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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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肖《心史》的出炉颇富传奇色彩。明朝末年，吴中久旱。崇祯十一年冬，苏州承天寺狼山中房浚疏古井，僧人达始忽挖得一物，冲洗干净发现是一个铁函（即铁箱），打开后发现里面又有一个锡匣，匣内封有蜡漆，最里面有个纸包。是折叠成卷的《心史》稿本，内咸淳集、大义集、中兴集各一卷，共有诗250首，另有文30篇，前后自序5篇。全书深寄亡国之痛，对宋亡经过及蒙古征服后的时事言之甚详。这就是郑思肖《心史》发现的经过。　
此书在清朝即遭遇诋毁的命运，先是有人称《心史》为“伪书”，但当即遭人反驳。当清朝大力钳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大搞奴民愚民把戏、兴起文字狱的血雨腥风之时，御用“三通”、“四库”馆臣正式判其为伪书，并编凑“理由”，同时官方又以“军机处”的名义“奉上谕”将其列入“应毁”书目。　
“不信奴民终愚黯，人间应有未烧书。”经过清朝的文化过滤和信息屏蔽，我们还是能读到自由思想者的灵魂和泣血的悲歌。　
与郑思肖自由思想相呼应的是，宋国遗民们通过诗歌吟唱的结社。　
想象在1287年春天，兵火战乱的余痛还回荡在人们心中。在浙江浦阳，吴渭（清翁）组织的月泉吟社，延请乡遗老方凤、谢翱、吴思等人评审诗歌比赛的作品。当时出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体裁是五七言律诗。共收得2　735卷。最后罗公福（连文凤的化名）诗获得第一名：“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一犁好雨秧初种，几道寒泉药旋浇。放犊晓登云外垄，听莺时立柳边桥。池塘见说生新草，已许吟魂入梦招。”　
无心出市朝，就是坚决不与征服者合作。在亡国的创痛中，人们理性而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追求。若干年后，连明朝的士人都羡慕当时的结社：“噫！安得清翁复作，余亦欲入社厕诸公之末，幸矣夫。”　
1653年，吴中慎交、同声两社在苏州召集的虎丘大会，弥合两社分歧。这次大会声势很盛，东南各郡到会的士人有近千人之多，慎交、同声两社共同推戴吴梅村为盟主，调和双方冲突。当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　
然而征服者和奴隶主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看出了这种结社自由的危险。幕后的收买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年秋天，社团领袖吴梅村无耻叛变，被清廷授予祭酒（相当于大学校长）之官职，当他被召时，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之。酒半，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乃绝句一首，诗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借问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默然。　
清廷确实手段狠辣，一方面怀柔安抚做戏，包括康熙、乾隆在明太祖陵前叩头的把戏；一方面出重拳铁索追夺言论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命，创下了空前的文字狱历史，以无边的恐怖巩固其专制奴役的权力。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评价清朝政权时也说：“在满清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之下，我们遭受到无数的虐待，举其主要者如下：……（六）它们压制言论自由。（七）它们禁止结社自由。……”　
东方拜占庭——大宋已永久沦陷。1285年（一说为1284年，《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一书称1278年），几个乞丐模样的人来到会稽山中；悄悄地拾取了一堆骨骸。那一年；蒙古汗国总统江南释教的杨琏真珈（江南释教头目）为了盗取宋皇陵中的宝藏，把在会稽的徽、钦二帝以下的宋朝历代帝王后妃的陵墓全部发掘，把剩骨残骸抛弃在草莽中，惨状目不忍睹。消息传出；人们悲愤交加；但暴政之下；无人敢去收拾。林景熙当时正在会稽，出于民族义愤，与唐珏等义士扮作乞丐（一说扮作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拾取骨骸。林景熙收得残骨两函，埋葬于兰亭山中，并移植冬青树作为标志，写下了《冬青花》诗：“移来此种非人间，曾识万年觞底月。蜀魂飞绕百鸟臣，夜半一宗山竹裂。”又作《梦中诗》四首，凄怆地记录了埋骨的经过，书写下自己的悲愤，并坚信读到这些诗的人，会知道民族正气依然存在，没有随着国家的沦亡而完全消失。　
2006年；凌沧洲先生在古大都皇城；不是读历史著作发现这一线索；而是读宋诗的注解；才摸着这一蛛丝马迹。历史在这里已经变得讳莫如深；面目模糊。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不仅所谓的蒙古汗国以王朝史实代替；一概称之元朝；连1271年前的蒙古汗国历史也进入元代大事年表；要知道；这一年才有了元的称号。在一些历史著作中；甚至吹嘘记录蒙古屠杀的《蒙古秘史》为“神鹰飞扬”！　
东方拜占庭——大宋国沦陷的历史意味着一个古老文明的终结。这个文明尽管有种种黑暗；但也无法掩盖其光辉——对文化和诗歌的热爱；对士子的尊重；有限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被蒙古大军征服之后，这有限的自由和光芒已完全坠入黑暗。蒙古汗国基本上是一个奴隶大杂院，不仅以其四等人的划分和歧视界定了这个文明的愚昧和野蛮，而且在此国中，无数人沦为奴隶；与畜生无异。　
黑风夜撼天柱折，万里风尘九溟竭，　
谁欲扶之两腕绝，英泪浪浪满襟血。　
龙庭戈铤烂如雪，孤臣生死早已决。　
纲常万古悬日月，百年身世轻一发。　
苦寒尚握苏武并，垂尽犹存杲卿舌。　
膝不可下头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　
哀鸿上诉天欲裂，一编千载虹光发。　
书生倚剑歌激烈，万壑松声助幽咽，　
世间泪洒儿女别，大丈夫心一寸铁！　
（林景熙《读文山诗》）　
13世纪末；我们的先辈林景熙写出“膝不可下头可截”；“大丈夫心一寸铁！”他的自由精神、特立独行的风骨；难道不值得我们回忆景仰吗？！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跪着，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他们在权力剃刀边缘行走一个雅典公民在干他自己的私事时不会漠视公众事务……我们不是把那些对国家漠不关心的人看做无害，而是看做无用；而且，尽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制定政策，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评论它。　
我们并不认为讨论有碍于政治行动，而是认为这是明智行动的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　
——伯里克利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文天祥《正气歌》这是一趟发现之旅，去追溯我们先民们言论勇气的源头，去发现自由和特立独行的精神怎样在岁月的河流中沉没、消失；这是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官员和文化人不畏强权、探索言论空间和极限的故事，他们因为大胆言论和上书，因为关心国家和同胞，而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仿佛行走在权力剃刀的边缘——这个故事，也可以称为古中国勇气与信仰的故事。　
跪着，但是有相对的言论自由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　
要知道，那时梁大将军的妹妹是当朝皇后，正得到皇帝的宠爱，而朝中也遍布梁家的人马。这篇上书让京师震动，皇帝虽然没有采用，但也没有加害上书的人。大将军当然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收拾张纲，只能下绊子给张纲穿小鞋。这时正好广陵张婴等人起事，杀刺史、聚众数万人。梁大将军暗示尚书，任命张纲为广陵太守，想借机攻击陷害他。　
张纲不仅有勇而且有谋，他单车到广陵上任后，只带吏卒十几人直接来到张婴的阵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张婴投降。张婴哭了，说：“边远愚人，不堪官吏的压迫欺侮，聚集在一起，苟且偷生，好像鱼游釜中，只喘一口气罢了。”随后，张婴带着一万多人投降了。一年后，张纲在任上死去，老百姓扶老携幼，前去郡府哀悼的人不可胜数。　
汉顺帝的时代，帝国虽然已经开始衰微，但是仍不乏明智的官吏为开放的言路而鼓与呼。有一个名叫赵腾的人上书说灾变，讥刺朝政，皇帝把写给自己的信批转到有关部门，管事的人把赵腾等人逮捕起来拷问，　
东汉顺帝　
牵连了八十多人，罪名都是诽谤朝廷的言论罪，有关部门还准备给这些人施以重刑。这时朝廷重臣张皓先生致信给皇帝劝谏道：“我听说尧舜设立敢谏鼓，三王设立诽谤木，《春秋》采好事、写恶事，贤明的天子，不加罪于草野的小民。赵腾等人虽然与朝廷的意志拧着，没有统一思想，但他说话是想尽忠提建议。如果这样也会被诛杀，那么提建议、提不同意见的源头就会被堵塞，这不是弘扬道德以做天下人表率的方法。”《后汉书》记载，皇帝竟然感悟，而减了赵腾的死罪一等，其余的人只判了两年的监禁。　
这是汉帝国时代的言论空间，因皇帝个人的秉性气质与好恶而伸缩。　
比起秦暴君的焚书坑儒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但相比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汉帝国在言论自由和探讨公共事务的自由度上，却已经是大大落后了。　
这是跪着的年代，言论自由，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有，但大多数时候，那几乎是要付出肉体和精神被摧残、被毁灭的代价的。　
　　　


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罗马与长安　在权力的阴霾下抗争　
公元146年，帝国朝廷的权力斗争更加白热化，一场卑鄙的政治谋杀正在上演。　
大将军梁冀的地位炙手可热，他极力要控制废立皇帝的局面。145年，梁冀就不顾太尉李固的反对，立了八岁的刘缵为皇帝，以为好操控。谁知这个少年皇帝虽然缺乏大智慧，却聪明异常，竟当着朝臣的面，注视着梁冀说：“你是跋扈将军。”梁冀担心皇帝的聪慧将产生后患，叫左右进献了鸩毒。少年皇帝痛苦不堪，派人把李固也召来了。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皇帝说：“我吃了饼，现在腹中胀痛得很，找到水来还可以活命。”当时梁冀在侧，竟然说：“恐怕呕吐，不能喝水。”话音未落，皇帝已经死了。　
李固身处权力旋涡中，是那个年代国家的良知，是那个年代正直勇敢的发言人。早在133年，李固就与经学家马融、科学家张衡一道被荐举到朝廷。在对策中，李固名列第一，被拜为议郎。李固的对策主张斥退宋阿母（顺帝乳母），罢退一些宦官。顺帝看后，多有所采纳。但是宋阿母身边的一些阉奴，嫉恨李固的言论太直，就捏造罪名来陷害李固，多亏那时的大将军梁商和仆射黄琼的庇护，李固才得以免去一灾。　
当146年这桩政治谋杀完成后，梁大将军又要立自己中意的刘志为皇帝，因为他的妹妹就要嫁给刘志了。李固、杜乔等人想立刘蒜，李固还写信给梁冀：“国家立帝，没有不访问公卿，广泛征求意见的，务必要上应天心，下合民愿。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家兴衰，在此一举。”　
讨论国家元首大位属于谁的会议在第二天继续进行，梁冀气势汹汹，言辞激烈。绝大多数官员都非常害怕，都说：“只要大将军发令就是。”唯有李固、杜乔坚持意见，不为所动。梁冀气急败坏，大声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是会后的权力运作和密谋，路障必须清除，钉子必须拔掉。梁冀会后找到太后，先罢免了李固的官。刘志也就顺利“当选”为汉帝国的皇帝了。　
一年以后，刘文几个人又想立刘蒜为天子，梁冀就借机诬陷李固与刘文等人散布妖言，将他们关进监狱。杜乔也被梁冀派出的骑兵逮捕入狱。　
当李固、杜乔沦落于权臣之手时，汉帝国的民气并未凋零——　
李固的门生们带着枷锁上书，为李固鸣冤。赵承等数十人也愿意带着刑具到朝廷申诉，太后明白这些人的意思，就赦免了他们的罪，当赵承等人被放出牢狱，京师的老百姓们都高呼万岁！这种民意令梁冀大感震惊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