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出走(中国故事-出书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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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庆法师的经历对柳智宇有多少参考价值不得而知，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齐心戮力学佛的画面，至少向他展示了一种可期待的可能性。
　　　　柳智宇内心早已从儒士变成了佛教徒。这种转轨看似一念之间，实则足以改变一生。柳智宇的家人，在他给家里的电话中不断普及佛法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认为这只是柳智宇在不断寻求正解路上的工具之一，就像他当年奥赛训练一样，培养的是“一种思路”。
　　　　他的父母找来哲学老师与他谈话，希望提供一种成本更小的“思路”，来解决他关于人生的疑问。谈话的结果，是父母拗不过他，只能任他信了佛，而柳智宇暂时打消了——抑或是隐藏了出家的念头。
　　　　除此之外，柳智宇的生活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开始每天记“善行日记”。
　　　　“善行日记”是龙泉寺法师发起的修行，在我们这些俗人看来，和“功过格”没有什么两样。把每天的生活分为自己做过的“好事”以及“坏事”。功德加分，过失扣分，月底一计算，年终一评比，功过相抵，看累积点数——够不够让自己得到福报。
　　　　柳智宇每天记的“善”，大多是帮助他人，比如“去给不认识路的同学领路”、“借了同学GRE单词的光盘”、“借了师姐一千块钱”。
　　　　他的“过失”，则是对自己灵魂深处莫名其妙的声讨，比如“谈话时要多顺应对方，不要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有高傲心，不愿意走进别人的内心”。
　　　　“善”与“恶”却在这种每天不断的记载中，变成了孤芳自赏的游戏，于外人，生硬而古怪。
　　　　比如，在班级活动中，柳智宇会提出在大巴上唱歌以增进感情。这种出发点，无疑属于他日记中的“善行”；而在同学中，却是无人应和的尴尬和干瘪的讪笑。行善成了悖论，意味着以自己的意愿，全心全意地让别人高兴。
　　　　对父母的顺应，属于柳智宇“行善”的范围。他自己对前途的规划是念研究生，学“中国哲学”，而父母希望他出国。柳智宇最后同意并且开始准备。
　　　　对儿子，柳智宇的父母与其说是干涉，倒不如说是亦步亦趋地追踪思想动态。寒假回家，柳智宇吃饭时表达了对美国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满，父亲怕他偏激，晚上就给他读了介绍中美情况的文章，希望他仍然坚持去美国读书的计划。
　　　　2010年春天，柳智宇收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他的父母都非常高兴，他也因为父母的高兴而高兴。
　　　　体谅、顺从、感恩，柳智宇似乎找到了孝的核心。他有时会到食堂认真地点一碗羊肉面，因为母亲叮嘱身体寒的他要多吃羊肉。
　　　　几个月后，柳智宇却做出了一生中最大的叛逆——他去龙泉寺出家了。
　　　　
　　　　龙泉寺
　　　　龙泉寺在北京郊区凤凰岭脚下，幽静，不大。在寺里走来走去的有僧人，也有还没剃度的修行者，大多年轻瘦弱，戴着眼镜。周末有义工来帮忙，也有些驱车前来吃斋、放生的人。
　　　　负责接待来访的僧人们很警觉。他们人手一部苹果电脑，上网，浏览和搜集对柳智宇和寺院的媒体报道。
　　　　柳智宇出家后，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没有见过其他外人。而僧人们很明显没有统一口径，有的说他已经不在寺内，有的说他即日剃度。
　　　　住持似乎透露过让他提前剃度的意思。一来是因为他天资高，对佛法学习领悟得很快；二来因为他有名气，外界视他为弘一法师般的高僧，也能够对弘扬佛法起到一些作用。
　　　　然而另一些高僧，例如明奘法师，则对柳智宇不大看好，说他没有僧相也没有僧气，太有棱角了。
　　　　柳智宇出家，本来并没有剃度，只是净人，还有回到过去生活与圈子的可能性。媒体围追堵截，已捧他为抛弃红尘的高僧，柳智宇即使后悔，也没有退路，没有回到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夕阳下的龙泉寺非常肃穆美好，让人一步三回头地舍不得离开。心里浮现出三岛由纪夫《金阁寺》里主人公的感慨：“倘使你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美，那么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美，为什么必须美？”
　　　　《金阁寺》的主人公叫做沟口，是个口吃孱弱的年轻人，他视金阁寺如人间至美的化身，后来离开寺院，去读大学，渴望介入世俗生活，也试图同女人发生关系，却总是因为金阁寺在脑中的闪现而失败，现在是它横隔了自己与所希冀的生活。最后只能选择一把火烧了金阁寺。烧了金阁寺之后，他扔了原本用来自杀的安眠药，抽了一支烟，心想：我要活下去。
　　　　现在的北大耕读社已经不止刚创始时候的二十多人，而有了一千多人。一多半是毕业生或校外人员，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柳智宇的宣传效应。
　　　　耕读社的论坛上，有人提议要去看看柳智宇，被其他人凉凉地讥嘲：“不知道你来耕读社是什么目的。”发帖的人愤怒地声明自己加入该社，绝没有想要接近这个传奇的不良动机。辩解了几句，这个提议，随之也就被搁置，然后遗忘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荷尔蒙故事
　　　　前几天我在伦敦旅游，常常看到白而肉欲的年轻女人，推着婴儿车走在街头，不像是有工作的样子，三三两两，神色茫然地站着聊天。
　　　　导游说，这几乎成为了伦敦的一景。这些女人都是单身母亲。生孩子并不是出于幼稚，而是致富的现实考量——她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一笔钱作为补贴，支撑日常生活而不用工作。
　　　　我感叹她们看起来也不过20出头吧。导游扫了一眼她们，嗤笑说：“哪有，十五六岁而已。”
　　　　我听完陡然生出幼稚的爱国心，接话说：“中国女孩子不会这样，我们成熟得比较晚。”
　　　　回国之后，有媒体打电话给我，说最近出了个新闻，询问我的看法。新闻说的是上海20多个女孩子组团援助交际，其中年纪最轻的只有14岁。记者问我：“在你们90后中，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普遍？”
　　　　我诚惶诚恐表示对这个新闻难以置信，开始回忆起自己荷尔蒙萌发，或者说“性成熟”的过程，企图洗白“我们90后”的性观念并不是如此开放。可转念一想，我和新闻中的女孩子年龄差了七八岁，按现在社会的算法，已经算是另一个世代，她们看我这辈的故事，目光恐怕也像打量琥珀里的昆虫标本一样吧。
　　　　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记得自己荷尔蒙勃发的那个下午。
　　　　我还上初中，不记得是13岁还是14岁，炎热的暑假我在电脑前写作，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汗把我黏在椅子的竹坐垫上。
　　　　我写作的电脑不能上网，唯一在写作间歇的消遣和奖赏是能看个盗版DVD影碟。那天我看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MV，屏幕上，是已经变得雪白的迈克尔·杰克逊在一个古巴的街区舞蹈，数万棕黑皮肤的人跟在他身后，鸣鼓狂欢。我瞥见迈克尔·杰克逊腾起的纤细身体，和歌唱时兴奋扭曲近乎狰狞的脸。
　　　　那一瞬间我只觉得有电流击穿大脑皮层，刺激十分，震荡非常，久久不能复位。到现在，我跟人说起自己第一个有非分之想的对象是迈克尔·杰克逊，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没办法，神经中枢的事情我也不能解释，就是爱他那时已经备受摧残的脸。我那时看了眼时钟，默念下时间，心想人生从此刻变得不同。
　　　　人生从此大概也就不同了。
　　　　在此之前，我是没有性别的人。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对门住了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非常调皮，他的父母惩罚他的办法是剥光了他，让他在门口罚站。
　　　　有一次，我闹着要离家出走，父母说：“你走可以，但是衣服鞋子都是我们家的，你不能带走。”于是我火速把自己剥光，冲出家门。走到家属院门口，听到依稀有行人和摩托车的声音就害怕了，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门口，碍于面子也不敢敲门，怕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就这样畏畏葸葸地全裸站在门口。
　　　　站了不久，邻居的小男孩也被全裸着扔出来。
　　　　我们两个裸体小人相对站着，距离不过两三米。到了下班的点儿，大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上楼时，看着我俩门神一样相对站着，黝黑嶙峋的两具身体，赤身裸体还要维持尊严地绷着脸，大人们都忍不住笑，一边上楼一边回头看，继续笑。
　　　　后来，我看美剧和外国电影，看到萝莉和正太相爱，在夕阳下献出初吻，夕阳照耀他们的金发，总是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自己性别的魅力，多健康多美好。而我对童年异性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那面面相觑、不辨男女的两具裸体，像女娲刚造出来的小人。
　　　　12岁的时候，我写了本书，书引起了一些诧异，主要还是因为涉及了一些所谓的“成人话题”，早恋、性启蒙之类的。对我来说，反而诧异于大人的诧异。因为那时的我，视全世界的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人，并没有真正性意识的觉醒，荷尔蒙也远远没被唤醒。
　　　　住在拥挤不堪的小房间里，父母做爱，我们假装熟睡——这对我来说不是色情刺激，而是生活本身。
　　　　十五六岁的时候，隔壁班有个骨骼清奇的男生，瘦高个，戴眼镜，头发软，爱穿白青两色，秋天爱穿毛衣。他大提琴拉得好，是学校乐队的首席，每次演出总在最靠前的位置。班里也有女生偶尔会提到他，我总是假装记不全他的名字。
　　　　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总是在上课上楼的时候碰到，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楼梯两侧各自低头走。我心跳很快，脑浆要沸腾成一锅浆糊。
　　　　人脑中有3种物质，一种是让人兴奋的多巴胺，一种是去甲肾上腺素，另一种是苯和胺的化合物。当人脑浸入这些化学物质的时候，就会坠入情网。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大脑每天都咕嘟咕嘟地煮在这复杂的混合物中，一度以为所有的脑细胞都会烧干烧尽。
　　　　荷尔蒙是粉红色的，每天在楼梯间里如梦似幻一分半钟，渲染清教徒一样黯淡的高中生活。
　　　　我那时候写了本言情小说，男主人公照着隔壁大提琴男的样子写。小说里爱情活动主要是散步，并肩行走就已经是获得感情享受的标准动作，写作时会幻想偶尔意外的肢体相碰，自己用左手去抚摸右手手背模拟，就已经害羞得快要中风。
　　　　言情小说写完之后，我和隔壁的大提琴男还是连互相问好都不曾有过。我非常天真地以为已经有了互有好感的默契，把沉默视为男女双方渴望接触而形成的张力。那时候的我，雌性激素根本不需要对方的回应来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它自己就旺盛澎湃得能在空中自燃。
　　　　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是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两人仍是前后脚在楼梯上。我在前他在后，他忽然快几步追上我，要我给他签个名，说以后可能会升值。我非常谨慎害羞地表示：恐怕要等我死后100年，签名才有升值的可能性。
　　　　那段少女时期是后无来者的吧。因为我上大学之后就陷入了激素干涸的危机当中，常常干笑，几乎不再有心跳加速的经历，且视男性美貌如粪土，偶尔托腮表演对美男子的憧憬，内心也有一个知根知底的声音说：“呸。”
　　　　我一度以为是因为来到北京，天气太干，空气太差，冬天太长太凌烈，冻结了我的荷尔蒙。后来想想，觉得北京是无辜的，是自己失去了憧憬的能力。
　　　　我慢慢长大，自己还没有经历什么，已经听说过足够多他人的生活。有人怀孕，有人离婚，有人玩心不改，有人红杏出墙，有人趟过男人河终觅得良人前世勾销，有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也要一鼓作气隐忍强撑下半生。
　　　　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命运斗勇气可嘉，与现实低声下气地商量，则是难堪又无奈的。大多数人却都是这样的，姿势优美决绝的人最后多半会后悔。
　　　　了解得越多，越会得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样的大俗结论，那些看上去很美的人，也会苦笑说：“其实你不懂。”而且他们竟然不是在撒谎。
　　　　知道人人皆有憾，似乎也不该瞬间幸灾乐祸。正确的反应似乎该是别过脸去，对他人的生活礼貌地丧失好奇，没有谁的生活值得羡慕，自己的生活也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不知道能不能埋怨现实是抽干了荷尔蒙的东西，只是觉得对20多岁的我来说，荷尔蒙已经近于鸡肋，把理智满打满算地使用好，才是持家之道。
　　　　村上春树有个短篇小说，叫做《我们那个时代的民间爱情传说》，小说的副标题，是“高度资本主义前史”。故事非常平淡，讲的是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将近一半的女人仍然看重“处女”身份的时候，两个优秀美丽的年轻人相爱，最终却因为女孩子坚持不能婚前性行为而终止了感情。很多年之后，他们都成了中年，再相遇，女的已经结婚，主动提出要遵守当年的承诺，终于可以和男主角上床。男主角却几乎落荒而逃。男主角说：“我做不出这样的事。”然后去街上找了妓女——可能他愿意和女主角仍然活在六七十年代。
　　　　想起一个童话故事莫名而滑稽的结尾：“当一切事情结束的时候，国王和他的侍从捧腹大笑。”捧腹大笑也好，荒诞滑稽也好，还是源于一种尴尬。人抱着旧年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却无法融入新时代的羞惭感。高度资本主义的社会和从贫匮社会走来的人、严肃和轻佻、糜丽与纯情，以古怪的姿势对立存在着。我面对着比我小的孩子，知道他们比我更开放、成熟以及随意，也经常产生落荒而逃的冲动，更是羞于详述我所经历的青春，因为耳边也隐约会传来他们的捧腹大笑。
　　　　
　　　　
　　　　☆幼儿园：童心与人性
　　　　比例失调的世界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时我还只有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