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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笔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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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我会尽一切努力，用……”
“您不需要发誓，我相信您。”
这是个怎样的时代，简直可以唱着《国际歌》空手套白狼的联合起来。掉进口袋的士兵向各个地方突围，应该庆幸这个时刻居然有人同路。
“您在施耐德博士那里遇到了什么麻烦？”他的零点五来源于此。
“我需要您作为副手，我坦白了。”
“您不打算请施耐德把我弄出去？您太高看我了。”
“或许我是高看了自己，施耐德也是。”
“世界取决于魄力，但愿这句话不至于太抽象。”我对他说。
盖伦并非一个有魄力的人，他单凭缜密的逻辑支撑起东线外军处，但那时他背靠的是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现在德国在美苏之间左支右绌，军队被解散，盖伦寄人篱下。照走外军处的老路，他的组织不会维持太久。“他最好把我囊括旗下，不是我吹牛。您也最好去和他谈谈。从善如流并不会损害您的主见。”
我不知道韦塞尔能否英明决策，人们做出选择时通常离经济理性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是盖伦？真不愿意想起那个戴少将军衔的Enigma机。我给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寄出一封信。
他是CIA的案官、犹太人、学者、退伍军人。这些身份哪个会起作用，让我免于被那帮不知受何方唆使的犹太人吊死，或者干脆让我立刻了断？我对赌博毫无兴趣，但我所身历的世界是一场巨大的赌局。
1948年8月2日
、狱中笔记
据说含着石头说话可以矫正口吃，或让辩论更加犀利。这个坊间偏方法力无边，操作方法妇孺皆知，为何数百年来人们还是患上一样的毛病。
此刻我对那个在爱琴海边含石朗诵的古代人心怀崇仰。我实则对一切徒劳的悲壮行为都心怀崇仰，以免被愚人视为冷酷无情。但是智慧之一是分辨人与牛、可以相谈的人和只能拔刀相见的人，我却不精于此道。那些经过艰苦的字斟句酌而终于突破了我那中学水平的语文功底的呈堂证供如今都成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胆怯求生而最终逃不过正义制裁的笑话，这种长句子对于那些曲解我的犹太人而言，却十分容易理解。为何用于聆听的耳蜗是螺旋形，因为它更适应一片瓣膜对面的大脑的循环论证？
写下这番话时我并不冷静，其措辞也与体面相去甚远，因而不适合出现在一本处心积虑地想要把言论留传后世的《狱中笔记》当中。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圣徒是无惧于牺牲的，认为对死亡的蔑视也意味着对误解的从容。远非如此，自辩是源于痛苦，自辩的人不希望被放逐。
我应该承认，接到绞刑执行书时我甚至哭了一场。大快人心事，兰斯贝格终于摧毁了我虚伪的庄严和无谓的信念，让我不但失去拥抱真理的机会，甚至对错误引颈就刃。此刻我坐在窄小的狱室里，在这个环伺我的世界里倍感四面楚歌，时而大口喘气，时而靠在墙上休息。
在所有的设想当中我都预设了时间的无尽延伸，世界会变化，笑与泪会互换，仇恨与爱伴生，人们会回心转意，再次成为对手，再次相拥，再次离别，再次相逢。在黑暗的时刻我知道夜与日的交替，天父与撒旦的较量，拜火教徒向往的永恒光明是不存在的，但是当长夜过去，黎明会再次抚平人们的愁绪。
但世界不是这样的，当死亡夺走生命，一切可能性都不会出现于未来。此刻我数着剩下来的时间，五天，120小时，足够对重要的人互致再见，不足以做更多的挽回。我们还是赶不上时间的脚步。
不要泄气，凡人皆如此。如果不能跑在时间的前面，那就跑在时代的前面，一如我们已经做到的那样。我的朋友！我曾经在激烈的辩争中怦然心动，或从未因心灵的切近而彼此需索的朋友们，我将在此道别，不久后我的灰烬会在伊萨河上被鱼类啜食，但不久后会有另一个时代容下我的心魂。
让真知灼见抚平一切的创伤。
1948年11月9日
、菩提树
【编者注】
这篇笔记写于加兰先生获知死期的当日，如果这个日子具有某种重要性，那么一个人在这天所想到的事情，是否可视为他内心缱绻不散的羁绊呢。加兰先生在这天写下了他对一位朋友的印象，伊利亚斯？阿本德罗特的介绍如前文所述，加兰先生鲜少和我谈起他——毋宁说他鲜少和我谈任何事。我曾以为他那有着化学分析师式焦虑的眼睛只看见他的工作，但原来这个抽象派理想主义工作狂，在即将死去的这天也会用笔尖回忆一位私人的朋友。
我对阿本德罗特先生比对加兰先生更为熟悉，他在我家的时间更多，我叫他伊利亚斯叔叔。他风趣幽默，说话时嘴角上翘，倜傥而温和，和加兰先生那张终年结冰的脸对比鲜明。他们毫不相似，然而在这本将死者的遗世之书上，加兰先生用他不多见的流畅笔触写下了他对伊利亚斯的情感。
身为局外人我很难从这篇短小的文章中揣测出一些什么，但比起写于同天的前一篇笔记，《菩提树》的笔触远为平静，希望加兰先生在这篇记叙中，或在伊利亚斯身上获得了安宁。
【原文】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变成一头美洲狮，它绕着一棵青绿的树走了好多圈，最后挨了上去。美洲狮睡着了，醒来时我觉得好像得到了双份的睡眠。
我在放风时看到了伊利亚斯。他若有所思地看着围墙的边沿，那上面浅浅地浮着一些黑色，是巴伐利亚另一侧的山脉。伊利亚斯对着它们发呆了很久，和以前痞痞的样子不同，他站得很直，让我回忆起梦里的那棵树。
我发现它是一棵菩提树，从前伊利亚斯家的窗下，有很多这样的树。那条街的名字也以这些树来命名。它在柏林，在我们离开大学，开始为帝国工作的地方。
那时我23岁，从警卫旗调至安全局＇1＇，伊利亚斯在《先锋报》当记者，我的另一位好友埃尔文在领袖先生＇2＇的私人部里写书。柏林是一座喧闹的城市，擦肩而过的路人的脸却像雕像一样生硬，我刚刚脱离集体开始独立生活，有时会因为晚餐吃什么之类的小事而徘徊一阵子。
大约那也是一种较浅层的孤独。或许正因如此，我总是到伊利亚斯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家里蹭吃住。埃尔文有一句话写得花俏，“在柏林最繁华的林荫大道上，菩提树沉默的影子加重了它不肯投入喧嚣的孤独”，我写不出这种词。反正，在伊利亚斯的家里我们吃喝玩乐，三个外地的年轻人就这样打发下班后的时间。
今天我们已经33岁了，当我坐在兰斯贝格监狱的开阔地上看天时，会想起柏林的天际线从来不曾这样空无一物。我记得清晨斜射的阳光会让楼宇显出灰黑坚硬的轮廓，当我回想起这一切，笔下就难得的流畅起来。那些真正经历过、体会过的东西，会成为思维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思维里，有我的菩提树。夏天时叶子沙沙的响声，推开窗户，树木的味道飘进来。我多久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记下了这些味道？后来我很少再到伊利亚斯家和朋友相聚，保密工作让人有诸多避讳，渐次就找不到话题。
再后来我去了东部，回到柏林，奔向莱茵，在战局最坏的时候，以中层军官的身份去为本该由高级将领们操心的事情而奔走＇3＇。德国的命运就像我们这些被判了刑的人的命运，每一个德意志的城市都在战火中燃烧过，当火焰熄灭的时候，帝国覆灭，我们以罪犯的身份等待不名誉的绞刑。
我们是罪大恶极之人。托世界反法西斯分子的福，今天我又能以海因茨？加兰而不是SD情报官的身份，坐在地上回想菩提树青绿色的叶子了。在监狱里我像个天生天养的动物，只关心吃饭、睡觉和放风。我对此深感惬意。这丝毫不是幻想主义，更不是忏悔后的轻松，直到走上绞架我也会说，从最初到现在我都是个纳粹——从最初到现在我也都眷爱年轻时度过的时光。
于是现在我能够毫无愧疚之心地坐在空地上，畅想监狱里从不存在的自由树木。23岁时我每天在这些树下走来走去，那些树龄很小的菩提站在伊利亚斯家的窗下。十年光阴恍如昨日，那时和现在我都一回头就能看见他，我年轻时的朋友。他和我一样死期将至，但是当我们穿着死囚的衣服向兰斯贝格空洞的天空伸出手时，往日时光就在指缝间重新流淌而过。
1948年11月9日
＇1＇ 那时还没有这个机构名称，但是秘密警察和安全处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2＇ 时至今日我私下里仍习惯如此称呼希姆莱，在当时和现在这都是一种戏谑，当然这在战犯法庭上会让我被视为死硬的纳粹分子，对此我也不否认。
＇3＇ 那阵子有一拨的中层军官被迅速提拔，比如派普、斯科尔兹尼、盖伦，我也忝列其中。其原因并不全是因为高层将领的战死，而是因为相当多的人都忙于把自己向西方卖个好价钱。
【附录】
门前有棵菩提树，生长在古井边。
我曾在绿荫间做过无数美梦，也曾将甜蜜的诗句刻在树干。
无论快乐还是痛苦，常在树下流连。
今天像往日一样，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闭上了我的双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同伴，回到我这里，来寻找平安！
、爸爸
【编者注】
最近社会学家和公共人士热衷于谈论纳粹的起源。有人把这场浩劫归罪于某个奥地利艺术落选生的失意或他的梅毒，那么维也纳美院和盘尼西林的发明者都要对历史负责；也有人说希特勒并非□者，他只是把德国各派旧有的势力搅成浆糊，他们共同犯下罪行，那么谢世于1945年盟军炮火下的亡灵的远祖们也都生而有罪。
把罪责归于一人或推广至民族全体，只不过是国际间就赔偿问题作的一场文化傀儡戏。如果那十二年里的所有罪责都可以总括为纳粹暴行，就得说清楚这些具体的罪行是怎样犯下的。我们得把目光切到个体的领域，看看纳粹精神怎样寄生于一个个人的思维，从而铸成某个民族或时代的社会共识。如果不找对“病因”，废除普鲁士邦或解散德意志都无济于停止这场“瘟疫”，就像不能用屠杀来解决犹太问题。
如果的确存在纳粹精神的话，加兰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它怎样在一个德国人的心里扎根，怎样指导他的行为的范本。1933年纳粹上台时刚满18岁，已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从海德堡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他中断了在当时很有个人前景的化学领域的追求，加入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或许当时他真的对国社党的宗旨怀有信仰。
今天我们很难相信那个年代竟然存在过如此多的理想主义，共产国际、十月革命、阿姆斯特丹运动、纳粹主义。它的正确与否并不影响人们跟从它，我们必须提及信仰这个词，它起了关键作用。
只要考量这样一个事实，即纳粹帝国为何恰好在加兰先生这一代人涉世未深的青春期时崛起，在他们的事业巅峰期走过盛年，又在这些信徒接触到更多的真相，因而开始怀疑原先的信仰时轰然崩塌？它恰恰占据了一个人最美好的时段。
历史是由一个个故事组成的，故事的讲述者则是个体本身。每个生活在纳粹帝国的人都在其中扮演过角色，纳粹信仰也正是在这些角色的活动当中，为德国带来巨变的。这个事实只是很难被人接受罢了。
【原文】
当我行将死去，盘算着该把在狱中写下的笔记交付给谁时，我想到了弗朗茨。时隔多年这位绅士的脸重新显现于我的脑海，带着有节制而开明的微笑。现在我们即将永别，儿子先于父亲死去，我留给他的既没有财富更无荣耀，只是一颗死不悔改的心。在这条他无法苟同的道路上我走到了底，准备承担罪责但毫无愧疚地死去。
这想必得不到包括这位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人们的宽恕。也正是如此，它会成为这位仁慈的老先生记忆他罪孽深重的儿子的方式。我们将被葬在两处——法兰克福或兰斯贝格，家族墓地或战犯坟场，正义或邪恶的两端。这对父子永远走不到一起，这样想着，即将到来的生死之隔就微不足道。
我并不悲戚。我和爸爸的感情比一般父子来得淡漠，死之将至时，我对他的记忆的也断续不明。他是个君子，但不足以担起“父”的权威和教谕。我在少年时就脱离了他的管束，无论在精神还是信仰上都与他背道而驰，促膝谈话总是以他默然走进书房，或我的出走告终。
这样的记忆充满了我的十六七岁，我的人格在那时形成。读大学后，我就不常回到那座有着他温文而谨小慎微的气息的房子里了。爸爸仅仅是我生活上的供养人。
这个中学教师在魏玛时代依靠学识过着体面的生活，我沾过他的光。如果1923年马克贬值时我还太小，那么在那所有着当时并不多见的中央供暖的房子里，1929年的金融危机也只是报纸上的文章。幼年的寒暑假，他总是带我四处周游。曼海姆、斯图加特、帕绍，有时远至奥尔登堡。我对那些喧嚣、宁静、秀丽、荒凉的城市记忆犹新，也包括每次旅行时爸爸拍下的风光照给我的陌生感。
爸爸说，当我看着那些直插天空的教堂尖顶的时，他的镜头瞄准的是教堂下姿态各色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我和他最初的不同。他把我归为“神权主义者”，尽管我连教堂都不进，而他这位把公民权利挂在嘴边的社民党人，想必对公知之名深感惬意。
我和他的分歧在那时就无法弥合了。后来我加入青年团，成为国社党员，每年感恩节的团聚都带着危险的意味：一个人道主义者、好心肠的老先生在家里接待一头狼。魏玛式的善无法服庸于原则，那种被爸爸视为豁达开明的软弱使他失去了他在儿子面前的威严，他那个政党也出于同样原因失去了他们亲手缔造的魏玛时代。
爸爸什么时候才懂得自由与放任并非同义词？而他的儿子在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又走了很长的路。
今天这条路被视为罪恶之途，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升起魏玛的旗帜（美国狱守的仁慈就是向我们这些被拘禁的人传达民主与自由之类的新消息），现在弗朗茨先生脸上想必吹满春风。他等待了多久？从1933年正当盛年，到如今垂垂老矣。但他和那些被他视为善良的人一样，除了等待还做过什么？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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