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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里的春天-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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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长实在太困了,再打不起精神来,只好相信年轻人吧!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也许会处理好的。刚挨着枕头,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仿佛早年间在石湖里浮沉似的,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但是,神经衰弱症患者,总是很容易惊醒的,于而龙才躺下不多久,就被那屋的哭声,弄得睡意全消。他揉了揉发胀而疼痛的前额,像所有失眠之夜一样,困得要死,可就是睡不着觉,只好等待天明了。
他在黑暗里思索着,那是失眠的人,无法摆脱的胡思乱想,即使自己发狠从一数到一千,数着数着,又会陷进无穷无尽的思索中去的。
那个正在哽咽的女孩子,刚才说得多么坚决啊!“ 我要得不到他,那么,谁也休想得到他!”现在,不知为什么,倒哭个没完没了,也许在埋怨命运的安排,偏使她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充满敌意的关系。于而龙想,或许她的哭声,是在考虑到姐妹骨肉的联系上,作出牺牲的预兆;但是,一旦她明白了她和于莲之间,毫无任何关连的话,那么,她会让步吗?
但是,她还能得到陈剀么?
“由于出现了‘将军’和路大姐,珊珊,你呀……”于而龙叹息着,“不但过去,陈剀不会属于你,现在,甚至将来,就更加是不可弥合的距离了。”
他已经不再是个被抛弃的角色了。
实在是非常偶然的,而且还是勉强的,因为是在极不可能的情况下,出现了可能。所以连当事人都有点不大相信,但那的确是言之凿凿的一些事实,想像力再丰富的人,也编造不出,何况那是一位善良诚挚的妇女,在临终前吐出来的遗言呢!
从飞机场送走了廖思源,回到了部大院以后,于而龙便让孩子们去帮助陈剀,料理善后事宜,赶紧把房子腾出来,交还给公家。
其实这正是撵走陈剀的一种手段,王纬宇的眼睛是何等精明,玉兰花下,他看出了于莲和陈剀之间的蹊跷,就觉得这个书呆子是个障碍,稍微添些油盐酱醋,陈剀便接到了克日离开的命令。于而龙赶紧给无家可归的陈剀设法,到处联系,结果也是碰了一鼻灰,气得直骂街:“ 真他妈的人走茶凉,一点情面都不讲,使人寒心哪!”
廖思源走了,也不曾留下个“ 遗嘱”,对他那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书籍物件,究竟作何处理?自然,这是陈剀的事。偏偏那个书呆子,除了要那幅瞪大眼睛,面露惊吓之情的廖师母的肖像外,余下什么都不感兴趣,只好暂时堆积在于而龙家的过道里,等待废品公司来收购。啊!快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于菱,陈剀,还有把头发包扎起来的演员和画家,像耗子搬家似的,一趟一趟从楼下往楼上捣腾,年轻人干起活来格格的欢乐笑声,冲淡了早晨在飞机场,似乎送葬般的压抑气氛。这位知识分子的遗产,除了书籍,还是书籍。幸好,那许许多多科技书籍,都是硬面精装,个个像铠装的骑士,一本本比城墙砖还厚,所以十年来在痞子们三番五次的光顾下,居然能保存得完好无损,倒全亏了这副硬骨头。这使于而龙悟透了一个道理:应该挺起腰杆,应该理直气壮。于是,走出书房,对陈剀讲:“他们越是这样撵你,我还偏要留你,不走啦!”
正说到这里,客人光临了,路大姐陪着一位部队的同志登门拜访来了。于莲迎了上去,并给于而龙介绍:“爸爸,你不认识吧,这就是那幅《靶场》的买主啊!”
“今天,我请路大姐陪着来,上门提货啦!准备搞个展览会。”
“怎么?老爷们点头了?”于莲问。
“我们决定不理他。”部队同志回答挺干脆。
于莲笑着说:“过去那帮老爷没有说错,是有点印象派咧!所以眼下新掌大权的老爷,有点害怕。”
游击队长一直为那位布尔什维克不平,忿忿地说:“ 弄不懂他们干嘛那样怕新鲜事物?恨不能把社会主义像捂韭黄似的闷在小屋子里!”
最可乐的是陈剀,他又提出了一个冒傻气的问题:“怎么?我有些糊涂,这幅画又不是毒草啦?”
“陈剀,陈剀——”于而龙赞赏地拍拍他肩膀:“ 你问得好,一部艺术作品的好坏,究竟由谁说了算?我不明白,九亿人民是什么时候把艺术作品的生杀大权交给这些老爷的?让他们拿出委任状来,否则,他们的话就是放屁!真奇怪,他点头,就通过;他摆手,就枪毙。以一些人的胃口,代表九亿人的食欲。十年,文化大沙漠吃够了苦,其实,他们何尝轻松过,难道不是有目共睹的事,不都绑在耻辱柱上过吗?可他们太健忘了。”
“不奇怪,爸爸,挨过鞭子的奴隶,手里有了鞭子,照样要抽人的。”于菱重复刚刚离去的那位工程师的警句。
路大姐说:“细想也够悲哀的。”
“走吧,抬到车上去,让真正的评判员,人民群众去鉴定吧!”
部队同志倡议着,大家都帮着把那幅油画,装到卡车上去,面壁了多年的老兵,在初春的阳光里,依然是那样神采焕发。
路大姐在书房里凭窗看着,几个年轻人充满生气的笑声,特别是两个姑娘银铃似的花腔女高音,袅绕在部大院里,使这位失去儿子,然而疼爱青年的老大姐笑了。他们多么像画幅上那些细细的白杨树,笔直地向上长着,很快就会成材了。可是,斜对面那栋楼上,也许年轻人的欢声笑语,影响到编辑的文思,只见夏岚把原来敞开的窗户,砰地关了起来。但是路大姐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情这位编辑:“这是可以理解的,到了应该做母亲年龄的女人,还是膝前空空,肯定是有点凄凉的。”其实,夏岚却站在百叶窗后,端详着画面上的老指挥员,咬着牙狠毒地说:“ 算你走运,老东西!如果七八年再来一次,我保险不拿笔,而拿刀!”
那幅油画在卡车上怎么也垫不平稳,于菱找了块砖头,他姐姐嫌硬;柳娟寻了片木板,画家又嫌脏,还是陈剀有办法:“ 我上楼给你扔下几本精装书来,又软又硬,富有弹性。”一切都是这样凑巧,第一本书扔下去了,第二本书又扔下去了,第三本书正要扔,楼下于莲嚷着:“够啦够啦,稳当了!”于是,就把这本书放在窗前,正好在路大姐的面前。那是一部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狗屁不懂的暴发户抄家时不认识外文,错当做技术书籍给疏忽了,其实那个汤姆和爱德华倒是有点阶级调和论的嫌疑。路大姐顺手拿过来翻看,要不是其中夹着的一张放大照片,她绝对不会毫无分寸地拆看和照片放在一起的信。事情往往怪就怪在这里,倘若照片放得小一点,或者信封稍大些,那该像芦花牺牲时,开黑枪的第三者一样,是个永远的秘密了。然而夹在《王子与贫儿》中的这封信,倒使王子成了贫儿,或者贫儿成了王子。虽然陈剀还是陈剀,并没有丝毫变化。
照片上起伏的矮矮丘陵,沿着丘陵蜿蜒的曲折山路,以及山路上的那座颓败的歇脚凉亭,一下子,把路大姐的魂灵给勾住了。谁照的呢?照它有什么用呢?既无人物,又无景致,更谈不上名胜古迹。路大姐做过几天公安工作,倒觉得很像一张以供查证的现场照片。如果她记忆力不错的话,照片照的地方,正是她解放后两次去寻找小儿子下落的刀豆山。
她顾不得一切地打开这封没有封口的信,老花镜也来不及戴了,越往下看,两手颤抖得越厉害,而且,字都一个个跳动起来,她的心像悬在一根灯心草上,在激烈的摆动,随时有断的可能。果然,当她看到“咖啡色毛衣”几个字样的时候,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往后一仰,跌倒在窗旁的电视柜上,碰翻了养着热带鱼的玻璃箱,那种叫做“黑玛丽”的小鱼,在地板上乱蹦着。
“怎么啦?路妈妈!”陈剀连忙回身抱住,也许真是血统的呼声吧?——于而龙想起叶珊才说过的话,只听那位非被赶走不可的书呆子,大声地向楼下喊叫,至少整个部大院以为出了什么事,那位女编辑重新拉开百叶窗,幸灾乐祸地瞧热闹。
等到在医院急救室里苏醒过来,路大姐便追问那封信的下落,真是巧,那封廖师母临终前写的信,已经被鱼缸打翻在地板上的水泡湿,勤快的舞蹈演员收拾屋子的时候,把它团成一团扔到垃圾箱里去了。
要是早一年,于莲对这位弟媳无意中的过失决不会原谅的,现在她拿这位纯净无邪的天使怎么办?只好哭笑不得地说:“ 只有你干得出来,我的宝贝!”
“我去给你找,姐姐——”于菱弄不懂他姐姐干嘛着急?更不明白路妈妈会对一封与她无关的信,发生兴趣?只好穿上靴子,在垃圾箱里寻找,总算上帝慈悲,在众目睽睽之下,找到了那个纸团。
“是吗?”
柳娟点点头,但并不觉得做错了事。
一直等待着的路大姐,连忙把它装在塑料袋里,去求她的老同事,运用近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侦破手段,想办法在已成纸浆的一团里,将廖师母的遗信复原出来,赶紧坐着“将军”的“红旗”车走了。
大家都莫名其妙,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高度的警惕,那根紧绷着的弦,马上猜测到和早晨刚走的廖工程师有什么联系,是不是那个老人有什么严重的叛国罪行?……那时,他还在波音飞机上,进行着最后一刻的激烈思想斗争,想不到又被人冤枉了一阵,而且还基本上是自己人呢!唉……没多久,路大姐匆匆回来,一定要在廖总留下来的廖廖无几的衣物里,寻找一件咖啡色旧毛衣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万幸万幸,总算不是什么图纸之类的东西丢失了,因为国产电影艺术家老是这样教导观众的。
满屋的人谁也不露声色,因为,除了陈剀,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听说过路大姐在“ 皖南事变”中失去儿子的故事,但谁也不想讲穿,而是怀着一种激动期待的心情,希望赶快寻找出那件毛衣,由实物来讲出人们衷心盼望讲出的话。
于而龙回想起那天晚间,他家书房里,走廊里成了处理旧货的破烂市,望着那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不由得慨叹一个孤老头子,由于失去老伴,竟会把日子过得如此糟糕。“ 是的,老廖确实是失去了信心啦!原来他是个多么一丝不苟的人。”
坐在沙发里焦急地等待年轻人翻检寻找的路大姐,轻轻地说:“别忘了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
谢若萍正在端详着那张照片,她记得廖师母曾经说过:“ 我要眼睛闭了,谁也说不清楚了,也许我该把实实在在的情况告诉孩子。”那时候,谢若萍忧虑的是关在厂里的丈夫,竟不曾多过问一句,但照片是有印象的,然而信呢,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她在回想,所以于而龙的叹息,路大姐的答话,都没往心里去。
“他是深感回天无力才走的,其实,并不舍得离开祖国。”
“即使那些有补天之才的人,也感到棘手的,这个烂摊子呀!二龙……”她望着屋里屋外乱糟糟的一切,深有感触地说。
猝然间,舞蹈演员在走廊里“嗷”地一声,叫了起来,她从一个纸箱里,找到了那件旧毛衣,人们立刻哄了出来。于莲一看,便摇了摇头:“大惊小怪,我刚才就翻到了,颜色不对头,这是烟色,不是咖啡色。小姐,再说,这哪是毛衣,而是麻袋。”画家的眼睛,对于色彩,有种职业性的敏感。
一听到麻袋,路大姐也走出书房,柳娟为了弥补刚才的粗心大意,把毛衣捧到路大姐眼前。对失去儿子的母亲来讲,颜色不是主要的,质量也不是关键;她赶紧抖开那件对襟织起的旧毛衣,摸了摸,有点不相信,又回到书房,在明亮的灯光下,仔细地看了看。果然,一个纽扣都没有,这是做母亲的无意中做下的记号;当时,她只不过怕硌着孩子,才把所有的纽扣都用牙咬掉的呀!她还是和来时一样,不露任何表情,拿着那件还是在大生产时期,用自己纺成的毛线织起来,在农村染坊里煮得黑不黑,烟不烟的毛衣走了。
人们总是在事后才聪明起来,那位文静的廖师母把这封信夹在马克·吐温的小说里,肯定是有些什么寓意的,多么聪慧的妇女啊,这不是王子和贫儿马上变换了位置吗?哦,所谓黑五类式的家庭出身,顷刻之间,几乎是讽刺喜剧似的,再填什么登记表的时候,在那成分栏里,该写上革干两个字了吧?海外关系那也该一笔勾销了!然而,在这一天以前和以后的陈剀,难道会起什么质量上的变化吗?不会的,他照旧是他。所以说,写在纸上,印在书上的东西,并非都是非常准确的,而永远真实的,只有生活,歌德的那一句名言说得多么好啊,“生活之树常青……”
他的学术论文弄不下去了,一个碰壁碰惯了的倒霉蛋,突然发现每扇大门,都朝他打开,而且每一扇大门里面,都有一张笑容可掬的面孔;每张面孔的嘴里,都同样用唱小夜曲的柔和声调,向他表示欢迎,实在使得陈剀有点接受不了。因此,他向于而龙提出:“看样子,七七年的春天,好像还不太正常,明年我再来为论文战斗吧!”
“打算回南方去吗?”
“火车票已经买好了。”
“你把车票给我,陈剀。”
“干什么?”
“给我。”
于而龙拿着火车票去见周浩和路大姐,他们老两口,正戴着老花眼镜,逐字逐句,在看着终于“ 破译”出来的原信。“ 将军”示意让他坐下,把那些一张张洗印出来的底片递给他,虽然是东一句、西一句,前言不搭后语,于而龙终于看明白:陈剀正是他们失去的小儿子。凑巧,廖师母因为丈夫赴美留学,就去廖总的姐姐家暂住,那家是一位江南著名的辛亥元老,有点声望,和新四军关系不错,所以廖师母才从部队的驻防区域穿行赶路,谁知正好赶上“ 皖南事变”,就这样一个机会,在头天晚上激烈战斗过的刀豆山下,凉亭里等着挑夫的时候,发现了用毛线衣裹住的陈剀。江南的一月份是相当凄冷的,好心肠的廖师母便抱着他,来到亲戚家,正巧廖总的姐姐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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