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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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最高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9月间对伊克斯说过，朗格的选票将会超过六百万张。对于第二期的新政，朗格及其同盟者已发生了明显的影响。提出社会保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朗格所支持的汤森计划推动的，提高高薪阶层税额和提出《控股公司法》，主要也是由于朗格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俘虏。这些情况，朗格是知道的。7月间，他指责罗斯福“抄袭我十四岁时起草的分享财富的演讲。他今天才变得象我穿童装短裤时那样聪明。”

8月下旬，国会快要休会，但是朗格仍在参议院大厅里上窜下跳，嘲弄“富兰克林亲王”、“玉米爵爷”华菜士、“坐牛”约翰逊、“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是朗格同他那留在巴吞鲁日市的泼辣太太都有好多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他的敌人阴谋用“一个人、一枝抢，一发子弹”刺杀他，然后由总统下特赦令赦免凶手。8月下旬他又说，在下届会议中，国会就得服从他的命令了，“如果我能回到此地的话。不过我也许回不了。天知道，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次演说了。”

这果然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说。9月8日，他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催促手下的议员们通过一些法案，有一个人拿着一支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圆柱背后，准备射出那一发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一个有理想的青年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同朗格有过争执。为了报复，朗格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排挤出去，还散布流言，说法官的血统可疑。下午9时20分，朗格趾高气扬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走出来，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格的卫士立即还击，韦斯身中六十一弹，但是他们的领袖已经受了致命伤了。他在昏迷以前说：“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向我开枪。”别人也不明白，以后两天一直议论纷纷。在那两天里，他的遗体穿上黑色燕尾服，系上白领带，停放在大厅里让人瞻仰。向他奉献的鲜花铺满了三英亩地，在议会前面的草坪上，大约有二十五万人来参加领袖的葬礼。杰位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辞时大声说：“他是名贵的意大利小提琴，他的琴声远出于与他争鸣的鼙鼓之上。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曲。”接着史密斯又说，谋杀是由于报界和参议员比尔博的煽动。比尔博回敬史密斯，说他是“卑鄙龌龊、怯懦恶毒，居心不良，该入地狱的撒谎者。”可是还是人言啧啧。在河口地区，路易斯安那州的穷人们对朗格感恩戴德，他们唱道：

『啊！他们说他是个坏蛋，
可是他给我们孩子免费上学，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现在他去世了，进了坟墓，
可是我们的公路全靠他铺。
他们杀害朗格，为的什么缘故？』

三十多年以后，史密斯对伊利诺斯大学的学生说，“不能证明罗斯福总统下令暗杀朗格，但是可以证明那些策划这件事的人都相信杀死朗格会叫总统高兴。”在消息传来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失·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吓了一跳。没有哪一个有人性的人会觉得有人这样惨死是件乐事。但是从长远看来，朗格从美国政治舞台上消失，无疑给罗斯福去了个绝大威胁。有那么很少很少的几个人，要是他们活了下来，美国的历史跟现在就会大不相同，朗格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无论如何，他必须对付从右边来的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是决心把朗格那支交响乐奏完的。葬礼过后九个月，厂播神父就向他的广大听众——他那些联播电台已增至三十五个——宣布，一个叫做联盟党的新党已经成立了。这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在会上，库格林把神父的硬领扯下，跟史密斯和汤森手挽手，全场听众不禁起立欢呼。如果听众的本意只是来看看热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如愿以偿了。库格林的长篇演说痛诋罗斯福。他每说完一句诬蔑总统的话，听众就热狂地喝采。演说的高潮运用了最富戏剧性的煽动群众的手法：库格林的洪亮的声音忽然哑了下来，他摇摇晃晃地离开讲台，一下子倒在卫士的怀抱里，成千上万的听众不禁失惊大叫。他在电台广播时从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但是他现在已经不仅仅是个广播电台上的人物了，也不仅仅是个神父了；多年以来，他讲的东西与讲道已丝毫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了。

1935年春季，总统那些最亲近的顾向们得出了给论，认为总统对社会大众所起的教育作用减少了。他们把意见告诉了总统，总统却说，“人们每天都在报纸大标题里看到同一个人的名字，每晚都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是要感到厌倦的。……由于人性上的弱点，长时间地听到最高音不断重复，个人心理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在这方面，群众的智慧也许比表面看来要深刻。除了政治以外历史还有其他的内容。在前十年的无关重要的小事中可能潜伏着后十年的社会风气，只不过需要适当的培养，经济情况也要有所变化。不过并不是一切小事都是这样的。1935年5月，全国来了一阵子写连锁信【一个人把一封信分寄许多人，这些人又复写分寄别人，并请他们照样复写分寄，这叫做连锁信，本身并无意义。——译者】的狂热，你要在其中寻找什么重要意义那就徒劳无益。另一方面，在恩里科·弗尔米【意大利核子物理学家（1905－1954年），1938年后住在美国，1945年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译者】那个设备简陋的罗马市小实验室里所引起的激动，现在回顾起来，倒是个对其意义认识不足的例子。从弗尔米的妻子劳拉所写的有趣的记述可以看出，弗尔米和他的学生们那样用中子一个又一个地轰击各种原子，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了最早一批的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搞出来的也是一种连锁反应。

介乎无足轻重的小事和令人咋舌的大事之间，还有许多新奇的事，使1935年成为技术发展上的分水岭，有的比同年国会中的激烈辩论还令人经久难忘。例如，星期日的听众听厌了库格林神父的广播，把收音机指针拨一下，也许会听到二十岁的奥森·韦尔斯在另一个节目里扮演一个叫做“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兰斯顿：

『马戈特：啊，拉蒙特，看呀！那个茶房往厨房走去，不用推门，门就自己开了！
影子（不在意地说）：对啊。那是用光电射线把门打开的。
马戈特：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马戈特。那地板上有铬制的东西，看见吗？那些东西顶上藏着灯泡，看见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束。人走近门，身体就挡住了射线。光束一断，门就自动打开了。
马戈特：妙极了！』

在1935年，这确实是巧妙的，可是这只不过是电子工业最早的雏型。到了后来，电子设备就不仅仅代替了看门的，而且代替了好多别的人，例如开电梯的，在滚木球戏场上捡木柱的，在邮局里分信的，在商店里开帐单的，给染织品配色的，给流动的东西点数的，在监牢门口守卫的，在保险公司里计算保险费的，管帐的，分派刊物的，以及做成千种熟练和非熟练性的工作的人。一句话，自动化己经开始了。

通讯革命也开始了。由于马歇尔·麦克鲁汉所谓“天下一村”的出现【麦克鲁汉（1911－？）是加拿大作家。他说，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由于电子通讯工具发达，人们彼此联系容易，全世界的人互相了解，好象同住在一个村子里边一样。】，个人的清静给扰乱了，书面的文字被取代了。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那是为杨格和鲁比肯广告公司举办的。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拜奥尔都办了“对外联络”机构。1935年，由米丽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贝基·夏普》开始在商业区一些电影院里放映，这是第一部跟一般正片一样长的彩色片，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没有放映彩色片的设备。除彩色电影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古格里尔摩·马可尼发现，可以把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扭弯”，这种微波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用于雷达，接着又用于电视广播。美联社在1935年开办了照片有线传真的服务，《生活》周刊在1936年、《展望》周刊在1937年也相继采用有线传真照片。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形象的概念。有了这些，再加上1935年的另外两项新玩艺——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的夜间棒球赛和罐装啤酒的生产——当时十几岁的青年将来成为中年人后的各种常见的娱乐也就具备了。

阿瑟·谢尔曼的拖车制造业在1933年的百日新政期间渡过了难关，很快就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工业。一年之内，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素塔市就集中了二千辆拖车和住房车。那时人们仍旧觉得美国青年是爱搞机械的，《机械画报》中最引人注意的东西是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置。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小艾尔弗雷德·P。斯隆是这祥描述这种装置的：“用最简单的话说来，这就是给汽车装上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个软弹簧，各自与底盘相连。要是路面有个墩或者有个坑，各个前轮就独自缩上去或者伸下来，就象膝关节把一条腿提起或者伸直一样，对于另一条腿或全身的平衡都没有影响。结果是受到颠簸的是车轮，不是乘客。”轮子就象膝部那样动，妙不妙！可是就是艾尔弗雷德·斯隆（或者阿瑟·谢尔曼）也不能预见美国人后来会那样开汽车到全国各地跑，也意想不到州际公路网遍布全国的情景。

1935年初次听到三十年代新音乐——摇曳音乐。一年前，吹奏单簧管的本尼·古德曼每周薪水只有四十元；为了改善自己的境况，他组织了自己的乐队。他起初运气并不好。8月21日晚，他的乐队在洛杉矶市帕洛玛舞厅演奏合同将近期满，没有人愿意续订合同。乐师同舞客一样，听厌了那些甜蜜温柔的狐步舞曲。古德曼决计降格采用乐队在非正式演出时喜欢用的摇曳的节奏，奏起弗莱彻·亨德森改编的那支曲子来。（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不让他出场演奏。）突然间，听众听到铜管猛吹，鼓声大响，萨克斯管长鸣，再加上一些火辣辣的独奏者，包括本尼在内，轮流起立，在聚光灯下即兴狂奏，把音乐主题大事渲染。结果全场如感电震，顿时活跃起来。一夜之间，二十五岁的古德曼在娱乐业中就登上了宝座——成了摇曳音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喜欢这种音乐的。有一位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摇曳音乐“有危险的催眠性”，因为演奏者“故意把拍子弄得……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打破过去的传统”。可是三十年代的特点是各种年龄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曳音乐。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多尔西（多尔西即将在费城由尼克松主办的大戏院音乐会第一次登台，演奏《玛丽》，这是令人难忘的表演）在帕洛玛、罗斯兰、萨伏依、好莱坞的巴拉丁、格伦岛等舞厅成了那些身披蒂勒纱、脚穿白麂皮鞋的青年舞客的偶像。可是此外还有儿童们喜爱的摇曳音乐（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喜爱的慢拍子的摇曳音乐（凯·凯泽），老年人喜爱的拍子更慢的摇曳音乐（盖伊·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甚至还有知识界的摇曳音乐，这是在卡内基堂演奏的，在那里可以听到微妙复杂的、为听觉最灵敏的人而作的乐曲。那时唱片制造业已经复兴，各种形式的摇曳音乐唱片都可以买到，蓝鸟和德卡牌每张三角五分，哥伦比亚牌每张五角。趣味的多样化，或者象某些人所说，趣味的巴尔干化，是三十年以后的事。

当时所有各种表演艺术都存在着这种不分对象的情况。把电影分成X（禁止儿童观看）、R（只准家长陪同观看）、GP（一般观众都可看）三类，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有影片都必须是人人可看，因为每星期有八千五百万美国人看电影，多数是全家去的。美国家庭着电影，每年平均要花二十五元，按大萧条时期的票价计算，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全国有一万七千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等于旅馆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电影院一年放映一百至四百部片，影院老板没有时间把它们一一审查。幸而当时有海斯检查处，后来又有布林植查处代他审查（不过这对于电影艺术却是不幸的）。天主教道德同盟在1934年开始严密监视好莱坞，影片的镜头里不得有人长时间接吻，不得有通奸行为，不得有裸体婴儿，已婚的男女也必须两床井列，各睡一床。银幕上的语言，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要“绝对纯洁”。有一回，丹尼斯·金唱了一句“去你妈的勃根地酒”，观众大为兴奋，好象有个赤身露体的女人突然跑来。连影片名称都要洗一洗干净。“荡妇”被莫明其妙地改成“贞妇”，“好姑娘也到巴黎去”被改成“好姑娘到巴黎去”。这种审查之所以可能，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的道德标准。正如梅·蕙丝后来所说，“我们唱歌时，连屁股扭一下都不准。”她主演了一部影片，其中有这么一个场面：卡莱·格仑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吧。”她摸摸头发，用舌头舔一下牙齿，问答说：“那算得是休息吗？”布林检查处一时疏忽，让它通过，人们就布置纠察线，禁止看她的影片。《生活》周刊出了一期“婴儿的出生”专刊，竟要打一场官司才能发售。《时代》周刊严厉批评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上帝的小园地》，它说“美国出版界近来有一种倾向：尽可能出版接近违禁的东西”。

对电影进行审查，还反映出当时美国人心情恶劣，不想电影描写实况，而想靠看电影来逃避现实。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一角五分廉价拍卖色情和梦想。”其实，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一角钱也买不到多少色情表演，因为那时同现在一样，黄色电影只有少数观众爱看。可是，梦是人人爱做的，所以逃避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