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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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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些新的领导人成了老干部的学徒，他们会受到培养和考验，以便将来担任更高的职务。
这一次的大输家是邓力群，知识分子都把反精神污染运动归罪于他（虽然有人认为邓小平才是始作俑者）。党的
全国代表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就批准了胡耀邦主张邓力群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的通知，通知于 1985 年 9 月
28 日发出。据政治嗅觉灵敏的知识分子推测，这是要让他为那场不得人心的运动承担责任。按照惯例，这种人事变动
应事先通知政治局常委，可是这一次常委们并未得到通知。＇1958＇但由于陈云的缘故，通知在发出半小时后被撤回。事实
上，邓力群的研究室又过了两年才终于被解散，在这之前邓力群一直在位。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 年 6 月 10 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三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
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 1980 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邓小平说：「1980 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
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
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他又说，必须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减轻国家财政的
沉重负担。＇1959＇
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 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
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 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于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 年，他们
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继年初将马科斯总统赶下台的「人民力量」运动之后，这股浪潮已驱使蒋经
国在邓小平召开 6 月代表会议的三个月前宣布要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若在此时向国内外公众表明大陆和台湾一样开放，
岂不是明智之举？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
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
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但是邓小平也决心走在群众运动的前面，适时进行政治改革，因此他作出指示，要
认真研究各种政治体制，搞清楚哪一些体制持久，哪一些体制垮台及其中的原因。
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
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 1986 年 5 月告诉胡耀邦，在定
于 1987 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
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
席，到时候再说。＇1960＇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
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 1986 年 9 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人们估计他有可能负责领导未来的政治改革。
赵紫阳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他和他的智囊团已经研究过各种经济体制。他在领导研究经济体制上的经验，使他很适
合思考与经济变化相配合的政治改革。
1986 年 6 月 2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
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
搞不通。」＇1961＇ 赵紫阳和他的部下要在 1987 年 7 月拿出文件初稿，在 8 月或 9 月召开的七中全会上进行讨论，以便最
后一稿能在 10 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公布。＇1962＇
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 1941 年就赞成的观点。＇1963＇事
实上，1980 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 1950 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
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 1980 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
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
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1964＇
于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 1986 年 9 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
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这个小组配备了一班人马，下设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赵紫阳给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陈云、李
先念和胡耀邦写信提出了人选名单。按邓小平的指示，赵紫阳在信中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为现代化服务，为长
治久安提供保障。鲍彤被任命为体改办主任，他在 1980 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后，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个得力助
手。＇1965＇
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
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体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
1986 年至 1987 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
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但是，即使是邓小平较为狭小的目
标，也需要政治改革的研究者思考提高人员士气的方式。作为探讨这个问题的小组成员，他们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何种
机制能让下级表达意见。＇1966＇
从 1986 年 11 月到 1987 年 4 月，体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三十多次研讨会。＇1967＇虽然报告的定稿
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
和 1949 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体改办评估了党、政府和全国人大的作用，听取了处理过不同地区实际问题的地方
干部的意见。政体改革小组还致电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让它们收集有关不同政体的信息。新华社和中共驻港机构
也协助搜集了世界各国政治实践的信息。虽然之前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邀请了很多外国专家，但并没有请他们参加讨论
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
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回应邓小平的号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
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鲍彤在公开讲话
中有意识地引用邓小平的话，以表明自己是在遵令办事。但赵紫阳和鲍彤显然坚信党应当放弃对政府、企业和学术机构
的严密监督。他们认为，这样其实可以使党更有力地行使全面领导。＇1968＇就像政府可以用宏观调控间接引导经济一样，
党可以退出日常管理，只提供总体性的指导。
1987 年 1 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北京的政治气氛转趋保守。为
应对这一股寒流，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
分表达意见。＇1969＇ 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 1987 年 2 月 4 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
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薄一波还记得在 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工会曾受到鼓励发挥更大力量
抵制资本主义趋势，因此他预期党在未来会重新鼓励独立工会，以限制新的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研究者也讨论了
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从一个徒具形式而无实权的橡皮图章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
权力机关。＇1970＇
邓小平在 1987 年 3 月与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的会谈中说，政治体制是否健康，要看政局是否
稳定，是否有益于国家的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1971＇他没有提到扩大自由或倾听民众的声
音。但是邓在 1987 年 4 月 28 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
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 1980 年 8 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更加明确地拒绝了知识分子提出的扩大自由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的
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对民主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
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1972＇ 很多知识分子在 1986 年底一厢情愿地希望可以在
政治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但该愿望在 1987 年并未实现。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 5 月 13 日发表了有关中共
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
但至少就当时而言，政治改革并不包括扩大民主实践的步骤。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落马
1986 年春天，菲律宾的「人民力量」运动把腐败的马科斯总统及其妻子艾美黛赶下了台，由此触发东亚各国的
学生示威，中国电视上的这些新闻也点燃了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中国在 1980 年初只有大约 350 万台电视机，随着
电视机产量的爆炸性增长，到 1985 年初已超过 4；000 万台。＇1973＇
包括经蒋经国在 1986 年 9 月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国外的学生运动和台湾的大选激动人心：中国的学生也开始呼吁
「人民的力量」，要求实行西方式的民主。
1986 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 1976 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 年 5 月 29 日，
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
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
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 1978 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
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1974＇ 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
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
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 年 11 月 18 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
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
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
1986 年的中国电视观众从电视上了解了国内外大事，
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
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如果方励之只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不难及时把他打压下去。然而方励之是十分杰出的科学家，是中国试图培
养的知识分子的楷模。他 16 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 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
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当时还不是互联网时代，但听众把他的
讲话录音和讲稿向各地的朋友传播。1986 年 12 月 4 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 12 月 8 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
保守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 1935 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
学生再度走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封锁消息，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美国之音（VOA）和英国广播公司（BBC）有关
示威的新闻。
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
人——贪婪的个体企业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学生的生活条
件往往很糟糕，八个人挤在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他们能通过录取率极低的高考必是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考上好大学的
优秀学生，对靠关系得到更好的机会、过着优裕生活的高干子女感到愤愤不平。＇1975＇此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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