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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冷血热-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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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当时我家里有母亲、胞兄一、嫂一、侄儿一、侄女一，在延吉有两个儿子。”
2007年10月2日，韩国总统卢武铉跨越三八线访问朝鲜，曾在平壤参观朝鲜的著名学府“金策工业大学”。而当年讲一口流利汉语的金策，只在农闲时读过夜校，文化主要靠自学。1939年5月9日，他在给张寿海У男胖刑傅礁掌鸩莸囊环菸募跋Ｍ暮蠖杂腥毕莸幕蛞獠淮锩鞯牡胤剑右孕薷挠氩钩洹保宰约旱奈淖帜芰λ坪跞狈ψ孕牛此亢烈膊环涟枷氲拿羧瘛⑸羁逃胂�
谈到金策，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这人老练、稳重、宽厚，有兄长风度，讲原则，敢直言，常有独到见解。平时寡言少语，挺严肃，又不难接近，让人感到亲切、信赖。从赵尚志到普通战士，跟谁谈话，都是静静地听人讲完，有时还会问你讲完了吗。而他的意见，通常都是结论性的。
1938年8月25日，下江特委书记高禹民《给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我北满党执行了二年来的反党路线”，“禹民同志对金策同志的意见书，有许多不同意的意见，而且还有反对的意见”，并逐一批驳，认为金策也一样犯了调和的错误，然后写道：
金策同志是我北满党强有力的主力中心干部之一。他几年来离开上级，使三军四师得到扩大与发展，那绝不是偶然一回事，即是金策同志能忠实于党、忠实于王康信——中央路线所得到的成效。金策同志是有老练的布尔塞维克的工作作风，他有一贯的诚恳性。
金策同志是接受任何人正确意见的。禹民虽然初次和金策同志见面，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给禹民一些正确的领导。金策同志是十分使人敬爱的同志，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金策同志见面时，对×××的意见书要多加解释。
你可以反对、批驳他的意见，但你不能不敬重他，并被他所吸引，即便是初次与他见面——这就是金策和金策的魅力。
11月16日，《×××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报告》中说：
北满党的反党路线，形成了有数（年）之久，毒气恶雾布满了淞（松）江沿岸与黑省腹地，我们党的中央各种重要指示，都被否决与摈弃无余。我们金策同志，还在远地逍遥，不闻不问，党与反党之间的斗争，已经斗争的波浪翻天，连日寇的特务机关都知道了，金策同志还是“隔岸观火”，直等到北省已经决定转变路线时候，斗争的潮水碰到了眼眉，才在“五里雾中”不知头脑的闭目念起“圣经”，还讲“×××同志的机会的斗争方式啦”、“更加阻碍了一致和统一啦”、“有极大害处，把北满反日游击运动分裂挫折的可能啦”。
没有月日，时间应与×××的这篇报告差不多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对金策意见书的答复》，认为“总的方面还是合乎中央路线及省委七次常委会关于转变路线的决议的”，“××同志的意见书提出在尚志远走××（原文如此——笔者）之后，是非常恰当的”。认为金策关于“吉特信”的确有缺点的“议论是模糊和错误的”，而“金策同志在自己意见书中所犯的错误的来源是对中央路线的模糊了解，对于北满党过去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及反党的小组织罪恶的行动具体事实不熟悉和不清楚”。
×××没参加珠汤联席会议，金策连省执委扩大会也未参加。青山里会议后，赵尚志北上汤原，从此天各一方，竟成永别。金策和师长郝贵林，率4师在依兰、勃利、宝清、密山等地开辟新区，为西征主力筹款。在接到×××的“意见书”时，两年半间，郝贵林和继任师长陆希田都牺牲了，全靠他这位政治部主任在那儿拳打脚踢。
有理由认为，在接到×××的“意见书”，和写着他的那封被省委称做“意见书”的信，以及那封信被交通员带走的那些日子里，金策焦虑和担心的主要就是两个字：分裂。
有老人说，如果金策参加了省执委扩大会，他应该不会沉默，肯定会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会怎么样，也不好说，但能弄到这步田地吗？
据高禹民的“意见书”分析，金策好像是8月下旬，动身去汤旺河谷找临时省委的。不知是哪个脚后跟，两年前在虎林负伤，《金策履历书》说“伤情较重”，两个月前膝盖又被叛徒打伤。正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时期，我们可以想象，东荒渐凉的秋风中，他怎样拄着棍子在山林里一瘸一拐地跋涉，以及焦虑的心情。
强敌当前，他焦虑、担心的是北满党的分裂。
——“当此非常时期则党内纠纷、分裂，危机将何况（堪）设想！”
俗话说：“人怕见面，树怕扒皮。”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满洲省委，随“吉特信”送到北满的那封密信中，无论说不说“满洲省委内部有奸细”，也无论随后吉东方面出没出叛徒，如果北满、吉东和满洲省委留守的小骆，大家能凑到一起，把话说明了、讲透了，误会消除了，意见分歧也就不难解决了。可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除珠汤联席会议和省执委扩大会外，就是天各一方的担任各种重要职务的人，用自己的笔，再通过交通员的脚，进行争论。这种方式，下达指示、命令，互通情报，没说的。进行笔战，解决思想意见分歧，局限性就大了。耗时费力不说，一句不经意的擦枪走火的过头话，有意无意的一句讽刺、挖苦，都可能加深误会，把扣子结得更死。
这回，金策来到省委，当面锣，对面鼓，大家都敞开胸襟交流、争辩，就有了1939年1月20日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发表“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
省委七次常委会议并不因为××同志机会斗争方式，而抛弃重要意义的××同志意见书是正确的。
执扩会议××以及其他同志如果不采取调和主义立场，那么也许执扩会的结果不会如此。执扩会议以后，××同志较之其他同志更有过无不及，而是与“左”倾分子更加调和、沆瀣一气、同污合流。如当时××同志和尚志同志共同署名给谢文东、李华堂信。给李华堂信还是××起草的，给吉东省委和五军党委信是××同志热烈同意的。巩固党的统一一致通告之不发是××同志同意的。三军军部不向西远征，而要在下江捡些便宜，是××同志等说的。熙山同志到九军去为了捡炮及要回四军二团机枪，是××同志同声附和。小于事件是××同志支持的，一切的一切不胜枚举。
××同志认为斗争只有自下而上才能完成。那么××同志到六军司令部后，尚志同志与省常委出山讨论共同“过界”之前，为什么不开展斗争，而又决定了使北满党工作蒙受极大损失的过界？！
我们要教育干部，我们以后党内斗争要采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斗争方式，我们希望××同志及全党肃清机会斗争的残余精神。××同志应该毫不掩饰承认这一机会斗争方式的错误，自己处处注意转变。不仅是××同志，北满党许多主要干部同样亦有这样错误，亦应当注意改正的。
——省委郑重的仔细研究了金策同志各种意见，完全同意金策同志各种意见！
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
这是1938年5月10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
前面引用过的临时省委发表的“金策同志的意见一束”，开篇即罗列出金策到省委后，“耐心的研究了”省委提供的许多文件的篇目，其中并无上述报告。
不能由此结论有人不想让金策看到这篇至关紧要的报告，如果金策看到了却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也就自然使人疑窦丛生。金策想保护赵尚志及其他同志的意图，也应该是显然的。而与共和国的年龄差不多的一代人，以及如今已经不多的他们的父辈，显然也能明白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况且像冯仲云一样，他也不可能同意赵尚志那样公然地反对“中央路线”。
好人冯仲云
省执委扩大会期间，冯仲云哭了。
记得是个傍晚，李敏看见冯仲云坐在院子前面河边的一棵倒木上，那副缺条腿的眼镜拿在手里。冯仲云来帽儿山6军被服厂开会，李敏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副眼镜，一边用根麻绳绑在耳朵上，一会儿就得往上推一推，看文件时还得用只手擎着。李敏很感激他同意自己上队，就选了根眼镜腿样的水曲柳树条子，想找个机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李敏喊着“冯省委”，蹦蹦跳跳跑到近前，想给冯仲云个惊喜，却发现那张脸上好多泪水。
李敏觉得在帽儿山的这些人中，要讲哭鼻子、抹眼泪，那应该是只有她才有的权利，起码第一个应该是她。可自上队后，无论怎样想爸爸、哥哥，她都忍住了，再未掉一滴眼泪。她实在搞不懂，像冯省委这样大的干部，怎么也会哭呀？不过，这两天里外忙活，也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冯瞎子”，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冯瞎子”，你到底是拥护，还是反对？她不明白这些大人、大干部争论的那些东西，直觉告诉她，有人好像是在欺负冯仲云。这是欺负老实人，心头就有些不忿。
冯仲云赶紧抹着脸上的泪水，掩饰道：刚才是迷了眼睛。
李敏直通通地道：冯省委，谁欺负你了，俺去告诉裴大姐，让她帮你。
在十三岁的女兵心目中，被服厂厂长裴成春裴大姐，是无所不能的。
冯仲云拍拍她的肩膀：小丫头，别瞎说，没人欺负俺，是只小虫子飞进俺眼睛里了。
李在德对冯仲云最熟悉了。1932年秋，冯仲云到汤原巡视，就住在李在德家，管李在德的奶奶叫“阿妈妮”。50年代初，他们又都调到北京工作。
一天，突然闯进来一帮胡子，要钱没有，就到处翻值钱的东西。见到冯仲云，说他是“日本探子”，要拉出去崩了。李在德的母亲上前去拦被打倒了，李在德的奶奶扑上去，说他是俺的哑巴儿子，从朝鲜来看俺的。李在德和母亲也扑上去，死死抓住冯仲云不放。邻居都跑来了，作证，说冯仲云是这老太太的哑巴儿子。
李在德老人说，冯叔叔那眼镜1000多度，打游击钻林子挂掉了，满地去摸，摸不着就喊快来帮俺找眼镜呀。他是南方人，俺家来个生人，他就装哑巴，还得赶紧把眼镜藏起来，哑巴哪有戴眼镜的呀？
老人管冯仲云叫“冯叔叔”，说在东北抗联，论文化、学历，冯叔叔应该是最高的了。
冯仲云，1908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写于1941年1月11日的《冯仲云履历书》中，这样写道：“我在中国国立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专攻数学物理。”“我的家族共有：父、母、哥、嫂、弟、妹、妻、子、女各一。父亲冯德选，母均已六十余岁，现与弟冯以衡一起在江苏武进原籍。抗战军兴，消息暌隔，未知尚在人世否。父亲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十年前曾是富商，早已破产。”“我妻薛雯在1931—1934年曾在满省秘书处做工作。1934年12月被中共中央调赴上海中央工作。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后出狱。七七抗战以前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去了。现在不知在何处。”
1927年入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11月被派到哈尔滨，在东北商船学校教授数学、物理，做秘密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全满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之后为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哈东支队政治部主任，3军政治部主任，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秘书长。1939年2月为北满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6军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任3路军政委。
1000多度的近视，1。70米出头的个头，一副挺大的骨架，战争年代瘦，没多少肉，长脸，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胖了，就变成圆脸了。笔者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见他有发脾气的时候。即便是破衣烂衫，那人那模样跟野人差不多，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时日，他也是那么文雅、温和。那种学者气质是渗入了骨髓的。而他在那战斗间隙经常憧憬着的，就是抗战胜利了，能够重新回到校园去，重温那些久违了的数学公式，“最好能成为一名红色博士”。
1940年10月31日，《冯仲云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尚志、保中以及祖国同志曾向北满党提出要我担任三路军总政委，当时我未曾同意的。但当我回北满党后，总指挥寿海尽⑹∥鸩咄径纪庹庖灰饧虼宋蚁衷谑堑Ｈ瘟丝沽肪５腋鋈瞬攀柩常狈Ω锩亩土叮椅腋鋈烁鲂晕潞腿砣酰７傅骱椭饕宓拇砦蟆�
1932年夏，正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罗登贤受批判、省委书记被撤职之际，一些人划清界限犹恐不及，冯仲云为襁褓中的女儿取名“忆罗”——怀念罗登贤。
冯仲云是个“老好人”，这在当时好像已成共识，就没说出是个“泥瓦匠”罢了。在那样一种斗争环境中，学者的温文尔雅被视为软弱，是太普通平常的事了，连他自己都这么觉得。其实，他从来都是讲原则、有主见的，而且坚忍执著，光明磊落。只是在革命队伍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他从来都是与人为善的同志式的，永远也不会那样粗犷、咄咄逼人，无形中好像就把自己置于了弱者的地位。
冯仲云对赵尚志也有意见，并提出批评，但他始终钦佩赵尚志，认为他是抗战英雄。1946年珠河县改名“尚志县”，据说就是时任松江省省长的冯仲云的极力主张。须知，当时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赵尚志早已十恶不赦，谈及抗联，对“赵尚志”三个字唯恐避之不及了——后面将会具体写到。
在省执委扩大会上，冯仲云赞同赵尚志的意见，认为“抗日反满不并提”、劝群众归大屯、等待大事变是错误的。但是，现在已经不同于珠汤联席会议时的情况了，起码在组织路线上不用猜谜了。作为一名党员，他不能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于是，在赵尚志咄咄逼人的目光中，他就成了脚踏两只船的尴尬角色。
他也说过违心话，和过稀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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