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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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说：指示信之前，东北党执行的是“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5月会议决议已经作了检查。这是我们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必背包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都是反动的，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这是错误的。开展上层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统一战线，并不矛盾。我们必须明了东北的特殊性，明了反日不止是哪个党派、哪个队伍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要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延禄，振奋中，感觉这回是解放了。

1934年3月20日，密山游击队正式成立，曾与附近几支山林队联合行动，县委拿游击队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分管军事的副书记朴凤南，严厉批评“亮山队”、“丘甲长队”侵犯群众利益，公开鼓动士兵造反、夺权，山林队的首领火了。8月，在联合攻打汉奸地主大院后，“亮山队”将游击队一个分队缴械，抢去步枪9支、匣子枪4支和一部望远镜。县委派人交涉，“亮山”带队跑了。县委要李延禄率队到哈达河，出面通令“亮山”送还枪支，否则就出兵围剿。李延禄到了，吴平也来了。

这事得听听吴平的意见呀。他的办法挺简单，建议给“亮山”写封信，枪在你那儿也是打日本子，就送给你了，今后咱们继续合作抗战。“亮山”见信后，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也都服了，与游击队的关系立即改观。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左”得厉害，主要领导人不团结，凭主观意志办事，不把保密工作当回事。当地群众大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姓名，一人叛变，全都完了。10月上旬，吴平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改组县委，将当地人都认识的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早已寻到踪迹的敌人，半个多月后，就在哈达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真悬哪！

李延禄是没想到来个吴平，手脚立刻就舒展开了。宁安那儿也被折腾得好难好苦的李范五，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反“右倾”的进程，也不过是拖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罢了，而且明确要求，必须在高粱割倒之前完成任务。就是说，在此期间，既要把所有“勾结”入党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军官”开除出党，肃清县委的“右倾”毒素，同时还要做好秋冬季的反“讨伐”准备。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了，硬着头皮正折腾得焦头烂额，团省委特派员张林从密山来了，把密山的情形一五一十一讲，李范五心中大喜，这回可有救星了。

吴平是12月上旬从穆棱来到宁安的。李范五病了，起不来炕了，在泡子沿邓家油坊邓甲长家。这天进来个人，戴眼镜，八字胡，穿件深灰色长袍，提个黄褐色的药包。迈进门槛，就冲坐在南炕上的邓大娘请个安，一口南方话，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花”即牛痘），兼看风水、采坟茔地。他说大娘气色挺好，身板也硬实，接着便唠起家有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这时李范五一阵咳嗽，“种花先生”即转过身道：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李范五心头一阵猛跳，这是接头暗语。随即道：庄稼人头痛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一把抓住李范五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透彻精辟地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12月10日，吴平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吴平到吉东的使命，主要是纠正各地党组织“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吉东特委，收拾吉东局被破坏后的残局。

从密山、穆棱到宁安，这个文质彬彬的“南蛮子”，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

前面　第18章　中写到的“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5军跳出宁安老区，到新区去发展，开辟根据地，也是吴平的意见。

对于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吉东的作为和贡献，是全方位的。

吴平到吉东，魏拯民去东满，固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指示，他们个人的魅力却是绝不可低估的。

吴平，原名吴兆镒，1907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受中共代表团委托负责满洲省委工作，曾任吉东特委书记。1938年2月回到延安，改名杨松，作为中宣部第一副部长，还在中央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1941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13日因肺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毛泽东说：“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学习他。”

好马救主

离休前为宣化炮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主任的曹曙焰老人，1919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曹家堡子，不到1。60米的个头，挺敦实，快人快语。笔者采访20多次，进屋坐下，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讲到哪儿了？”

老人说，我有个舅姥爷在穆棱县莲花泡子，我十岁那年，一家人奔去的。在那儿租地种，不合算，又去了密山县柳毛河子五道沟。那地方走出几十里难见户人家，地肥，用句常说的话，抓把土都冒油。庄稼人希图个啥呀？搭个窝棚，就起早爬半夜地开荒种地，两年间刨了十来垧地。第三年，来个姓张的地主，说明年你们得交租子了。一听这话，心凉去半截。原以为这是没主的地，刨了就是自己的，谁知道叫人跑马占圈了呀？其实是不是他的，只有天知道。要在今天，你说是你的，拿出地契呀？那时哪敢问呀，人家带着炮手。那地界杀人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老人说，没等交租子就事变了，遍地起胡子。老百姓不懂“义勇军”，就叫胡子。大帮胡子没什么，“缕缕嘡嘡”（形容人多，络绎不绝）就过去了，最可恶的是棒子手。你一家人南北大炕上睡着，他进屋了，拿着棒子斧子什么的，一下一个，想拿什么拿什么。有点儿风声，人们就都上山了。我有个三大爷，说大冬天上山也冻死了，没走，让棒子手打死了。

到了1935年，常来常往的就是抗联了。有个关团长，特别喜欢曹曙焰，见面就说“小嘎豆子”（小不点、小孩），跟俺走吧，还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亡国奴”一听就明白，“殖民地”怎么讲也不大懂。懂不懂，这日子也熬不下去了。当抗联，打日本，就算死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值。

曹曙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这年秋天打林口。黑灯瞎火，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跟着走、跑。冲进镇子，听到马叫，一家院子里拴匹日本大洋马。跑到近前绊了一跤，是个死鬼子，手里还有支王八盒子。

战后归来，谁也没有曹曙焰神气：骑着大洋马，腰间别着王八盒子——忘了摘枪套，不然斜挎着就更神气了。

班长告诉他，缴获东西要归公，然后由上级统一分配。

曹曙焰说：不行，这是俺得的，俺用它打日本子，又没骑回家去种地、“打围”（打猎）。

排长对他说，这是抗联的规矩、纪律。他理直气壮还是那套嗑，心里话：眼馋了？想糊弄俺，诓去自己用啊？想得美。

看到别人把缴获的马匹枪弹都交到连部了，曹曙焰傻眼了。

老人笑着说：抗联没“立功”一说。不然，我第一仗少说也能立个三等功。

1936年3月下旬，李延禄奉调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准备再派回国到关内做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4月1日，李延平率军部卫队连护送李延禄到密山县委，亲哥俩依依话别。之后，李延平率队去方正、通河，找2团和留守部队，途经勃利时发生战斗，损失惨重，同行的1团政委李守中和原3团政委邓化南都牺牲了。

准确时间不详，具体地点有人说是大四站地区，有人说是青山里西北楞。可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此战仅存的亲历者曹曙焰，认为应该是后者。

从军长到士兵，一行38人都是骑兵。之前在小五站休息一天，连夜赶路，黎明时分到达那里。那是一片草甸子，前面一条进山的爬犁道。4月初的勃利，山野仍是一片洁白，山沟里积雪没膝。前面尖兵发现爬犁道旁山坡上，有堆像木柈子垛似的黄糊糊的东西，赶紧报告，军部陈副官就见那“木柈子垛”动了。是鬼子，约一个小队的样子。

李延平问：能不能打？

陈副官说：要是就这些日本子，能打。

曹曙焰老人说，这一仗是不该打的，理由很多，关键是敌情不明。一个小队日军轻易不会进山，附近肯定还有，最差也是伪军，实际上全是小鬼子。骑兵目标大，踏雪“咔咔”响，耳朵不管用。敌人可是能看还能听，它在山坡上，树很少，又是清汤林子。敌人首先发现我们，而且看准了我们就是那些人。看到“木柈子垛”动了时，距敌还有二里多远，掉转马头，他步兵怎么追？绕道不是照样去方正、通河吗？

李延平下令抢占南面的小山头，敌人则往北山上爬，双方相距也就300米左右。打一阵子，从东边上来一股敌人，少说一个小队。李延平命令重点对付这路敌人。待敌人进至百米左右时，机枪手大老于一阵猛扫，十几个鬼子当即倒在雪地里，有几个再没动弹。

这样打了半个来小时，又一股敌人从西边上来了，也是一个小队的样子。这回不能打了，留下一个班掩护，其余下山奔“马桩子”。

曹曙焰和何畏在山下小树林里“打马桩子”。骑兵下马作战，要有人看护战马，把马拴在树上，或是别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可拴的东西，就把这匹马的缰绳拴在那匹马的脖子上，通常是五匹一串，一人能看两串，比较耗费人力。“打马桩子”绳子必须系猪蹄子扣，这种扣马越拽越紧，人一拉就开，翻身就能上马。

曹曙焰老人说，敌人的火力几乎都对准了我们这支马队，轻机枪“嘎嘎嘎”，重机枪“咕咕咕”，山沟里那雪地开锅了似的，不断有人马倒下。机枪手大老于落马了，一只脚还在马镫子里，枪套带在身上，都在雪地上拖着。他胸前都是血，大睁双眼，人是不行了，我就伸手去抓那枪。机枪是抗联的宝贝呀。那雪有膝盖深，春天的雪又实称，马跑不快，跟人小跑差不多。我勒下缰绳，把身子探到右边，抓两把没抓住，就觉着小胳膊像挨了一棒子，险些落马。这一仗就回去十几个人，就何畏没受伤，我左腿和右胳膊两处中弹。那时就怕马伤着了，马没事，人就能回来，马是骑兵的两只脚啊。

老人说，军长李延平在我前边，也就二十来步远，我不知道他腿上负伤了，只看到那匹铁青色儿马脖子中弹了。只见一股红，又一股红，从马脖子上不断往外蹿血，衬着雪地，映着刚出山的太阳，那个红啊。那马却不减速。都说“骒马上不了阵”，那要是匹骒马，早熊了。儿马皮实，只要有口气儿，就会按照主人的意志玩命——好马救主呀。

吴平到吉东巡视后，4军的全盛时期就开始了。

密山游击队编为2团，“小白龙队”编为3团，之后又将饶河游击队编为4团。同时，李延禄派人到勃利、宝清、依兰等地联络山林队，许多首领都表示愿意接受改编。一年后的秋天，4军已发展到7个团和2个独立旅，兵力达1600余人，游击区扩大到穆棱、林口、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县。

1935年6月，林（口）密（山）线上的滴道车站，进驻一个日本“宣抚班”。这是一帮政治特务。16日夜，1团长杨太和率团从陡峭的滴道后山攀援而下，将车站包围后，突然发起攻击。不巧，“宣抚班”头一天走了。此战击毙1名日军，俘虏全部伪军，并毁坏站内设施和部分铁路，使其运输中断数日。

年初，2团攻击勃利县方家沟伪军骑兵队，接着又和3团攻打依兰县土城子伪警备团团部。4月27日途经阁凤楼镇时，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给驻守伪军连长写信，晓以大义，劝其反正，被这小子一口回绝。当晚兵分三路，发起攻击，将镇子拿下。

勃利县有个日资“清水木业组合”木场，附近还有个军马场，由一中队伪森林警察护卫。3团和独立营一举将其击垮，缴获军马数百匹，木场的房舍成了3团的营地。

6月，在当地“外白内红”的爱国人士协助下，4军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建立了根据地。

4个月后，就发生3军误杀“小白龙”苏衍仁的事件。

关于由“小白龙队”改编的3团的战斗力，同年10月15日，5军政治部主任、东部派遣队负责人胡仁，在给吉东特委的报告信中这样评说：“长官无主张，下级不服从指挥，士兵表现张（慌）忙失措，序次紊乱，和山林队遇战无二也。”

可以肯定的是，苏衍仁的几个磕头弟兄在为他报仇上，是很有“战斗力”的。他们打死了在九龙沟密营养伤的伤员，其中包括团政治部主任张一武和军部卫队连连长金百万，然后率队投敌。日寇如获至宝，把这些叛徒派到吉东各地充当密探。4军在大罗勒密镇建立的秘密系统全被破坏，人员被捕，重要人物被杀害。设在牡丹江的吉东特委，也因4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罗英去汇报工作时，被3团原机关枪连姓宣的连长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