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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3-灯火楼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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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心睡得着倒好了。”

“小爷叔,死生有命,而且看样子也好转了,你不必担心。”

话虽如此,胡雪岩如何放心得下?双眼虽涩重得睁不开,睡却睡不好,时时惊醒,不到中午就起身了。

“艾礼脱又来看病,说大致不要紧了,不过风瘫恐怕不免。带病延年,活上十几年的也多的是。”古应春说道:“小爷叔办正事去吧,可惜我不能陪你,见了左大人,代我说一声。”

“好,好!我会说。”

左宗棠等过了慈禧太后的万寿,方始出京,奉准回籍扫墓,十一月二十五日到湖南省城长沙,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郭嵩焘。

郭嵩焘与左宗棠有一段重重纠结的恩怨。当咸丰八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时,一切独断独行,一天骆秉章在签押房里看书。忽然听见辕门放铳,看辰光不是每天正午的“午时炮”,便问是怎么回事?听差告诉他:“左师爷拜折。”连上奏折他都不知道,湖南巡抚等于左宗棠在做,因而得

了个外号,叫做“左邵御史”。巡抚照例挂“右副都御史”衔,叫左宗棠为左都御史,意思是说他比“右副部御史”巡抚的权还要重。

其时有个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湖北恩施人,声名不佳,有一次去见左宗棠,谈到永州的防务情形,樊燮一问三不知,而且礼貌上不大周到,左宗棠大为光火,当时甩了他一个大嘴巴,而且立即办了个奏稿,痛劾樊燮“贪纵不法,声名恶劣”,其中有“目不识丁”的考语,也不告诉骆秉章就发出去了。樊燮是否“贪纵不法”,犹待查明,但“目不识丁”何能当总兵官?

当下光革职,后查办。这“目不识丁”四字,在樊燮心里,比烙铁烫出来的还要深刻,“解甲归田”以后,好在克扣下来的军饷很不少,当下延聘名师教他的独子读书,书房里“天地君亲师”的木牌旁边,贴一张梅红笺,写的就是“目不识丁”四字。他告诉他的儿子说:“左宗棠不过是个举子,就这么样的神气,你将来不中进士,不是我的儿子。”他这个儿子倒也很争气,后来不但中了迸士,而且点了翰林,早年就是名士,此人就是樊增祥。

一方面教子,一方面还要报仇。樊熨走门路,告到骆秉章的上司,两广总督官文那里,又派人进京,在都察院递呈鸣冤。官文为此案出奏,有一句很厉害的话,叫做“一官两印”,意思是说有两个人在做湖南巡抚。名器不可假人,而况是封疆大吏,这件事便很严重了。

其时郭嵩焘是南书房翰林,他跟左宗棠的胞兄左宗植是儿女亲家,与左宗棠当然很熟,深知他才气过人,便跟同为南书房的翰林潘祖荫说:“左季高如果不在湖南,一走保不住,东南大局,不夏可问。我跟他同乡,又是姻亲,不便进言,老兄何妨上个摺子。”

潘祖荫听他的话,果然上了个摺子,铺叙他的功绩以后,作了个结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一看,为之动容,当即传旨问曾国藩,左宗棠是仍旧在湖南好呢?

还是调到曾国藩大营中,以便尽其所长。曾国藩回奏,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于是奉旨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

左宗棠因祸得福,多亏得藩祖荫、郭嵩焘,但他对潘、郭的态度,大不相同。对潘祖荫除了“三节两寿”必送一份极厚的礼金以外,知道潘祖荫好收藏金石碑版,当陕甘总督时,凡是关中有新出土的碑,初拓本一走专差送潘祖荫,有时甚至连原碑都送到潘家。

郭嵩焘是在洪杨失败后,奉旨出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名瑞麟,与巡抚同驻广州,“督抚同城”,常不和睦,瑞麟贪而无能,但为内务府出身,有事可直接诉诸两宫太后,靠山很硬,所以郭嵩焘深受其掣肘之苦而无可如何。

那知处境本已很难的郭嵩焘,万想不到多年好友。且曾加以援手的左宗棠会跟他为难,为了协饷,除致函指南以外,且四次上奉祈,指摘郭嵩焘,措施如何不然。郭、左失和的原因,有仲付传说,流传最盛的一个说法是,当郭嵩焘放广东巡抚时,湘阴文庙忽产灵芝,郭嵩焘的胞弟郭昆焘写信给老兄,以为是他开府的吉兆。左宗棠得知其事,大为不悦,说“文庙产灵芝。

如果是吉兆,亦当应在我封爵一事上面,与郭家何干?“由此生了意见。

其实,湘阴文庙产灵芝,是常有之事,左宗棠亦不至于小气到连这种事都要争,真正的原因是,洪杨军兴以后,带兵大员,就地筹饷,真所谓“有土斯有财”。李鸿章最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始终霸住江苏,尤其是上海这个地盘不放,左宗棠却只得浙江一省,每苦不足,看出广东是大有生发之地。

所以狠狠心不顾感情友谊,一再攻讦郭嵩焘。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由他的大

将蒋益澧接了郭嵩焘的手。不过蒋益澧的广东巡抚,干不多久就被调走了。

郭嵩焘因此郁郁不得志。光绪建元,起用在籍大员,他跟曾国荃同被征召至京,曾国荃放了陕西巡抚,因为不愿与陕甘总督左宗棠共事,改任河东河道总督,郭嵩焘则奉派为福建按察史。这在当过巡抚的人来说,是很委屈的,不过他还是接了事。不久,诏命开缺,以侍郎候补,充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其时云南发生英国公使翻译马嘉理,越滇缅边境接应英国武装“探路队”,为中国军民所杀,因而引起的很严重的交涉。英国公使咸妥玛表示,郭嵩焘出使英国,如果在国书上表明中国认错字样,可即赴任,否则应候云南案结后再赴英国。总署诸大臣都认为中国不能认错,郭嵩焘亦就不能出国,奉旨署理兵部侍郎,并在总署行走。

郭嵩焘对办洋务,一面主张公平合理,认为非此不足以析服洋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不能说没有责任,当案发以后,意存掩护,又不查明击杀情由,据实奏报,一味倭罪于深山中的野人。而朝中士大夫又因为官兵所杀的是洋人,群起袒护岑毓英,以至于英国更觉不平,态度亦日趋强硬。郭嵩焘以为,这件纠纷固结不解,全由不讲公平、不讲事理之故,因而奉命入总署之日,便单衔上奏,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处,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

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

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朱孙治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此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

这刘锡鸿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以为李鸿藻派他去当“打手”,所以谢恩以后,便去看郭嵩焘,责问他为何不保他当副使而当参赞?说他不够朋友,另外还有很难听的话,等于是骂了郭嵩焘一顿。

郭嵩焘气得半死,总是遇到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只好自怨命中注定。后

来刘锡鸿果然处处跟他为难,而且大吵大闹,不顾体统,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形容共事为“鬼嗥于室,狐啸于梁”,公使馆的上下不安,可想而知。

其时刘锡鸿已调充驻德公使,可以单衔上奏,彼此互劾,而由于刘锡鸿有李鸿藻撑腰,占了上风。李鸿藻的门下,赫赫有名的“翰林四谏”之一张佩纶,上奏“请撤回驻英使臣”。郭嵩焘大为泄气,一再求去,终于在光绪五年七月改派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不过刘锡鸿亦同时垮台,改派郭嵩焘所欣赏的李凤苞使德。这是李鸿章力争的结果。

郭嵩焘在英国博得极好的声望,所以于郭之去,多表惋惜。郭嵩焘原配早死,继室下堂,只带了个姓梁的姨太太赵英,照她的身分是不能觐见维多利亚女王的,竟亦破例特许。但在英国如此,回国后郭嵩焘自知李鸿藻这班人不会放过他,而且已六十二岁,因而决意引退,一到上海即称病,不回京复命,而请开缺,终得如愿以偿,回湖南后住在长沙。身虽在野,并不消极,关于时政,特别是洋务方面,常跟李鸿章、曾国荃书信往米,细作讨论。日子过得也还闲适。

这一年,光绪七年,郭嵩焘年初年尾有两件比较快意之事,一件是二月间,调回国充任通政使司参议的刘锡鸿,因为李鸿章敲掉了他的“洋饭碗”

记恨在心,奏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李鸿章正在红的时候,刘锡鸿自不量力,出以此举,自然是自讨没趣,上谕斥责其“信口诬蔑,交部议处”。

结果竟落得个革职的处分。

再一件就是左宗棠来拜访。排场阔极,顶马、跟马高脚牌,前听后拥一顶绿呢大轿,内中坐的是头戴宝石顶、双眼花翎、身穿四开褉袍黄马褂,鼻架一副大墨晶镜的东阁大学士烙靖候。首府长沙知府及首县长沙县,早就在郭嵩焘家附近,清道等候。湖南省的藩、两司、候补道等等,亦来站班。可是郭家双扉紧闭,拒而不纳,左宗棠只好在大门口下轿,由戴红顶子的“材官”上门投帖。

“不敢当,不敢当!”郭家门上到左宗棠面前,打千说道:“请大人回驾。”

左宗棠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一点都不生气,和颜悦色地答说:“你跟你家老爷去回,说我是来看五十年的故人,便衣不恭敬,所以穿了官服来的。”

门上一进去,久无消息。首县看“爵相”下不了台,硬闯进去跟郭嵩焘打躬作揖,说是“如果不见,全城文武亦都僵在那里了。”请他体恤下情。

总算说动了郭嵩焘,开正门迎接,不过他自己只是站在大厅上等候。

“老哥!”左宗棠见面便说:“宗棠无状,特来请罪。”接着,拂一拂马蹄袖,捞起四开褉袍下摆,跪了下去。

“不敢,不敢!”郭嵩煮也只好下跪答礼。

随从官员,将主客二人都搀扶了起来,左宗棠便自责当年的不是,也不解释是为了军饷,“有土斯有财”的缘故,只连声:“是我该死,是我荒唐。”

左宗棠一向健谈,谈西征、谈边防、谈京里的新闻,又从曾国藩谈起往事,一直到中午都没有告辞的意思,郭嵩焘也不便象督抚会客那样“端茶碗送客”,便只好留饭。

随从倒是有首县办差,从长沙第一家大馆子玉楼东去叫了酒席来,在附近的关帝庙接待。左宗棠却必须是郭嵩煮的家庖,才是待客之道。好在湘军出身的达官,除了胡林翼以外,都不甚讲究饮食。左宗棠喜欢吃狗肉,称之为“地羊”,有些一味,加上腊味,再炒一盘去骨的东安鸡,在他便是盛馔

了。

一顿饭吃到未末申初,左宗棠开始兴尽告辞。临行时做个手势,材官递上一个红封套,左宗棠双手奉上,口中说道:“不腆之仪,聊肋卒岁,务请赏收。”

郭嵩焘不肯收,左宗棠非送不可。当着好些湖南的文武官儿,郭嵩焘觉得起了争执,有失体统,便收了下来,不过,心里已经打算好了,拆开封套一看,是阜康钱庄所出的一万两银票,当即提起笔来批上“注销”二字,拿个信封装了,送到左宗棠的行辕。照道理是要回拜的,郭嵩焘也免了这套俗礼。左宗棠到头来,还是讨了个没趣。

十二月初二到湘阴,当天晚上,就收到一道由湖南巡抚衙门派专差送来的军机处的“廷寄”。

廷寄中说,有人参劾湖广总督李瀚章“任用私人,纵容劣员,该省防军缺额,虚糜帑金,贻害地方,李瀚章本人默货无套,民怨日深。”原奏肿列了李瀚章许多劣迹,其中情节重大者四款:一,湖北全省厘金,岁收三四百万,报部则仅四万。

二,竹木税年收百万,报部仅三万。湖广总督衙门每日用银七百五十两,即在此中开支,年耗帑银二十七万余两。

三,以公家轮船,载运私货,公然贩卖。

四,李瀚章在扬州、芜湖均设有当铺。

清朝的规制,凡是督抚被参,视情节轻重作不同的处置。情节较重者,常由京里特派大员,至少是尚书,且须资格较被参督抚为深的,前往查办。

为了防备被参督抚事先湮灭证据,所以明发上谕中只说派某人往某地出差,所谓“某地”决非被参督抚所管的省份,譬如说派到四川出差,湖北是必经之地,一到武昌,立即传旨,随带司员马上动手,封库的封库,查帐的查帐、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情节轻微,或者有意把案情看得不重,便就近派官阶资格较高音查办或查夏。左宗棠奉到的上谕是:“将所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这是查夏,不是查办,可是左宗棠不理这一套。

十二月十三到武昌时,李瀚章已经接到李鸿章的通知,知道左宗棠要来查案,需先示意布政使衔候补道杨宗濂告假回籍。此人在成丰末年,以户部员外郎在原籍江苏金坛办团练。同治元年,江苏土绅凑集了十八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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