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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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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处长命令在这里看点东西。”我对他说。
“好的，好的。”他果然拿出钥匙。
“您这就可以下班。如果您的上司问起，就说我让您去菩提树下大街78号，取一份绿皮书。”我让这句话停顿片刻，”不过那里也已经下班了。”
“好的，好的。”他再次应承道，忙不迭地逃了出去。
手感温厚的纸张在火焰里从边缘开始发黑，旋即淹没在残烬当中。这些档案记载着国外政治情报处的工作：它由帝国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授意创建，1939年施伦堡主导的文洛事件让它跻身欧洲一流的谍报机构，时间仅仅过去6年，现在它已不必存在。
我把一些标着不同颜色的档案夹抽出来，每一份只留下提要：德国国防军反战派的英方接头人白斯特于1939年11月被捕，温莎公爵与希特勒的联系在40年牵成一线，共产主义的红色乐队全军覆没是由于其内部叛变，斯大林格勒围城战失败后，拖住苏联的是成为德国探子俄国俘虏，黑色乐队在1944年2月与军谍局一同垮台，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与西方的和解由政情处出面。——这些故事已经不需要主角，不久将任人评说。
而这些档案涉及现代德国最有效率的谍报系统怎样运作，有哪些联络站，其关键人物是谁。情报系统是国家的耳目和神经线，若它们落入敌手，德国就会被套上辔头。
“您不来保卫从阿尔萨斯到但泽的这个国家么，我可是在单兵作战。”我把一叠卷宗放到少尉手里。
他有些忐忑。这些档案没有副本，其上均匀的灰尘暗示它久未被人翻阅誊写。很多人都想左右历史，但是当历史在你一扬手间化为乌有，人们又胆怯了。
“……我想，如果您留下点什么，日后总会有用。”
“盟军并不希望德国继续存在。”
“那么您就更要……”
他戛然而止，端量着自己是否逾越了应有的距离。我当然会活下去，我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将成为德国情报系统重新建立的依据，但在这之前，高层们会偷取对方的底牌、互相告发、诽谤中伤、再毁尸灭迹，伴以丢车保帅。等到尘埃落定，胜利者才来招揽那些幸存下了的“车”。
我该站在哪边？我的上司施伦堡已经不与我联系，我没有更可信任的上级。
“我碰巧不太擅长乱世求生，我只是个专家。”我一笔带过。少尉太年轻，以为国家机构间无不通力合作，“但愿再见面时，我还没被枭首示众。”
空袭警报拉响时，我们已经在地下室抽烟。他会如何向盖伦报告呢：加兰中校销毁了政情处的机要档案，只留下每份卷宗的提要，整个过程不过半小时。——没有政情处的帮助，盖伦的军队情报系统在战后能走多远？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再向盟军自投罗网了。
“你今年多大，刚过二十？”他蓝色的眼睛干净，即使惊愕时也很温和。“等到战争结束，会有属于你的时代。现在不要急于跳进来，水很深。”
以前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为我所做的事痛心疾首。我没有像那个人对我那样长篇赘述，吕贝克人是很聪明的，会明白其中的轻重。
1948年6月3日—6月5日
（上篇完）
、逃亡之路（中）
【原文】
我在1944年4月走进美第七军位于达慕斯塔特的战俘营。和盖伦的推测相同，美军旨在占领德国西南和巴伐利亚，凭借其发达工业和富庶城市与东方对垒，并没有北上柏林。
战俘营是仓库改建的，大量的士兵在户外餐风露宿。军官先被带到登记处，一个美国少校逐个摘下三股金银络的肩章，犹太人称金子似的掂在手里。佩戴四股银络肩章的人把登记表垫在膝盖上自己填，然后被带进仓库。尉官就被当作士兵对待了。
一个校官在交肩章时指了指上面的蛇杖徽标，用英语说道，“我是个医生（doctor），我有博士（doctor）头衔。您能否为我安排单人间？”
“没门儿，你丫肯定是个蒙古大夫，不然还又找个大夫？”登记官把他打发走了，其他德国校官哄笑成一团。
我有一些掩护身份：某不知名化工厂的工程师、洪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国防军总参上尉，三本护照上的名字无不数典忘祖。我还有若干套军装，但那天我穿了党卫队制服，肩章下压着绿色的兵种色，好像这样能让自投罗网更完满。
“我是武装党卫军兼警察中校海因茨？加兰，隶属帝国安全局国外政治情报处。”我这样概述表格上的内容。
“又抓到一个盖世太保！”美国船长向同僚大喊，我被不由分说地铐了起来。
“我不是秘密警察。”
“你刚才就说自己是警察！”
也许在美国，所有警察都是秘密警察。
这里没有卫生设施，人员密集，疫病很快蔓延，加上粮食短缺和繁重的劳教，人口便“自然减少”了。（作者使用了纳粹处理集中营的犹太苦役的词汇——编者注）
大约过了一个月，将官被吉普车带走，人们以为余下的人将被饿死。“不，他们是在跟我们谈判了。”我对一些肯和我这个杂牌军说话的校官说。这些职业军人素行高傲，但我读大学时比之傲慢得多。
美军想控制莱茵兰，却发现单凭自己无法实现。我多少有一点他们所希望的信息，但我的上司施伦堡是否已经到了英国，是否仍会庇护我？现在摊出底牌，也许会被美军或自己人夺走——还不是思考去向的时候。
很快我就知道这个想法多么天真。那些被带走的军官是被起诉为战争犯，我这个“盖世太保”也忝列其中。
我被带到达豪集中营。这里的审判由美军主持，党卫军警卫旗从军长迪特里希到刚成年的普通士兵，皆因名目不等的罪行被判处极刑。作为非参战人员，我因为煽动阿登反击战而荣获死罪。
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并未成为阶下囚，这是我在两年后知道的。
与此同时，盟国四方主持的纽伦堡审判宣布了21个帝国政要的战争和反人道罪。后续审判针对帝国机关的其他要员，以及罪行的直接执行者，亦由美军单独主持。在兰斯贝格的第二年，我被告知将作为污点证人出席外交部审判。
我洗身刮面，戴着手铐坐上美式吉普。纽伦堡的道路如昨，这里举行过国社党的全国集会，颁布过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宣判过帝国的死刑。一百年后是何人站在这里？而今日的囚徒将不会有墓碑。
盟军法庭位于一座马蹄形的建筑里，审判所是其中一间普通大小的房子。我在走廊上回想着今天的被告，外交部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我只见过他那位留学于司康饼大学的儿子。他比我小几岁，自我介绍时会说“我的家族起自符滕堡宫相”。这就是我了解的全部信息（理查？冯？魏茨泽克实际就读于法国司汤达大学——编者注）。
走廊的一角便是那间陈旧而布置整洁的法庭，新闻媒体的射灯刺目，法官席对面的被告台上站着一个清瘦的人，看上去快被病恙吞没了。
这时我才知道，我要指证的是我的直属上司施伦堡。他没有留在英国，而是与在座其他人一样，被指控煽动战争和反人道等六项罪名。
“我是海因茨？加兰，向上帝发誓我将直陈事实。”我站在证人席上，余光与他交遇。
瓦尔特？施伦堡早年从事国内反谍工作，期间主导了剿灭英国谍报网的文洛事件。1941年后调任六处主持国外政治情报事务，次年开始谋求通过外交途径结束战争的办法。战争末期，他促请希姆莱与西方和谈，但并未成功。
军事方面，六处与国防军东线外军处共同负责对苏的军事谍报活动。其特种兵部队（S科）是劫夺墨索里尼和扰乱美军阵营的实施者，但S科科长斯科尔兹内的罪名已被撤销。1944年后，施伦堡兼任军事谍报局局长，但勃兰登堡部队从未由他部署。
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战争罪。
“由于文洛事件，英国主和派的张伯伦内阁被丘吉尔为首的主战派斥为无能，其后更导致了主和派垮台。——我想这大概就是被告人的煽动战争的罪行。”在盟军法庭上，我早已学会用冷笑话来回复那些不可沟通的问话。
得到的反馈也令人啼笑皆非。法官要求我正面回答控方律师的提问：被告是否促成过德国而非别国的战争。
原来只有促成德国的战争行为才是战争罪。
“在我的所见里，被告没有做过这类事。”我想起我们过往的争执。我和他的分歧就在是否采取激进的军事行动使德国强大，最终他单刀行走，又败阵归来。“事实上他做得比这更少，德国也从未派遣百万军队跨过北大西洋，登陆美利坚。”
“请证人就事论事地回答问题，您本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否由您的上司授准——请回答‘是’或‘不是’。”
蹩脚的律师总是用是与否来刁难，颇类于女人。
“不是。我的罪行是贵院授准的。”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这一刻也笑了起来，略带疲惫和无奈。
审判只是形式。冗长的庭审和庭外监视占据了全部时间，他无法与任何人或政府做交易——他站在被告席上，就宣告了失败。
但他还不想旁观自己的命运，偶尔会用那双大眼睛看着我。
我则要思考这一局棋的收官。
我通过一位友人得知盖伦已经加入CIA，代理其在德国的反谍事务。他旧日的上司古德里安也成为美军顾问。我的同事、施伦堡的得力属下斯科尔兹内在法国间谍的帮助下逃狱，其后前往西班牙，料想亦在CIA的控制下。东线外军处和安全局六处是帝国末期仅存的情报机构，在战后的这条逃亡之路上，它们胜负已分。
我在1946年被判处死刑，两年来并未执行。——是谁将我置于死地，又让我在狱中全活，那个口齿笨拙的OSS菜鸟办事员受谁指使？
一切迹象都指向同一个幕后主使。
“请问证人，齐柏林飞艇计划具体有哪些行动？”
法庭审讯仍在继续，控方律师的问题从战争罪转到破坏和平罪，收获寥寥后又进展到反人道罪。他说飞艇计划是利用苏联战俘进行爆破、刺杀等破坏活动，是恐怖袭击。
“据我所知，飞艇计划是在1942年末开始的，这年7月，我出任六处在东线外军处的联络人，此后对总局的事务知之寥寥，关于飞艇计划也仅止于耳闻。”我给出这样的证词。
“您耳闻到怎样的情况？”他果然穷追下去。
这项计划的负责人是埃里希？亨格尔豪普特博士，六处东方科科长。计划的关键是为战俘提供假证件，而苏联的军政部署信息由外军处掌管，他向我打探过是否能得到外军处的协助。当时盖伦在支持一位俄国流亡将军建立军政府，这是被元首严令禁止的，而施伦堡带来了“希姆莱愿意给予协助”口讯。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
我想，亨格尔豪普特只对美军透露了部分实情，否则盖伦就会被起诉，甚至被苏联引渡回国。（作者并不知道，亨格尔豪普特已于1945年离世，其遗孀声称他拒绝与盖伦合作——编者注）
“我听到一些消息源并不明了的传言，齐柏林飞艇计划是从集中营里寻找那些可以改造的斯拉夫人，让他们回到苏联，从事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活动。”我也只讲部分的事实。
“具体有哪些活动？”控方律师绕过了集中营。只要他追问下去，就会得到集中营里的斯拉夫人全部是战俘，而战俘受东线外军处控制的事实。
“我并不知道。每个部门都竭力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向无关部门的人透露内幕。”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呢？”
“按照一贯的工作办法——我在此讲述的仅仅是推论——地下活动是根据行动人的特长来展开的。文化人去放映民主色彩的电影、撰写传单，工人在工会传播外国同行的薪酬待遇，司机利用工作之便运送联络人或资料……”
审讯已经偏离了要旨。当我开始谈及军人如何从事地下活动时，一位女翻译官离席向法官说了什么，问询便结束了。
施伦堡被起诉的多数罪名并未成立，最后外交部审判宣判他六年徒刑，从45年算起，这样他还有三年便刑满。但在他被宣判的这一年，盖伦已经成为CIA在美占区的代理，施伦堡的努力付诸东流。
我想起四年前。我与东线外军处的一些密谋分子有过来往，720事件爆发时他秘密审讯了我，错过了接掌东线外军处的机会。其后我们在阿登反击战上意见相左，他单独去了瑞典，我前往美军的战俘营。
我们的光荣孤立让各自沦为囚徒。
1948年6月11日—6月14日
（中篇完）
、逃亡之路（下）
【原文】
审判后我回到兰斯贝格，等待一位不速之客。搞情报的往往以为自己能谶知未来，我用证词向盖伦发出信号，一周后，他旧日的副官找到了我。
格哈德？韦塞尔中校来自荷尔施泰因，面色严峻而手段灵活。他作为盖伦的副手和代表人前来探监，意图别无其他。
“我记得外军处重建时，您提出的交叉分析法。”他具有情报分析家常见的清晰，和罕有的交谈能力，“它让这个一穷二白的部门在有限的信息里洞悉更多真相，就像一滴明矾滴进了浑浊的河水。后来我在工作中每每想起您。”
只不过明矾的常态是固体结晶。
1941年盖伦上任时，东线外军处是个混乱庸碌的冗余部门。他重建了搜集科（一科），但多数情报仍然仰赖军谍局、安全局六处、空军部等机构的施舍。他又建立了分析科（二科），运用交叉分析法，把芜杂而看似零碎的信息编织成网，便显示出其他情报部门都未察觉的真相。
二科是外军处的核心，管理者是韦塞尔，交叉分析法则是我的手笔。那时东线战局开始露出败相，我想在军事谍报上做出挽救，谁知世事无可逆料。
“贵处现在仍是分为一科和二科吗？”我随口问及。
“如果您愿意视之为自己的单位……”
这番话让我想起在措森陆军部的一个下午，当时他问我对盖伦重组外军处的分组办法怎么看。我和韦塞尔像是读同一本逻辑学教材的同窗，尽管我出身海德堡的化学系，他毕业于陆军参谋学院。
“我从没见过这样简洁的布置，情报搜集科和情报分析科！”他和我一样擅长抽象思维，拙于四处打探消息。这种截然的工作划分很适合他，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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