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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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企业主便起而效尤。邓小平并不与人争论，他只提到「傻子瓜子」，这是由安徽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及其雇员加工　
的十分著名的瓜子品牌。「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　
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311＇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作出一点不屑　
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使更大的私营企业得以立足。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作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这　
些机智通俗的说法不但使人难以反对政策，还能让人觉得邓小平平易近人。他并不是第一个运用格言俗语、使之与他的　
　
　
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但他运用得很广。他的「猫论」枣「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枣就　

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它为减少毛泽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赢得了广泛支持，它意味着干实事要比遵循某种意识形态更　

重要。如果他直接说「意识形态不重要」，将会引起极大争议，而他的「猫论」会让人听后付之一笑。（事实上，有些　

企业家甚至生产和销售以猫为主题的装饰品。）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　

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它也是一个承诺，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政　

府会努力让更多的人致富。「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　

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　

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此外，　

在向群众说明重要政策时，邓小平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作出解释，讲明大局和行动的长期目标，而不是直接命令。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一些下面的干部认为，选择跟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作为同事更安全，例如背景相同、　

同乡或受过同样教育的人。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　

「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其中一些人还有同窗之谊；（3）「秘书帮」，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　

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他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研究和营造「气氛」。邓小平作为头号领导人，在政策的选择上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然而他也受制于北京最高领　

导层的政治气氛。邓小平在大胆采取行动时，要做到让其他高层干部完全支持他。当然，在一定限度之内邓小平可以通　

过他的讲话、行动以及他所支持的人去营造气氛。但是他在讲话时通常只讲大原则，不会触及细节。最高层的官员，那　

些政治局里的人，对国家的问题有足够了解，对于哪些事可以做或至少可以接受，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在重大问题上，　

例如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威信、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旅行等等，在邓小平　

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之前，不会采取行动。　

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高层干部在内的每一个人都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表示坚决支持。因此即便高层干　

部也不易搞清楚，什么时候其他人会对当前的政策和领导人产生了严重怀疑，从而确信需要作出改变，例如　1978　年底　

对华国锋及其政策就发生过这种情况。由于高层干部在重要政策问题上从不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因此各省都在北京设有　

办事处，这些干部要窥探可能发生政策变动的迹象，猜测省里正在考虑采取的某些行动是否会被认为正确或至少可以容　

忍。即便是邓小平，为了把握这种气氛，不但要依靠阅读各种材料作出敏锐判断，还要依靠敢于向他说出令人不快的真　

相的人，如邓力群、杨尚昆、王震、王瑞林和他自己的子女。　

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　

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的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　

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例如，每年年底公布的经济结果会影响到有关现行经济政策和对其负　

有责任的干部的评价。大多数高层干部都赞成在某些地方搞试验，假如试验取得成功，邓小平等人就会觉得可以放手加　

以推广。　

不消说，对于政策取得了多大成功、将来的作用如何，不同的干部有不同的眼光，其中一些人比较保守，一些人　

比较开明或包容。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　

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意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　

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　

说到底，民主集中制要求每个人必须加入合唱，表态支持具体的政策。对于他们认为适当的政策，他们会给予认　

可，因为跟得不紧有可能吃亏。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　

「气氛」，如何选准时机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支持时迅速采取行动。　
＇131＇SWDXP2；　p。　329。　
＇132＇据耳鼻喉科专家　　Dr。　　Samuel　　Rosen　　的诊断。这是　　2010　　年　　11　　月我从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那里获悉的。　
＇133＇Carol　Lee　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in　Kenh　G。　Lieberthal　and　
David　　M。　　Lampton；　　eds。；　　Bureaucracy；　　Poli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5124。关于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　
　
　
局常委会成员名单，见每年的　　China　　Directory；　　in　　Pinyin　　and　　Chinese　　（Tokyo：　　Radiopress；　
1979present）。对于这些机构功能的总体概述，见　Ken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2n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4）。关于晚近发展的情况，　
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　2010）。　
＇134＇关于「系统」（xitong）这个概念〔又见本书第　3　章的注　38。枣中文版编者注〕，即「垂　
直功能等级体系」（vertical　functional　hierarchy）见　A。　Doak　Bart；　with　a　contribution　by　Ezra　
F。　Vogel；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munist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另参见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135＇Hamrin；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pp。　95124。　
＇136＇2006　年　8　月、2007　年　7　月与吴明瑜的交谈，他是邓小平的桥牌牌友之一。　
＇137＇20022006　年对邓小平女儿邓榕的采访。　
＇138＇对邓小平部下的采访；Ezra　F。　Vogel；　〃From　Friendship　to　radeship：　The　Change　
in　　Personal　　Relations　　in　　mun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　　（JanuaryMarch　
1965）：　4660。　
＇139＇汪文庆、刘一丁：〈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事制度改革枣访原国家人事局局长焦善民〉，《百　
年潮》，2007　年第　5　期，页　4247。焦善民时任国家人事局局长。　
＇1310＇这是　Leonard　Woodcock　的观察，见　LWMOT。　
＇1311＇SWDXP3；　p。　97。　
　
　
第　14　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1977　年　11　月　11　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　
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　
题，因此在　20　公里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员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　
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一向有着坦率承认令人不快的事实的作风，他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员或军队解决不　
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　

＇141＇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　
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　
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他知道当地的农产品剩余有限，他说，可以由外省提供一些用于出口的产品。　
他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　
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外　

国投资仍不被允许。＇142＇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　
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　1973　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　
从　1978　年　4　月　10　日到　5　月　6　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　

＇143＇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　

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144＇　
1978　年　4　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　
经济敞开大门作准备。习仲勋离京之前，热心于家乡发展的广东人叶帅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　

首先要给　50　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　＇　145＇1978　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　
记，按叶帅的建议采取了行动。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帮助习仲勋制定广东省的改革计划。杨尚昆和　

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建立出口加工区作准备，并担任邓小平的联络员。＇146＇　
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到任之前仍处在政治乌云之下，因而上任之初沿袭了当时搞阶级斗争的　
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　
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　
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早就不想干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　
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　11　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作出检讨，向那个　
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从那时起，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的人，为改善当　
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147＇　　习仲勋原籍陕西，但　1989　年退休后他选择了住在广东。他的儿子　
习近平生于　1953　年，在　2007　年当选为最年轻的政治局常委，成为最有可能在　2013　年接任国家主席一职的人。（对　
习仲勋的介绍，参见本书附录〈邓小平时代的关键人物〉。）　
习仲勋在　1978　年　12　月开完三中全会枣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枣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　
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三十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　
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　
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　年　1　月　6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　
正式批准。邓小平在　1977　年　11　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　
　
　
工业产品。习仲勋立刻召开了为期两周的会议，为起草这个方案作准备。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　
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　
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　
担任这个新职务后数次前往广东，协助习仲勋等地方干部为广东得到的特殊地位作准备。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　
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148＇　
1979　年　1　月　31　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　
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