是布鲁克林的一个医生，他拒绝训练派去为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服务的医疗队人员，理由是根据纽伦堡审判原则，他将因此而成为战犯的一名帮凶。1967年6月对利维医生的进行军法审判时提出的罪名之一，是他把这场战争称为“凶暴的罪恶”。他被判有罪，判处三年徒刑，当即给带上了手铐。

各高等院校依然是激烈的反战中心。为美国中央情报局、道氏化学公司——凝固汽油（一种能燃烧的黏液）的制造商——和武装部队招募工作人员的人都受到粗暴的对待，有时被撵出大学校园。代表三百多所大学学生会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学联）每年接受中央情报局20万元津贴一事，于1967年的圣瓦伦丁节被揭露，使全国学联工作陷于瘫痪。1967年10月，大学生们发动了“停止征兵周”，并组织了五万多名示威者进军到五角大楼的台阶前去示威。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有时是令人震惊的反征兵活动——把八张征兵卡糊在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门口，与奥克兰的警察持续进行了五天战斗，力图阻止从征兵站运载应征人员前往军事基地的大轿车，占据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达三天之久为了使大家注意反战行动。

这并不完全是无私的理想主义。大学生们正好是在适龄入伍的年岁。1966年每月征召人数几乎提高到1965年平均人数五千人的十倍，大学生缓役的表格发得越来越少了。对于征兵的抵制以标语、小徽章和巨幅招贴等方式公开地表达出来。1967年流行歌曲是阿尔洛·格思里的《艾丽斯饭店》，这首歌曲是歌唱逃避兵役的。几乎每一所大学的宿舍里都有一大套传单，提供如何设法使自己通不过征兵局体格检查的窍门。（“去时先吸足毒品，飘飘然。如果你想真正扮演成一个吸毒老手，你可以在几个星期前用普通针来回刺你的胳膊。”）赫尔希将军对此进行回击，他向全国4；088个征兵站发出指令，要他们把抗议者重新列为一等合格。国会议员表示反对，说赫尔希越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也指控说，利用征兵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是“蛮横的”。但是赫尔希不肯让步。后果之一是流入加拿大的逃避兵役的人激增，最后在那里年轻的美国逃亡者竟达万人左右，他们在多伦多的大学生和平行动联盟之类团体的协助之下，安居下来。

随着国家两极化的发展，鹰派变得更为好斗了。为了回答俄勒冈州的莫尔斯和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宁不约而同的反战演说（前者说，“美国正在把人类引入决无胜利可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者把新的战争拨款提案叫做“供无限升级使用的空白支票”），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扯起国旗来抨击“鼓励共产党人拖长战争”的人。朗说：“每逢我看到美国国旗飘扬在国会大厦上就豪情满怀……我衷心祈祷投降者的白旗永远不要在这里升起来。”埃弗雷特·德克森预言说，如果越南失陷，美国的“整个太平洋沿岸”就将“暴露无遗”。曼哈顿的鹰派在巴特里公园发动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感恩节守夜行动，同时要求，对这场战争持赞同态度的人开灯行车——霎时间每一条公路都鲜明显示出全国人民陷于何等严重的分裂状态。

林登·约翰逊一如往日，嘴里说的全然不是他心中所想的。1966年6月他戴着他那顶白帽子宣称：“每一个美国人，不论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都必须享有表示不同意见的权利。即便是少数人，也决不应禁止他们说话。提出意见和表示异议都是民主制度维持生命的呼吸，即使气粗一点也不要紧。”他的内心的感觉却是，凡是在这战争问题上与他争吵不休的人都是非美的，因而他有责任使用他所能使用的任何武器与他们斗争。总统发动的宣传是卓著成效的，他还在不同的时间，在关岛、檀香山、马尼拉和墨尔本与各盟国交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