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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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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参议员全体起立，热烈向范登堡鼓掌。报章赞扬他的演说，认为“毫无疑问是篇伟大的演说”，是“参院八十年来最重要的演说”，是“用武力对付一切侵略的果敢的誓言”，是“保证不再出现慕尼黑的诺言”，是“震撼全世界的一炮”。在一片兴高采烈声中，世界的另一头打响的一炮，华盛顿却听而不闻。原来胡志明抑制着满腔怒火从巴黎回国，宣布越南独立，自己当总统，上山打游击。但国务院远东司对驻在当地的外交官员并无发出特别指示。叛乱者毕竟只是当地人，算不了什么，必要时几个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就可以把它击溃。但估计亦无此必要，因为越南是法国殖民地；有法国外籍军团在，要是真有麻烦的话，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动镇压的。
这里有个词义问题，不易弄明确。但要理解战后世界政局，对这词义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25年前，所谓“世界”，“自由世界”，甚至“联合国”，都不是全球性的概念。甚至1950年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说，提出那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计划时，从他的演说措辞中可以看出，他的所谓“世界”，还是局限于北美、西欧及其盟国和属国。那时还未有“第三世界”，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你可能会感到惊异，但是1942年用“联合国”名义发表的元旦宣言只有26个国家签署：那就是美国、联合王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五个英国自治领；八个当时还受纳粹德国奴役的国家和九个南美共和国。总之，一个所谓参加联合的国家就是保证要打败希特勒的国家。1945年，非洲只有四个独立国：即英国势力仍很大的埃及、美国的奇怪傀儡利比亚、刚从意大利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埃塞俄比亚和过去到现在都是在白人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南非。到了战胜日本时，联合国的成员国增加到51个，那是多了一些刚解放的欧洲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还有分散在各洲的小国。但是联合国还是像个上等人的俱乐部，你在那里可以拍拍手叫声“仆欧”，侍役便会应声而来，听候吩咐。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充分权利，说一句“我是自主的，是白种人，又已年满21岁”也不会得罪其他会员，包括皮肤是黑色的会员。换句话说，周围的邻居还没有开始因为黑人增多而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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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市那个五光十色的曼哈顿岛，有不少繁华异常的区域，其中之一就是那豪华的东区第七十几条街。战后在这里举行宴会，通常是以鸡尾酒开始。当时最流行的是“海风”，是杜松子酒和柑橘汁的混合。你一边要酒，一边表明：第一，你从来不看电视的；第二，你认为克里斯琴·迪奥尔一定是发疯了。谈到第一点，你可能说的是真话，也可能是假话。但第二点，你是完全错了。克里斯琴·迪奥尔的神经至少和你一样正常。战争结束时他不过是个默默无闻、已到中年的巴黎服装设计师，但他很精明，估计到美国女人对巴黎时装还是盲目崇拜，而且恨不得早日撤消华盛顿那个令人讨厌的政府关于战时服装的第L－85号条例的规定，即她们的衣服折边不得超过二英寸，衬衫只能钉一个口袋，上衣袖口不能翻边，腰带宽度不能超过二英寸，外套不得缝上兜帽或围巾，裙部不得宽于72英寸。自从巴黎陷落以后，这五年来许许多多美国姑娘已经穿惯了没有口袋和没有打褶的衬衫，简朴的套服和短裙子了，不过最后一点使男人们可以一饱眼福。但迪奥尔认为这样下去不行。1945年底，这个出色的服装设计师设计出离地不到12英寸的宽阔的大裙，肩部不贴垫，乳罩则加垫（一般人称为“假奶”），鞋和帽的设计，也使男人们倒抽一口凉气。如果女人们流行他的服式，她们就得花一笔钱，把所有衣服重新购置。举手之间，他就把每年营业额达30亿元的服装行业和那些专供妇女阅读的杂志争取过来，赞成他的设计。《哈泼斯市场》、《时髦》和《漂亮》等杂志简直是着了狂一样。有个作家欢呼：“你的胸脯、你的肩膀和臀部都是圆圆的，你的腰部细细的，裙子这样宽大，意味着你有一双娇嫩的美腿。你这样才像是你呢！”它们在印刷精美的篇幅中大吹大擂，反对过去那些贫乏、简朴、单调的式样，提倡迪奥尔那种丰满、奢侈、多彩（当然也就是昂贵的）的“新式样”。
“新式样”，这已成了1946年时装界的战斗口号。对美国的丈夫们说来，除了再也看不见女人的裸腿而大失所望外，看来还有一个前景，就是要为老婆的新衣服付账：一件塔夫绸的下午服在阿肯色州只花17。95元，如果买巴黎制的原装货，要450元。对太太们来说，所牵涉的问题更加复杂。大多数人也觉得价钱太贵。许多人还认为，这样V形衣领、窄腰身，垂下来的肩膀、半长不短的裙，从紧扣着的裙腰上突然散开来的轻薄的蝉翼纱罩衫，实在是难看得很。不但如此，那些推销口号简直就把她们当做笨蛋。这些时装杂志中的文字本身就是狗屁不通：《时髦》傻笑着说：“在这一期里，稳重的人的优点丢了。”简直不成句子。如果她们买这种荒唐的新装，就无异于承认自己是个傻瓜，是弱者，是神经质的小笨蛋。这种人管家也靠不住，让她出门那就更危险了。
其实，妇女们又有她们的困难，她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社会还是受各种禁忌所束缚，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受自制所束缚。她们的妈妈从小就教她们处世接物总要谦谨温和，因此她们一气之下，也做了在当时时代条件的局限下能够做到的事。肯塔基州有676个职业妇女签名发表了一个反对新式样的宣言，特别攻击裙的长度，因为女孩子欢喜把腿部多露出来，不管缝纫机神通如何广大，也不能把短裙改放长。于是“刚过膝”俱乐部就在几个城市应运而生；达拉斯市有1300名“刚过膝”会员穿着刚过膝盖的短裙，在商业区游行，高举标语牌，反对跟着法国屁股后面走。迪奥尔在巴黎大声叫屈：“我的天哪，我做了什么错事呀？”——似乎他毫不知情似的。
危机于1946～1947年出现。有几百万码印花雪纺纱和花边堆积在曼哈顿区服装工业的仓库，等待着小石市、丹佛市和西雅图市的人们做出选择。顾客们也受到很大压力。姑娘们在人行道上碰上另一个姑娘时，彼此都拼命考虑究竟在服式上何去何从。有些人采取战后第三世界那种态度，搞些不完全是“新式样”的新式样，暂时把问题回避一下。比如说，英国还得处处紧缩，还在实行物资配给制。鞋跟不得高过二英寸，而贝露港路的聪明女服饰商却造出价廉美观的鞋面结实的平底高跟鞋。1946年间，美国的服装设计师又再搞裸露中腰的服装，还新设计一种无直带的横扣式的乳罩。快要到复活节时——那年是在1947年4月6日——双方的斗争还是胜负未分。不久，女人们似乎一下子就软化了。你可以说她们是软骨头，是笨蛋，但是这些中产阶级的妇女，凡是有现款或可以挂账的，谁都不愿在复活节那个星期天里穿着古老的服装，怪里怪气。当她们鱼贯走进教堂通道时，她们也就向全国——也就是说向她们叫苦连天的丈夫——表明，在所谓“上流社会”（haut monde）的风尚这问题上，她们仍是惟外国之命是从。而“上流社会”这个词来源于法国，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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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过去后，女人们不但挂白旗投降了，还好像是没有斗争过似的。她们甚至穿着帆布鞋、木底鞋、软靴、尖跟“凉鞋”，戴上有面纱、羽毛、甚至鸟笼子装饰的土耳其式帽，到处走来走去。鞋匠搞这样光怪离奇的产品，倒还有道理，因为妇女们穿上那种长裙，腿部裸露有限，这样，小腿修长的妇女，就想用古里古怪的鞋、五颜六色的尼龙袜和各种各样的鞋带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那些帽子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那些不切实用的手套和奇形怪状的手提包，也是如此。如果说这样搞有什么社会意义的话，那只能说是表现了女性的直觉，表现了女人有做不对的事、无聊的事、变换花样的事的权利。
在曼哈顿区的晚宴席上，客人们在浅斟细酌海风或马提尼鸡尾酒的时候就可能谈及下列话题：拉里·麦克费尔用300万元收买了扬基棒球队；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默里·巴特勒退休了；罗马教皇新封了四个美国人当红衣主教；丹佛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报告说，有36％的美国人预料25年内美国又会再打仗，另外有23％则预料50年内会再打仗，但只有20％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场世界大战，这时谈兴就低沉了一些。这次民意测验是在1945年末进行的，那时美国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已经不稳到怎样程度。
在那些年头里，在东区第七十几街一带举行的宴会都是正规的，穿什么衣服也不能随便。男的要打黑领带，女的要穿晚礼服。客人们在铺着雪白台布的餐桌上找到自己的座位。主宾坐在男主人右边，男女交错着坐，旁边那个不能是自己的配偶。按规矩，你和左右两边的客人讲话应酬，都要一视同仁。最后喝完了酒，蜡烛将尽，男女才起座分开。男客都和男主人在一起喝白兰地酒，抽哈瓦那雪茄，女客们则到楼上去，做她们在这种场合下要做的事情去。一般她们总会有些时间谈谈有特殊兴趣的流行话题。比如说，耶鲁大学的儿科专家阿诺德·格塞尔那本《生命的头五年》，当时还很畅销，在化妆室里通常会引起议论。（还有两本书《长袍》和《心情的平静》更是畅销，但在这些女客面前谈及这两本书，那等于在社交上自杀。）那时女人们都爱把手袋、帽子和服装配套，还爱把黑绸制的美人斑贴在脸上，把本人的大型半身像印在花布新衣上。女人对科技革命非常注意，和农庄里的女人一样非常感激。合成纤维的出现，使她们生活改变了，无论在曼哈顿或在艾奥瓦州都是如此。仆人几乎已经绝迹，雇佣仆人的需要也同样消失了。战胜日本后不到一年，电器商店已出现了电力干衣机。而且在40年代后期，主妇们每年买进22。5万部自动洗碟机和75万部垃圾处理机。1947年，冰冻鲜橙汁也上市了。当然，有些新玩意儿是荒唐的。比如芝加哥一位年轻的工业设计师让·奥蒂斯·赖内克领了一种电气吉他的专利权，这种吉他可以把音调提高到耳鼓吃不消的程度。人们议论说：毕竟，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呀，我们知道，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是确有些人真没治。
广告行业将进入黄金时代。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根据真人真事写的畅销小说（弗雷德里克·韦克曼1946年出版的《广告商》）使麦迪逊大道的大名，变成家喻户晓。可是，本来使广告业发达起来的那些销路很大的杂志，后来在各种宣传行业中，却竞争不过，惨遭败北。在战时，杂志的出版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工头一样，忙个没停。从珍珠港事件到战争胜利这个期间，平均每种杂志都增加了25万个订户。战前，它们在国外顶多不过销几千本；现在美国被公认为西方头头，看这些杂志的欧洲人就有好几十万。在两年之内，它们的广告收入增加了1亿美元。但即使在这全盛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祥之兆。约翰·费希尔在《哈泼斯》杂志中报道说：按照广告商的调查，有文化的美国人越来越转向那些面向某种特殊读者的杂志，比如《游艇》、《假日》、《纽约人》等等。至于一般读者，都按捺不下心来。他们已不满足于消遣散心，而要求一些使人着迷的、神魂颠倒的、引人入胜的读物。一旦公众发现了电视，这些一度在报摊上畅销一时的杂志，好时光就指日可数了。
杜鲁门执政的头几年，电视成了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但只是话题而已，此外没有多大作用，而且肯定不是赚钱生意。早期流行的杜蒙牌电视机太小，价钱又贵，为数也不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但是从两次体育节目的实况转播，就可以看出电视的巨大潜力。一次是1946年6月19日路易斯对康恩的拳击赛，另一次是1947年世界棒球联赛。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比花50元买一张拳击赛的前座票或一张扬基体育场的主看台票还看得更清楚。但是广告商人还是犹豫不决，认为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为数太少，花大笔广告费还划不来，因为到1948年1月1日，全国才只有17。2万架电视机，电视广播台也不超过20个。因此，无线电广播行业还可以沾沾自喜。至于好莱坞就不是这样了。电影业的巨头们只好向麦迪逊大道的广告巨商乞援，而这些公司的营业部主任就马上在全国的广告牌、地铁和无轨电车广告上大事宣传：“为什么今晚不去看场电影呢？”并且向大家保证：“电影比以前更好了！”但这并非事实，这套宣传也没有效果。而且有消息传开来说平均每月有25万户在买电视机，这套宣传就更行不通了。但看来这并没有关系。战后做广告生意的和各公司的宣传员是对难兄难弟，他们点金有术，魔法无边，在战时搞了五花八门的广告，吹嘘商品牌子，使新的织品、电器用具、新产的罐头啤酒、双层玻璃纸包装的香烟都销路畅通。这些人无论在曼哈顿的宴会上，在底特律的新车展览厅里，或者在石油商和议会说客们当中，只要开口发言，全场就会鸦雀无声。这些人善于塑造形象，以观察敏锐著称，当然要洗耳恭听了。大家知道，民意测验与操纵宣传工具的技术还属试验阶段，就像牛顿刚看见苹果跌向地面、弗莱明在实验室里发现青霉素霉菌那样，只要再过一些时间，再过一些时间。它们是有无限前途的。有些善于想像的人，根据厄普顿·辛克莱1934年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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