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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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断决意，充分说明了他对童长荣的信赖，而且正好诠注了他在东北的所作所为。

在罗登贤的部署、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斗争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都被他派了下去。当时东北有党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是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党员在其间工作。其中以活动在东满、吉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国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活动也最得力。像李延禄被王德林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

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则被派往各地领导、组织、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像南满的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的延吉游击队、和龙游击队、珲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北满的巴彦游击队、珠河（今尚志）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吉东的穆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等——后面将会一一详述。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后面，是19个口号，第5、第11个口号是：“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不投降、不缴械，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进行4年了，这样的口号也喊惯了，是不是顺嘴就出来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说：

现在全国无产阶级及劳苦群众身上放着伟大历史的任务：这一任务便是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反对日本的殖民地屠杀政策，用革命斗争的力量消灭反动的在帝国主义怀抱中献媚乞怜的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彻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团满洲省委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变决议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日帝国主义占领南满后，广大的群众在爱国情绪鼓舞下的反日的爱国运动，决议上没有指示出怎样去领导，怎样去利用群众爱国的热忱和对国民党的不满，领导他们走上正确的反帝运动及反国民党斗争上去。满洲省委书记保度同志初时也有我们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的观点，更好笑的还要算党的北满特委书记，他说：“我们假使也做爱国运动，那么与国民党有什么分别？”殊不知这句话葬送了北满的许多广大群众运动哩（后来克服了）！

“共产主义者不做爱国运动”，这句话今天不但难以理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那时讲共产党员有两个祖国。作为人，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你的“民族祖国”。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作为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员，苏联就是你的“工人祖国”，或“阶级祖国”。在“阶级祖国”和“民族祖国”之间，共产主义者首先要、甚至是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阶级祖国”的利益。对于“民族祖国”，因为是在代表地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之下，就不能爱了，而是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阶级祖国”。

1930年，满洲省委执行李立三路线，在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组织武装暴动，使党的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认为武装抗战、进行游击战争是“李立三路线”。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罗登贤开始了东北党的方针、路线的转变。

他认为，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无论是江桥抗战的马占山的东北军，还是吉林李杜的自卫军、王德林的救国军，都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满洲共产党人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制定出团结各阶级、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方针、策略，才能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罗登贤指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了部署。

1932年1月，在罗登贤主持下，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指出党要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3月31日，在《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说：

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反对过去省委对这一工作的消极或认为工人夺绝了武装去当胡匪（奉天）便不去积极领导群众与将义勇军组织建立起来的观念，更应广大的动员义勇军到前线去同士兵与现在的义勇军、反日军在一起，团结与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

而在此前的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对满洲事变第四次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个口号：“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这等于道白了正在东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民族革命战争，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土地革命战争。

尽管还没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是武装抗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爱国力量进行一场民族战争，就是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中心工作。

罗登贤就任省委书记后，便把省委机关从奉天转移到日寇势力暂时还比较薄弱的哈尔滨。

来自南国的瘦高的年轻人，在冰城度过了第一个严冬，其间也不时到各地区指导工作。在奉天，有几次差点儿被捕。那比较典型的南方人特征的相貌和口音，在高粱米、大子口音的黑土地上，给他带来的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凭借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和天生的机敏，总能使敌人免去怀疑。

巡视、调研、开会，起草文件、报告，有时还要亲自刻印。能派下去的都派下去了，省委机关还剩几个人呀？1932年春节后，罗登贤和赵尚志要策动哈尔滨一个伪警备队哗变，在冯仲云家印刷宣传品。当时省委机关许多工作都是在冯仲云家进行的。罗登贤写完了，冯仲云在窗前放哨，赵尚志和冯仲云的妻子薛雯用石印机印刷，罗登贤在房间里跑步，来掩盖机器的响声。如果惊动了什么人，就说跑步暖身子，屋子里冷啊。

机警、沉稳，永远不慌不忙的样子，却是快节奏、高效率。下边来人汇报工作，有时他正在写文件，让来人坐下，就说讲吧，边写边听。有时文件写完了，那人也汇报完了，就开始作指示。人说“一心不能二用”，他却能，就有这等本事。

就在罗登贤为抗战日夜操劳时，来自党内的一股不可抗拒的逆流，向他和东北共产党人袭来了。

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北方五省（满洲、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省委书记会议，史称“北方会议”。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组织部长康生出席并主持会议。

正是义勇军运动高峰期，罗登贤脱不开身，由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代表，在会议上介绍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满洲省委的工作方针和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情况下，这次会议确定党在东北的方针、任务，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陕西省委代表也谈了北方革命形式落后于南方的事实。

笔者没有资料说明，博古、康生是早已发现了满洲省委的“问题”，还是听了何成湘的发言，突然感到问题严重，但确实是立即下手了。

何成湘的发言，被指责为“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受到严厉批评。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则是脱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没有积极开展武装拥护苏联和创造满洲苏维埃的斗争，没有在反日中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没有开展土地革命，形成了“满洲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