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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3-灯火楼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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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是。不过不敢劳雪翁相陪,我派人去办这件事就是。”
当下将他随带的一名司事找了来,拿胡雪岩的银票交了给他,一一交代清楚。等司事跟老萧一走,方始开口道谢。
“小事,小事!”胡雪岩问道:“理翁还有什么未了?”
“多谢,多谢。没有了。”周理堂紧接着问:“这笔款子,如何归还?”
“悉听尊便。”胡雪岩紧接着说:“倘或理翁没有急事要办,我想请理翁指点指点迷津,我是怎么想不开?我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事老挂在心里。”
“以雪翁的智慧,自己觉得,就不至于想不开了。正因为那个念头隐而不显,所以居恒郁郁。”周理堂又说:“看相这件事,本无足奇,不过在脸上看到心里,也要有些阅历。雪翁心中有贼,此贼不除,精神就好不起来。”
“喔!”胡雪岩也听说过“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句话,当即问说:“我心中之贼是指哈?”
“钱。一个钱字。”周理堂问:“雪翁是不是常常想到它?”
“我是开钱庄的。”胡雪岩笑道:“我们这一行,称之为‘铜钱眼里翻筋斗’,不想到钱,想什么?”
“是不是?我说雪翁心中有贼!雪翁是大英雄,何以亦为孔方兄所困,跳不出来?”
听得这话,胡雪岩不免惭愧,想了好一会说:“理翁的话,我听出点味道来了。就不知道怎么才能跳得出来。要我不想到钱这一个字,只怕不容易,从小学生意就是学的这个,根深抵固,跟本性一样了,怎么能不去想它。”
“想也可以。只要不是想赚钱,而是想花钱,就跳出来了。”
“这话,还要请理翁明示。”
“道理很简单。”周理堂说:“譬如雪翁想造一座花园,这是花钱,可是所想的是如何起造楼台、如何罗致花木、如何引泉入园、如何请人品题。
这些东西想起来是很有趣的,自然而然把个‘钱,字忘掉了。当然,这也不是人人办得到的,力量不够,要为钱犯愁,反而是自寻烦忙,雪翁根本不必
愁钱,当然也就不会有烦忙。“
这使得胡雪岩想起了一个人的话。此入姓雷,江西人,他家从廉熙年间开始,世世代代在内务府当差,凡有宫殿营造之事,都先找他家设计,然后按照尺寸比例,用硬纸版烫出样子来,出了名的“样子雷”,真姓名反而不为人所知了。
有一年胡雪岩进京,在应酬场中认识了“样子雷”,听他谈先世的掌故,说他家全盛时代是在乾隆十六年以后,主要的职司是扩建一座圆明园,建成了请皇帝来看,某处不妥,立即拆掉改建,改得不满意,复又拆去,这样建了拆,拆了建,不知多少遍,总之终乾隆六十年,圆明园无一日不在大兴土木之中。
乾隆年间。国库充盈,皇帝只要觉得什么事能够怡情悦性,尽可以放手去做,不必愁钱,这也许就是他能够克享大年的道理。听了周理堂的话,印证乾隆皇帝的作为,胡雪岩的行事大改常度,虽仍然不忘如何赚钱,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花钱?大起园林,纵情声色。以前眠前不安,郁郁寡欢的毛病倒是消失了,却别添了一样病:肾亏。
好得是开设着一家海内第一的大药铺,连带也认识了无数名医、秘方珍药,固本培元,差能弥补。补药中最为胡雪岩所重视的是一种膏药,名称很难听,叫做“狗皮膏”,但效用神妙,有了它,胡雪岩多娶几房姬妾也不要紧了。
这狗皮膏,只有在北京一家祖传的药铺才有。胡雪岩曾不惜重金,想聘请这家药铺的主人南下,到胡庆余堂去专制狗皮膏,却未能如愿,想买他的秘方,便更是妄想了。因此,胡雪岩每逢春天,就得派专人到北京来采办狗皮膏。这年自己进京,就不必再派人了。一到就关照汪惟贤订购三百帖狗皮膏,只以一样重要药材缺货,尚未制就,而胡雪岩可坚持要随身携药南归,这一来就不能不等了。
及至等到了药,却因徐用仪带来的一个消息,胡雪岩决走再在京里住一阵,要看一个人的神通到底大到如何程度?
“你带着洋人陪森二爷先走。我倒要看看他这一关过得了,过不了?”
胡雪岩说:“他的这套把戏,只有我顶清楚,说不定左大人会问我,也说不定另外还会有机会。”
另外会有什么机会呢?古应春明白,如果“他”倒了,不独胡雪岩去了一个商场上的劲敌,而且也可能接办招商局。
胡雪岩口中的“他”,是个常州人,名叫盛宣怀,字杏荪。他的父亲单名康,字旭人。盛康是道光二十四年的进士,由州县做起,做到汉口道告老还乡,在苏州当绅士,因为盛宣怀需要利用老父的这种身分,在江苏官场上为他打交道。
盛宣怀是一名秀才,年轻时跟有名的“孟河费家”学过医。医家要有割股之心,而盛宣怀只要有机会,就要打人家的主意,自觉不宜入这一行,所以进京捐了个主事,准备入仕。时当同治未年,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大兴洋务,盛宣怀在这方面的脑筋特别快,而且记性好,口才更好,钻头觅缝,得以见了李鸿章一面。相谈之下,大蒙赏识,便加捐了“花样”,以候补道的身分,为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当差,不久被派为招商局的会办,以直隶的候补道,久驻上海,亦官亦商,花样百出。
招商局创办于同治十一年,出于李鸿章的建议,为了抵制外商轮船,“拟准官造商船,由华商雇领,并准其兼运漕粮,惮有专门生意,而不为洋商所排挤”。奉旨准予试办,即由北洋拨惜经费,另招商股,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定名轮船招商局,向英国买了一条轮船,开始营业。由于经营不容,不过半年工夫,老本亏得光光。胡雪岩是股东之一,也送了几万银子在里头。
同治十二年夏天,天津海关道陈钦建议李鸿章,派候补同知林搓到上海整理。陈、林都是广东人,林搓在上海自然亦是找广东同乡,一个是怕和银行的买办唐廷枢,另外一个是富商徐润,由他们募集商股四十余万两银子接办。但本有官本,且又领官款为运费,所以仍然是官督商办,由北洋控制。
此所以盛宣怀得以由李鸿章派去当会办。
改组后的招商局,业务日有起色。徐润又别组保险公司,承保本局船险,假公济私,大发利市。洋商轮船公司,遇到劲敌,业务大不如前。美商旗昌洋行的股票,本来票面百两升值已近一倍,结果跌到五十几两,且有继续下跌的趋势。
于是徐润起意收买旗昌,但在盛宣怀的策划之下,变成了一个骗局。骗谁呢?骗曾当过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祯,而实际上是骗公家的钱。
盛宣怀的设计很巧妙。第一步是利用招商局的官款,秘密收买旗昌的股票,到得有相当把握,可以接收旗是时,盛宣怀偕同唐廷枢、徐润取袂到了南京,首先是说动藩司梅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潘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祯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延搁,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祯听得满心欢喜。
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祯表示,这件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祯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六。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六,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旗昌。
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祯盘算之下,还有顾虑,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六号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抬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
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恰和,现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祯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划,另作计议。
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祯复命,事情已经定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六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盛宣怀亦已借著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需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需南洋会衔,南洋主稿,自然亦需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祯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与沈葆祯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祯思想也不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六之朗”劝沈葆祯“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朗,会遭损失,迫使沈葆祯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侍,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般“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鸫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支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扶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自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祯,都不
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祯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唯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子,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祯说:“若逾十六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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