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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1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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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开头不懂，弄几根木头堆那儿，下半夜就烧光了。或者锯些“站杆子树”，就是死了、干了还没倒的树，倒是好烧，也不抗烧。几根干木夹在中间做引柴，大都为湿木，这样打成的火堆抗烧，还有意外收获。那湿木烧起来两头咝咝响着冒白沫子，凉了形成黄糊糊的结晶，北满叫“木碱”，吉东叫“树胶”，有没有、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道，做“饭”时放锅里黏糊糊的，口感挺好。
锅呀搪瓷盆子呀，或者鬼子的钢盔、猪腰子饭盒什么的，在火焰上方支架着，咕嘟得差不多了，管它粮食，还是树皮，热乎乎的弄一肚子，就在那火堆旁睡觉。
有狗皮、狍子皮什么的铺上，没有就弄些树枝子。从头到脚系紧了、捂严了，每人都有个背篼子，枕着。枪放在身旁，或者也枕着。敌人偷袭，听到枪响，顺手抓枪，就地滚到大树底下，趴那儿，或站起来隐在树后射击。
人少，那人就顺着火堆睡。人多，就把脚对着火堆，呈辐射状围一圈，那人一个个都弓成对虾似的，使劲儿朝一块儿挤。当然也自觉不自觉地往火堆上靠，靠得太近就危险了，有的就烧死了。有的没烧着，第二天早晨一碰，身子都硬了。
抗联管露营叫“打小宿”。1938年前，是偶尔打次小宿，1938年后就是常态了，应该叫“打大宿”了。用一些老人的话讲，那时要住回房子，反倒成了“打小宿”。
彭施鲁老人说，有部电影，抗联在雪地露宿，盖床被子。睡觉嘛，当然得有被子了，编导这么想的，观众也看不出毛病，我们就笑了，说哪来的被子呀。那时一般有件大衣，那时叫“大氅”，个别人有条同样烧得窟窿眼子的毯子，打几仗也丢了没了。那时一年四季就在山里滚，这山那山，这县那县，肚里没食，扛支枪都打晃，再弄床被子，潮了湿了，多沉？当然不排除某支部队打一仗，得床被子，盖几次，但在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你采访这么多人了，谁盖过被子？
老人说，山里有废弃的炭窑，碰上一个，那就是天堂了。
老人们都说，开头真受不了。挨火堆躺着，这边衣服烤煳了，那边身子透心凉。脚冲火堆的，你瞅吧，那人几乎都是一个姿势。两手插在胯裆里，身子使劲朝前“勾勾”（弓、弯）着，恨不能把脑袋也插进胯裆里。睡不着，冻醒了，就坐起来烤火，再不就蹦跳一阵子。飞禽走兽还有个窝呀洞呀的，咱这是算哪一类呀？还叫人吗？可这人哪，也真是种适应性动物。待到成了“野人”，老百姓说是“见鬼了”，那觉也睡得挺香了，觉得抗联就应该这样打小宿了。过去新兵上队，说当抗联打仗、吃苦，你怕不怕呀？这回就问：露营、打小宿，你受得了吗？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
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提起抗联，人们就会想到出自抗联人之手的《露营之歌》，是太自然了。
各军大都有过帐篷，有缴获的，有自制的。杨靖宇还亲自设计过帐篷。“梳篦战术”，“壁虱战术”，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有时一天几仗，连最宝贝的机枪都插起来了，那帐篷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都说，不管天多冷，有火就行。
《露营之歌》，一年四季分四段，哪一季都离不开火。春天是“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夏天是“烟火冲天起，蚊吮血透衫”，秋天是“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冬天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无论天多热，晚上山里也凉，雨后还有潮气，没火烘烤着，也冻不坏人，却能坐病。蚊子、小咬一团一团的，还有瞎虻，没烟火熏着也不行。无论什么季节，火还能吓阻野兽。
老人们都说，那时人抗造，可再抗造也是人哪！胃病，腰腿痛，夜盲，烂裆，谁都难免，轻重而已。最要命的是抽筋，胳膊腿都抽，那人抽得嗷嗷叫，快勾勾成一团了。如今踢足球抽筋是累的，我们那时累呀饿呀潮呀，什么都有了。也像足球运动员那样，扳起腿抻巴抻巴，更重要的是用火烤。特别是冬天，干什么也离不开火，没火就完了。敌人来了，背着架着抬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了，一看，那人就不行了。
曹曙焰老人说，有个牛奇中，脖子本来就长，外号“长脖子老等”（一种长脖长腿的鸟，学名“苍鹭”）。1940年夏在虎林一个草甸子里，一觉醒来，他说你看我是咋的了？大家吓了一跳，那脖子突然长出来一截，一尺多长了。我们几个人给他搓呀揉呀按的，那能管用吗？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不疼也不行了，除了睡觉，总得一只手托着下巴，不然就支不住脑袋，说不定歪到哪边儿去了。那种不是人活的日子，什么稀奇古怪的病都有。到苏联后我还见到他了，还用手托着个下巴，这人后来不知到哪儿去了、怎么样了。
“打火堆”当然也会引来敌人。有敌情，春夏秋没火也能将就，起码冻不死，冬天就难了。有时“讨伐队”就在附近，就去偷袭它，打仗可以御寒。有时一堆伤员，打不了，就寻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弄堆火，同时加强警戒。因为没有火，那人那一夜也完蛋了。饥与寒不同，人饿几天不会死，而冻死、冻伤，常常就是不知不觉间的一会儿工夫。
1939年1月21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高禹民的指示信》，开篇即是：
远地送来亲爱的战友们饥饿的呻吟，寒冻的颤声，热情在我们周身澎湃。同志们坚毅清癯的瘦影在我们脑海中闪动。我们是朝夕关怀着你们，翘望兴安峰峦，可见巍岭绝壁严肃的仪容！白雪与寒风争厉！这真是象征着伟大事业的时期，我们紧握着拳头，誓以百折不回的精神去与饥饿寒冻，去与万恶日寇拼杀！不达胜利誓不休！
同年4月19日，《高禹民关于下江部队情况给省委负责同志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闯过一九三八年的寒冬及一九三七（九）年的冷春，战士均伸开疲倦之体，露出高兴的精神。
用单立志老人的话讲，是：背阴坡的雪壳子擎不住人了，阳坡的雪化了，心里就觉得有底了，那人就算活过来了，又能跟鬼子干一年了。
1934年夏，红25军在皖西北打下太湖城，缴获甚丰，官兵每人分得一把雨伞，大家乐坏了，说一把雨伞一间房呀。
南方红军最难熬的是雨季，那天像漏了似的，行军作战，苦不堪言。
东北抗联没留下一个建制连队。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和特种兵、独立师，或多或少，大都有当年的抗联官兵，进关、南下，打到两湖两广。有老人说，到那地场一看哪，打游击太好了，四季都是绿的，冻不着，饿不着。
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最苦的莫过于爬雪山、过草地了，可比之抗联呢？红军爬雪山用了多长时间？抗联是多少年？而草地，即被抗联老人称之为“漂筏甸子”的沼泽地，后面将会写到，敌人重兵“讨伐”时，就往草地里去，因为敌人不敢进、进不去。
参加了长征的陆定一说过：“在1931年‘九一八’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后14年中，东北抗日联军的牺牲奋斗，最为惨烈。”
1932年11月19日，多门师团侵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夜间强行军，气温骤降，6000人冻伤，占全师团的13。
才11月中旬，气温再低，能低到哪里去？零下20多摄氏度够了吧？
五味川纯平在《战争和人》中，谈到日军如何穿防寒装：先在棉毛衫外穿上军衬衣和军衬裤（法兰绒制），再穿上军裤（呢绒的），外套（毛织）和防寒大衣（厚羊毛制成的皮大衣）。然后再穿上防寒皮套裤，膝盖以下打上防寒绑腿。脚上穿棉军袜，再穿上防寒靴。手上戴毛手套和防寒大手套，头上戴防寒帽，帽子里的毛线头巾把整个头包起来。脸部遮上防鼻，这是为了保护易受冻的鼻子。全部穿戴好后，露在外面的只有两只眼睛。
这是在中苏边境线上巡逻的日军装束，抗联没少与这类鬼子打交道。即便南满日军的防寒装，与抗联也不可同日而语。敌人是倾“满洲国”之力保障供给，抗联一切都靠自己解决，而且，他们没有饥饿之虞。
即便如此，日军也不断有冻死、冻伤的，更不用说被抗联拖来拖去，在大山里麻达山了。
据说，当年日本鬼子看到《露营之歌》，也表示钦佩。
“冻死的人笑模悠悠的，像在热炕头上睡着了”
1941年12月2日，《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官兵履历表》中，林玉金，三十九岁，1939年2月入伍到6军3师保安连，担任过中队长、排长，“负伤次数及轻重”栏中“无”，“特征”栏中为“足指皆无，左小指有冻伤”。
1939年（无月日），《张寿海Ч赜诓慷拥幕疃榭黾熬咽褂梦侍飧鸩叩男拧分兴担叭鲁醵埂保巴跫讨芡荆ㄇ笆痪弥魅危寰衫吹模┮韵铝乘馈薄�
1940年2月24日，《团结给海山同志信》中说：
在去年严冬之际敌情紧张时期，衣履不佳，饮食不周，除不得已送过江（苏维埃联邦负责同志费心代为收容救济）百名外，在两个月过程中加因为伤病饥饿，奇寒而死的四十余名。
那时在东北，一场寒流过后，无家可归者成为街头死倒，平淡无奇。庄稼人的手，若不皴裂开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个庄稼人了。“六个爪”、“王秃瓜子”、“李坏手”、“一只耳”，是男人而被称为“×小脚”，残废了，这才算得上冻伤的。而各地游击队从成立之日起，这类外号就不断地取代着一些人的名字。
秋风起，在抓紧整治“时令病”的同时，防冻伤教育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冻伤主要发生在行军、作战期间，特别是打伏击时。土生土长的都有一套防寒经验，对于像彭施鲁这样的，开头就得特别关照些。同时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别人破烂，就得说明理由。偶尔打次小宿，溅上火星子烧些窟窿眼子，或是抽烟不小心烧了一块，就要受到批评。再烧，就会受处罚，通常是罚站、打军棍。
1938年前，冬棉夏单，各军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冻死的，不多。之后就越来越多了，也不罚站、打军棍了——都成“野人”了，罚谁呀？
离休前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总务长的李桂林老人，黑龙江省肇州县人，1940年8月参加3路军12支队36大队，没有任何过渡，离开家门，上队就开始“打火堆”。
飘第一场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听到“打火堆”三个字，就趴那一层薄雪的地上不想动弹了。大队长景芳，细高个，一脸黑胡碴子，一只胳膊负伤锯掉了，一只独臂将李桂林薅起来，吼着让他去弄树枝子铺“床”，“不然就处罚你”。
1997年笔者采访时，老人七十三岁，平头白发，个头少说1。70米以上。他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长得也小，没支三八大盖高。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说，当干部操心受累呀。天还不大冷时，睡觉前要烤乌拉，先烤一只，烤好了穿上再脱另一只，主要是烤乌拉草。有的烤着烤着，身子一歪睡着了，就得赶紧把他弄醒，给他几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凑乎，当领导的就要把他拽回来。一般个把小时就冻醒了，没醒的，就得看看怎么回事。一眼没看到，就可能出事。有个田富，10个手指头都冻掉了，后来冻死了。
王钧老人说，1939年10月下旬，我们12团的朱连长，带个战士马万海跑交通，去讷河县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马万海烧得就剩个脑袋，朱连长两只脚烧没了。他爬了两天两夜，把信送到了，几天后也牺牲了。
离休前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与李桂林同岁，同年参加12支队，两人家相隔不到两公里。像李桂林一样，张口就是实事。
老人说，有一回做梦，说做的大米干饭和猪肉炖粉条子，那个香呀。迷迷糊糊爬起来，就去火堆上抓，一只手烧得“糊巴烂啃”（形容烧得焦煳破烂的样子）的，现在还这么多疤。
老人说，火也怕冻呀，你看那火苗是蓝色的，现在估摸着那气温就得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当领导的就不敢合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种雨夹雪天气，衣服湿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脱下来烤，不冻死冻伤，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难活，肚里没食，连饿带冻，还有个好吗？
1军3师西征碰上的就是这种天气，不知造成多少非战斗减员。笔者见到的资料，都没提及这个问题。而本节前面引用的“王继周同志以下六名冻死”，就是雨雪纷纷所致。文件中还说“据说再延驰（迟）一小时的淫雨，就要冻死全队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说，大兴安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不多，那雪齐腰深，过胯深，没膝盖算浅的。踩雪壳子走，一下没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枪托砸雪壳子，在雪里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战壕似的。有时一脚悬空，又掉进坑洼沟里。沟多深，雪多深，在底下扒雪，像老鼠掏洞似的往前爬、拱。拱不出去，没人拉扯，那就完了。
彭施鲁老人说，行军中最容易冻伤脸和鼻子，休息时是手脚。先是疼，用东北人的话讲，是“冻得像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不怕，猫不咬了就是冻伤了，没知觉了。刚冻伤时皮肤发白，那是血管丧失功能，赶紧用雪搓能搓过来，等到发黑就不行了。过度疲劳和体温降低，会影响人的思维判断力，觉得不疼了，没事了，干部就得经常喊几嗓子，提醒大家互相瞅着点。晚上行军更得提高警惕，特别要盯住那几个体质差的人，派人重点照顾，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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