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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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的窗口看到东边天空一片火光，派人来了解清况。据艾森豪威尔说，他当时也感到，“情形十分凄惨。不论退伍军人应不应来华盛顿请愿，他们毕竟是少吃缺穿的，觉得自己受尽委屈的。看到他们的住所一下子烧光，人们就更可怜他们了。”

不过，象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慈悲心肠，井非人人都有，尤金·金是一个退伍军人的儿子，年仅七岁，他想从自己的窝棚里救出心爱的兔子，可是有个步兵喝道：“滚开，你这个狗崽子！”小孩还来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一辆辆的救护车又从两英里外的加林格医院赶来，因为又有一百多人伤亡了。两个婴孩被瓦斯毒死，“远征军”报纸的编辑满怀悲愤，为其中一个拟出了下面这条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长眠于此，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这个写法未免偏激，但是退伍军人确实是愤激透了。他们眼看着士兵们把汽油浇在自己的窝棚上点火烧起来，同时华盛顿还有一些有钱人驾着游艇在近岸处看热闹。当晚11点15分，他们又目睹骑兵们由小乔治·S。佩顿少校率领，进行最后一次的毁灭性攻击。那些被骑兵用马刀赶走的衣衫褴褛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夫·T。安吉利诺。这人曾于1918年9月26日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役中救护战友有功，获有殊勋十字奖章。那被他救出的正是青年军官小乔治·S。佩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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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少校劝参谋长避开新闻记者；他仍然认为这次战斗是政治事件，不是军事性的，应由政界人物去发表意见。麦克阿瑟摇摇头。他本来就喜欢对报界发表谈话，而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看来很清楚，他是很喜欢的，——既然决定过河进攻的是他，他就不能不成为总统所采取的政治行动的中心人物。午夜后十五分钟，他跟陆军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他的策略是一听就明白的：自己不承担责任，却满口称赞胡佛勇于负责。他说：“要不是总统不到二十四小时就动手的话，局面势必非常严重，可能真的发生一场战争。要是拖延一个星期，我看我国政治制度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了。”赫尔利部长补充说：“这是一个大胜利。麦克【“麦克”是麦克阿瑟的昵称。——译者】立了大功，挽回了危局。”说到这里，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又说：“不过，目下我还不该说谁是这次事件的英雄。”

真正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人变成了为争取合法权利而牺牲的人。对曾经为祖国而战的人下毒手，这在政治上并非得计。同情“远征军”的人已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向他们捐献耕地。对于军队的残忍做法，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都非常愤慨。纽约州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致电总统说：“现在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穷人捱饿，如要维护法律和秩序，给一盘汤比扔一颗催泪弹便宜，发面包比开枪有效。”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已非正式地对人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远征军”尽是些“叛乱分子”，不是退伍军人。又说，“那帮家伙，如果十个当中有一个是退伍军人，那才怪呢。”

白宫宣布总统“深夜不眠，披阅不断送来的征讨补偿金远征军的前线军情报告”；诋毁“远征军”成了官方的拿手好戏。后来胡佛私下责备麦克阿瑟将军，说他不听命令，但此刻他只宣布那些远征军“并非退伍军人”，而是“共党分子和作案累累的刑事犯”。到底“远征军”里有多少非退伍军人，各发言人的说法大有出入。麦克阿瑟说是百分之九十，赫尔利说是大约百分之三十三，胡佛写信给美国退伍军人团波士顿分团又说，凭他的“印象”，“其中服过兵役的不到半数”。格拉斯福德将军不服，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合事实，因而到了10月份就被勒令提前退职了。受过诬蔑，就洗也洗不掉。出事后第二天，有一个特区法院人员向华盛顿大陪审团提起了使人诧异的公诉，他竟说：“据报在犯暴力行为罪的乱民当中，退伍军人寥寥无几，主要是一些共党分子和其他不法之徒。我想你们将会查明下面这个事实，即参与这个事件，恣意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没有几个人穿过军装。”

当时竟没有人想起要到退伍军人管理局那里去查一查档案，未免疏忽，这使历史家对胡佛政府没有好评。“远征军”惨遭催泪弹袭击，反而变成了“破坏法律和秩序的暴徒”。其实在此之前，管理局早己详细调查过他们各人的身分了。据该局统计，这些人百分之九十四曾在陆海军中服役，百分之六十七曾远征国外，而且百分之二十还是残废军人。格拉斯福德将军曾为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仗义执言，上面这些统计证明，无论是他还是退伍军人，都没说过半句假话，但是证据虽然有了，却无补于事。在各报新闻栏里，转载管理局的调查结果的寥寥可数，至于他们的社论，更是多数对此事只字不提。《纽约时报》把退伍军人描绘成“侵犯别人产权的一般罪犯”，又说他们“不听命令”，“闹乱子，几乎酿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美国人民……被无赖流氓任意抢劫已经受够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所作所为，“不论在哪里也不会得到一点儿同情。”《克利夫兰实话报》认为，“在国会园子里安营扎寨”，这是“不值一笑的耸人听闻的行为”。尽管《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可是《幸福》月刊还是说，麦克阿瑟知道“只有亮出刺刀和显示不可抗拒的威力才能防止出人命案”，（事实上出了人命案，可是这个刊物只字不提，）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出事后第二天早上，美国有钱人家一般都感到政府这回已经挫败了蓄意作乱的人们。不过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在“远征军”大吃苦头的那段时间，总统先后接见了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原文以希脂字母命名，叫做the　Eta　Upsilon　Gamma　Sorority。——译者】会员以及中学论文比赛的得奖学生。沃尔特·李普曼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便写道：“胡佛先生并不怕多开会，多发表谈话，为什么他不抽一点时间跟退伍军人谈谈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的州长公署里，气氛格外阴沉。罗斯福州长的夫人埃莉诺在看着报纸，据她后来说，“当时心里十分不好受。”罗斯福本人似乎更感到难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当时在他家住过几天，主人曾把他请进卧房。罗斯福当时在卧房里躺着，周围是一堆堆的新闻纸。他一走进去，罗斯福就用双手盖住首都出事的照片，仿佛觉得丢了美国的睑。罗斯福对教授谈起往事，说1920年自己也曾提出胡佛为总统候选人，此刻他感到错了。他生气地说：“现在看来，胡佛这个人一点胆子也没有。也许他从来就没有胆子。为什么他不请退伍军人喝咖啡，吃夹肉面包，倒要放出帕特·赫尔利和道格·麦克阿瑟那帮家伙去对付他们呢？”罗斯福没有把这事看做原则问题，重大政策问题，而把它看做一场人间的灾难，那是他的独特的着法。他告诉特格韦尔说，要是他不是觉得退伍军人和家属们太可怜，他也许会怜悯胡佛总统的。他异常感慨地说：“退伍军人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华盛顿市外的路上露宿。他们的情况一定是够惨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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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军人的情况的确很惨，但是也没有在路上露宿。因为由民主党人担任的弗吉尼亚州长和马里兰州长都早已设法防止这种事情了。在阿林顿县警察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封锁波托马克河上的各座桥梁之前，大约有两百名退伍军人已经窜入县境。警察局长警告他们，限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便要出动民兵了。马里兰州长里寄给州警察局的命令是：“如他们来本州，要沿着那通往巴尔的摩市的公路干线走，否则不准进来。”统统不让他们进来是不可能的，所以骑摩托车的警察就到州界迎上那些疲乏不堪的退伍军人，押送他们穿过正在沉睡的巴尔的摩市，直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上。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几个退伍军人在约翰斯通市理想公园里找到了临时栖身之处，大多数却被该州的警察赶往俄亥俄州边界去了。在那里，又有穿制服的押送队在等候着他们。这样一路过去。有些人看见路边有人同情他们，便讨乞去了。有一家铁道公司开了一列专用车，把要回到大平原各州【北起加拿大边界，南至得克萨斯州的美国西部中央各州。——译者】的人一次运走。为了防止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市的居民领袖们筹集了一千五百元送给他们，好让这列棚车象载着列宁的密封车厢一样继续飞驰。【传说列宁在1917年坐密封车厢由西欧回俄国发动革命。“棚车”是没有窗户的铁棚货车。——译者】这列火车最后停在哪里，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到了秋天，大部分“远征军”已跟1932年流浪全国的大量流民合在一起了。

那年约有两百万美国人到处流浪——其中有二十五万以上是在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间。《幸福》月刊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漂泊无依的人”。各州警察押送退伍军人从这个州的边界到那个州的边界，都依照各县法警警长在大萧条初期早已定下了的规矩来做。由于各地方政府都有大量的人等待救济，所以贫苦的外来人就被指控为流民，解送到邻县边界上去。只有东圣路易等几个城市声誉很好，因为有救世军分站分发救济品，但是多数城市见外来人就赶，名声很坏。加利福尼亚州首先建立了强迫劳动营，随后又在通往该州的各条公路上布满岗哨，阻止穷人入境。在亚特兰大市，衣衫褴褛的外来人被判刑三十天，解往富尔顿县用铁链锁成一串，强迫劳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埃里克·塞瓦赖德才二十岁，就已经成了流浪汉。后来他回忆说：“我们当时说某个城市好不好，就是看那里的市民是否乐善好施，看铁路货车场的警察是否脾气和善。只要有一条路可走，谁都不想到怀俄明州夏延市去。那里的车场，往往不只有警察拿着棍子追，还会有手枪打过来。要是想从夏延市走到另一个车站，路又那么远。”

这些漂泊无依的人是什么人呢？基本成员是长期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让别人暂时栖宿，但是多数还是头一回远走他乡的。其中有两手空空的分成佃农，有因为大旱三年，田庄被扣，只好离乡背井的农场主，还有一大批刚从中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衣裳破烂的青年人，当时叫作“走投无路”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也有不少是中产阶级出身的。爱到各地跑跑，这本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喜欢说：“别嫌我们风尘仆仆，”“要发迹就得出门。”“我要到处走走。”“老子逛地方去”。失了业，就一家人挤进一辆旧汽车，乐观地漫无定向地四处找工作；可是到头来，却一贫如洗，浪迹天涯。

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人是我们邮局在信封上标着‘地址不详’的人，也就是我们所谓‘过路人’。这里边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没进过教室的儿童。临产的孕妇，生病的婴孩，还没生过孩子的年轻夫妇，一辈子干一种活、忽然失业的愁眉苦脸的中年汉子——所有这些人天天奔波、流浪。有社会情况不安定的国家，就有这种生活不安定的人，我们常常想起沙漠地区的游牧部落，而今我们也有了大萧条时期的流民了。”他说得很对。在每个城市排队领面包的人群里，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人。预审法庭的法官无法知道，那些犯了流浪罪，带到他们眼前的，是些什么人物。有一个被告承认，他在布鲁克林区空地上睡了四十六天，谁知道他竟是个科罗拉多大学毕业生，还曾先后在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过，当过土木工怪师呢。另一个被告是二十年代最出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住在规定要拆除的危房顶楼上，天天读着自己的旧菜谱，越读越伤心。

中产阶级是破落得迅速而令人痛心的。在加利福尼亚州水库工地上干粗活的工人当中，有好些先前是农场主、牧师、工程师，还有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个密苏里州某银行的前任行长。在芝加哥市，有两百名妇女在格兰达公园和林肯公园露宿。她们一无窝棚，二无铺盖，什么遮身保暖的东西也没有；到了晚上，就躺在冰凉的地上打颤，直至第二天黎明。在纽约州的巴比伦，长岛警察发现有一个注册护士在一个私人庄园的槭树丛中捱饿：整整两个星期，她都睡在一堆破布和新闻纸当中。在衣阿华州的奥斯卡卢萨市，有一个失业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准备在一个上头扯起帐篷的地洞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夜间敲门讨饭的，“可能几个月或一年前在银行里爽快地签发过你的贷款，或者在你所谈的报纸上写过社论，或者是某家大地产公司的副经理。”

1932这一年，名作家也在赤贫者之列，其中有些留下了自己的流浪生活的记载。约翰·斯坦贝克用猪油加草木灰和盐做成肥皂来洗衣服；他连寄稿件的邮费也付不起，是代理人代付了，可是稿件却没人要。后来他回忆说，那时的流民，一想到害病就不寒而栗。“生病也要有钱才生得起。看牙医我看不起，所以牙齿一颗颗烂掉了。”斯坦贝克当时是在乡间，如在城市住下等客栈那就更糟了。托马斯·沃尔夫常常上纽约市政厅前面的公厕，他看到人们在那里一边争马桶，一边从破外衣的口袋里掏出些面包皮或者粘着臭肉的骨头来啃。他说，那里的流民：

『在经济总崩溃中，就象破船烂木，随处漂流。其中有的是诚实而正派的中年人，他们贫穷劳累，满脸皱纹；有的是青年男子（十几岁的不少），满头长发，从不梳洗。他们穿城过镇，到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