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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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怎么回来呀？

如果抵抗了

历史没有“如果”。可对于“九一八”之夜，我们不妨“如果”一下：如果抵抗了，会怎样？

事变当时，日军在东北有正规军1个师团和6个独立守备队，约1。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余人，另有警察3000多人。东北军有正规军16。5万人，非正规军4万人，其中仅北大营7旅就7000多人。东北军散在各地，日军也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北大营和奉天城，而是在炮轰北大营后，即在南满（今沈阳至大连）、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沿线10余座城镇，陆续发起攻击。当时日军第2师团，其主力还在辽阳。攻击北大营的，只是第2独立守备大队的600多人。从宏观到微观，东北军的数量都占绝对优势。

战争当然不是“10个打1个”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从总体上说，装备当然是日军好，但北大营的7旅一点儿也不比日军差。旅属战车队、迫击炮连、重机枪连，有轻型坦克12辆，8。4厘米迫击炮6门，马克泌重机枪12挺。团属迫击炮连和重机枪连，与旅相同，还有个装备4门3。4厘米口径平射炮的平射炮连。每个步兵连有捷克式轻机枪12挺，同式步枪120支，掷弹筒12具。操持这些装备的，许多军官是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毕业生，还有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士兵几乎没有不识字的，基本都是高小以上文化。

在构成战斗力的诸多因素中，必不可少的还有士气和精神的力量。在“不抵抗”造成的乱成一团的当口，那么多官兵奔去枪械库踹门砸锁干什么？那么多人执行“挺着死”的命令，虽然不无悲哀，却也说明并非大难临头就炸了营的乌合之众。而620团3营，从起床到全副武装集合完毕，只用了10多分钟，同样说明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620团是最后撤离北大营的，姜明文率9连在后面掩护。到达北围墙，刚爬上墙头，外面枪声大作，埋伏在那里的日军一齐开火，子弹打得墙头灰石飞迸。官兵立即卧倒，姜明文指挥几门小炮一阵轰击，就将日军火力压制了。

如果北大营的枪炮都能喷射出怒火，那会是一幅什么情景？

请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怎么说的：

如果当时奉天军敢于试图公然反抗，则敌我兵力相差悬殊，日本方面的夜袭必败无疑。只有等待次日，即19日由辽阳赶来的第二师团主力的到来，再次发起攻击。那样，战局就将再起波澜，陷于复杂的状态，决不会有几天内便相继占领奉天、长春以及吉林的结果。

当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各地全力抵抗时，紧急调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部队乘火车南下，一年前进关的精锐当然也要出关。19日天亮后，再出动飞机。这一天，日本驻朝鲜飞行队也到了奉天，可它能来多少架？东北军有200多架飞机（还有说300架），空中仍然是优势。你打炸我的北大营、奉天城和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城镇，我打炸你的军队、大营和南满、安奉铁路，以及一切可以打炸的目标。特别是那个第2师团主力，无论还在辽阳，或是北上奉天途中，都要把它打炸个一塌糊涂。日本军队再多，飞机军舰再厉害，也是远水不解近渴。一时间，即便不是把小鬼子打垮了，也把它打住手了。你打不下去了，那就坐下来谈吧。再把“国联”代表，或调查团什么的找来，那就更好了。

再看江桥抗战，数万敌军在飞机、装甲车、重炮掩护下不断攻击，东北军以死相搏，激战16天，光日军就毙伤5000余人。须知，当时东北已是大势已去，马占山独立难支，他指挥的又是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比起北大营7旅这样的国防军，从官兵素质到武器装备都差多了。

事变之际，最需要的是当机立断，抱定打烂坛坛罐罐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因为对东北、东北军和张学良而言，这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最后的斗争了，必须咬牙横心，豁出老命小命拼命了。

可这位当家人有这等气魄吗？

事变第5天，张学良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讨东北对策。

于学忠认为，日军现在东北各地横行，我们虽然避免全面冲突，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哪怕牺牲3个团，也要给敌人打击，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国人。同时建议在北平的吉林、黑龙江两省军事长官，尽快返回防区，掌握军队。

张学良当时同意了，翌日又变卦了。

奉天沦陷，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跑到锦州挂牌办公。这回从蒋介石到南京政府，可不是有点儿含糊其辞，甚至让人觉得不无嫁祸于人味道的“相应处理”，而是命令抵抗了。因“九一八”事变而特设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顾维钧，或个人，或与宋子文联名，一再致电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蒋介石也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后退。”“航空第一队已限3日内到平，归副司令指挥。”

12月30日，即东北军全部撤退锦州前两天，日军进占锦州前三天，南京政府还致电张学良：

北平张主任勋鉴：密艳电（“艳”的韵目代29日——编者注），并勘日御敌情形，殊堪嘉许！陈述困难各节，均所深悉。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日军攻锦时，天津或有异动，亦须预先防止。总之，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国民政府，卅亥印。

“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这话是不是已经说到家了？事变当夜，板垣征四郎是以本庄繁的名义下达攻击令的，一步到位。东北军则是赵镇藩、王以哲、荣臻，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蒋介石那儿，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张学良。如果说少帅年轻，还缺乏历练，由不抵抗到抵抗，事变当时就让他作出这样的决断，是勉为其难了，到江桥抗战时已经一个半月了，是不是应该回过味儿了？那边江桥受阻，这边再调集精锐出关、出锦州，向奉天攻击，劁猪割耳朵，让小鬼子两头难受，不是挺好的机会吗？

“九一八”事变后的个把月左右，乃至再长一点儿的时期，对东北的命运走势是至关紧要的。日本也在调整政策，它也不是铁板一块，某种程度上也是走着瞧，看你的动向和战场上的态势。各地一些执掌大权的、后来投靠日本的人，也在看着少帅的动作。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不愿意戴顶“汉奸”帽子的。至于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爱国将领，盼望少帅率兵出关，打回老家，那就不用说了。“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你把小鬼子打疼了，让它知道辣椒不是巧克力，它就不得不住手了，甚至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敢轻举妄动。这与事变前的隐忍自重，可谓殊途同归。隐忍而无自尊、自重，只是一味屈辱地忍让、退避，这不是纵容、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把东北拱手让给人家了吗？

即便日本不惜一战，从本土调来重兵，大打出手，东北到底还是沦亡了，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不也能赢得世人的尊敬吗？

“九一八”事变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望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过去这样想，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憧憬。今日我们对日本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

提起张学良，光说道“九一八”事变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的名字还与“西安事变”紧密地联在一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继续“剿共”，中国的全面抗战不会那么早，日本军队也就不会那么早地陷于中国战场，日本会不会与德国联手，从东西两线夹击苏联？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会是什么样子？“西安事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还影响了“二战”历史。而人类历史上有着共同文化渊源的最大的一群人，当然也包括笔者和本书的读者，今天的生活、生存状态，也极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可张学良在说这话时，他早已成了“不抵抗将军”，东北军早就成了“误国军”，包括我的祖辈在内的3000多万东北人民早就成了“亡省奴”。

全东北工农兵学联合起来呀，

联合起来跑到火线拼命去作战，

张小胡子国民狗党出卖东北啦！

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啦！

……

国民党成什么样，

日本子进兵快到长江，

谁也不打仗，谁也不抵抗，

节节退让，退到石家庄。

张学良精兵二十多万，

全不抵抗只会交枪，

好个卖国张学良，

出卖中国许多地方。

……

以上分别为当年东北抗联官兵唱的两首抗战歌曲的第一段歌词，一首叫《东北义勇军歌》，一首叫《无耻卖国歌》。其中的“张小胡子”即张学良。东北人管土匪叫“胡子”，张作霖是胡子出身，是“老胡子”，张学良就是“小胡子”。“西安事变”后，就把“张小胡子”、“张学良”改成了“国民党”，“出卖东北”、“卖国”的字样自然也没了。

也被戴上“卖国贼”帽子的蒋介石，也是有颗中国心的。最初的证据是淞沪抗战中，投入几十个精锐师，死打硬拼了一场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也是伤亡惨重的阵地战。

蒋介石不让张学良从锦州后退，并要派去飞机助战，比之事变当夜的“相应处理”是进步多了。可他能亲临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为什么就不能去北平督师抗战？倘能坐镇北平，严令抵抗，东北军会那样弃守锦州吗？

“攘外必先安内”，在蒋介石的议事日程上，是有轻重缓急的。他总惦着把国内的反对派收拾了，特别是把共产党打灭了，再去对付日本人。

大敌当前，却有那么多打出来的和没打出来的反蒋旗号，不能不让他闹心。中国本来就贫困落后，再加上四分五裂，这个家换了谁也难当。自鸦片战争后，总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官府的腐败、糜烂，更是源远流长，绵无绝期。这些当然不能都怪罪蒋先生，倒是实在难为了这位恰逢乱世的老大难国家的领袖。只是如此中国，就只有安内才能攘外一剂良药吗？强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再枪打炮轰消灭异己，把本来就贫弱的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这是安内，还是纵外、帮外？家不和，外人欺。有道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从来都是外敌打进来了，自家兄弟抛弃前嫌，携手对外。有时为了内部的安定团结，甚至不惜对外挑动事端，哪有老将的“攘外先安内法”？更何况你果真就有这等本事，能用血腥和暴力把内安了吗？

在后来的八年抗战中，无论蒋介石表现了怎样的信念和气节，也无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怎样像鹰一样冲上历史的天空，在“九一八”事变这样决定民族存亡、历史走向的关头，他们都不是龙，而是虫。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嫩江水流啊流，流过悲惨的“九一八”，流到不屈的哈尔葛江桥。

洮（安）昂（溪）铁路上的哈尔葛江桥，横亘在嫩江上，是向北进入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的必由之路。蜚声中外的江桥抗战，就发生在这里。

11月4日，日军第2师团一个联队（团）从左翼渡江，被潜伏在对岸江边蒿草中的省卫队团击退。傍晚，日军在飞机、大炮和铁甲车掩护下，乘百余只木船、橡皮艇，再次强渡强攻。卫队团官兵待敌将靠岸时，步枪、机枪子弹刮风样射向敌群。

5日，伪军在前，日军在后，又向江北猛攻，又被击退。据日方发表的数字，这一天仅日军就亡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调飞机、大炮，马占山也调派援军，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从拂晓战至黄昏，日军高波骑兵队伤亡殆尽，滨本联队也几被全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辽吉两省如入无人之境，一个小队（排）就可进占一座中等城市，根本未将黑龙江的省防军、屯垦军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些二流、三流的东北军，一出手就把它打成这等模样，就大叫大嚷黑龙江军队得到苏联军火援助，有“新式武器”，为“大日本皇军”的“皇威”和“武士道”遮羞。而第2师团师团长多门二郎，因江桥之战伤亡惨重，1933年归国时不敢面对群众“欢迎”，时称“无言凯旋”。

在敌人绝对优势的地空火力下，黑龙江军队伤亡太大，6日晚主动撤离江桥一线，退守三间房阵地。日军也因伤亡累累，无力再战。12日，多门师团主力和长岛旅团、天野旅团及驻朝鲜混成旅团陆续开到，才重新发起攻击。而黑龙江只有3万省防军，可调兵力越来越少，仍顽强抗击到18日，给日军大量杀伤。19日，马占山率部撤出省城后，多门迟疑多时，派人侦察，确认城内已无中国军队，才敢进城。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其开始的重要标志，就是马占山将军领导、指挥的江桥抗战。

马占山，原省防军步兵3旅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强敌压境，受命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即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战到底！江桥抗战中，多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省城某团增援三间房迟到三小时，马占山当即将团长枪毙。

辽宁、吉林沦陷后，黑龙江人心惶惶，许多官员争相进关。牡丹江警署署长邓铁梅，也辞职不干了。在马占山之前代其父万福麟执掌全省大权的万国宾，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奔去北平是逃跑，邓铁梅辞职南下辽宁是抗战。

儿时，我就知道邓铁梅是我的家乡本溪县人。老辈子人常叨咕他，一口一个“邓司令”，说邓司令那人了不得，是咱们县出的大英雄，提起“邓铁梅”3个字，小鬼子也跷大拇指的。

邓铁梅曾任多年凤城县公安局长，在当地颇孚众望。他来到小汤沟，当地士绅纷纷来见，出钱出枪。各村屯青壮年背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