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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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　
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中位于深圳最西边的蛇口。　
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　
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县（其中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深圳）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　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　
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　
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　
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　
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外国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　
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　
它为其他外国公司在大陆获准成立企业敞开了大门。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　
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无法吸引外国公司来建厂。　
1979　年　4　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　
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　
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　
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149＇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　1979　年　4　月　17　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作了进一步讨论。　
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　
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　
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毗邻香港的　
深圳，与澳门接壤的珠海和广东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　
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410＇邓小平这番话，是在直截了当地　
答覆广东一行人在北京提出的请求：如果不给钱，给权，我们自己筹钱如何？＇1411＇　
在跟习仲勋谈话时，邓小平同意，要让广东和福建享有灵活性，以便吸引和利用祖籍广东福建的海外华人的资金。　
广东的方案于　1979　年　7　月　15　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　50　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　
灵活措施」。＇1412＇　　按邓小平的建议，这些地区称为「特区」。＇1413＇　　四个特区于　1979　年　8　月　26　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　
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像这一系列安排能　
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七个月内即告完成。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反对者　
二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八十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　
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式。在　
中国，直到　1978　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　1979　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　
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　
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1414＇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　
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　年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　41　
号文件说，四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1415＇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派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　
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有的智慧。＇1416＇例如，在四川、江苏、浙江就尝试过工业管理方面的　
改革。但是邓小平允许在广东和福建的外国企业使用自己的人工和管理制度，这种试验远远超出了其他地方的尝试。蛇　
口进行的投票选举试验，大大早于其他地方的村民选举。广东比任何地方更合适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　
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1417＇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　
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那些反对资源流　
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　
西方人、甚至一些中国的批评者也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只是不叫这个名称罢了，但邓小平并不这么　
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他同意竞争是工商业的动力。然而他也要让中共　
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　
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1418＇　
即便是那些对外国「帝国主义者」没什么记忆而只是从党的宣传中有所耳闻的年轻干部，对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　
家可能的所作所为还是感到紧张。为何中国在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　30　年以后，现在又要把帝国主义者请回来？国营和　
集体企业的领导知道，中国的企业在　1930　年代如何被外国企业的扩张挤垮，他们害怕中国的企业难以与资金雄厚、更　
加现代化的外国企业竞争。干部们担心，在国际贸易中经验丰富的外国资本家会暗藏祸心，利用国际法律设下圈套，在　
中国取得垄断权。邓小平以十分谨慎的方式，向公众解释他的理念。他和别人一起批评对外国制度亦步亦趋的人。他小　
心地不提外国文化更加优越，只说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向外国文化学习：中国可以学习外国的「现代管理」。但是，对　
「现代管理」的学习有很大的包容性，事实上可以广泛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而又不会惹恼那些坚信中国文化或「中国　
精神」更优越的爱国主义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从　1966　年到　1975　年，　
遵照毛泽东要避免边境附近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政策，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投资被用于「三线建设」，货物和人员都去了　
基础设施很差的边远地区。＇1419＇　　但是在　1979　年　2、3　月对越战争之后，邓小平认为外来攻击的危险已大为减少。中国　
的计划干部也明白，在工业发展和国际贸易方面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那里交通便利，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拥有大批　
专家和较低的成本。1979　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　12％，而到了　1980　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1420＇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但是他宣布，这些先富起来的地区以　
后也要帮助其他地区致富。　
北京那些试图维持细致有序的计划体制的干部力求控制广东的货物进出，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广东的灵活政策造　
成的梦魇。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　
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　64　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　
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1421＇　　广东的干部在　1979　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　
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定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　
关部委批准。＇1422＇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为了确保经济特区不会搞政治试验，陈云坚持将特区改为「经济特区」。1980　年　3　月，面对压力的邓小平同意　
了这一改动。＇1423＇　　他安抚保守派的同志说：「它们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1424＇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他的想法：　
特区要在新的管理方式上开展广泛的试验。邓小平以其典型的作风，接受改变名称以避免争论，但其实他还是要继续闯　
下去的，他并没有阻止广东继续进行广泛的试验。　
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　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　30　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　
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　
是在　1978　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　
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　
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　
港，因此　1949　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　1978　年以前一直限制它们的工商业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　
交往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　
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　
有帮助。　
邓小平在　1978　年　10　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　
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　1979　年到　1995　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　
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1425＇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　
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　820　万祖籍广东和　500　万　
祖籍福建的华侨。＇1426＇　　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　　年后回　
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十年，　
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　1948　年中共　
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　1949　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　
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　
业。到　1960　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　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洲留学的　
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块殖民地，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因此，香港在　1970　年代末为中国提供　
了一些当年苏联绝对稀缺的东西枣它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　
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着手改革的最初几年，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大门只打开了一部分。进出这道大门并不总是很顺利。边境检　
查仍在继续，中国居民多年来很难得到出入境签证。很多非法逃港的人、或边境另一边有亲属在共产党统治下受过罪的，　
也根本不想再跨过那道边境之门。1949　年以后，内地和三十年来急速发展的香港之间存在着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弥　
合起来并非易事。1980　年代初期，香港商人言谈之间会把边境另一边的内地人称为不知现代世界为何物的乡巴佬。广　
东人和福建人见到来自香港的亲属或同乡，会忌恨他们派头十足、财大气粗，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亲戚仍在受穷受苦。　
即使是大陆官员，当时的生活水平也仅在温饱之上，他们看到衣着光鲜、洋洋自得的香港商人带着一班干练的人马，拥　
有现代技术和全球关系网，也不免满腹狐疑。但是，仍有不少香港企业家热心于帮助家乡，利用中国这个几乎无限广大　
的市场。没过两三年，通过这个南大门的人流、卡车和资金，便从涓滴之水变为汩汩溪流，然后又变成了滚滚洪流。　
在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