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散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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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名著，主政者因之以借鉴，道德家用之以说理，社会革命者借之以鼓吹风气……一切价值与功用，均因它是一篇文学作品而得以完成。
这里说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指好的、具备文学价值的作品。因为若不能具有文学价值，则顶多只能称为印刷品，而不宜遽称之为文学作品。这，其实也就是这种目的之自我完成者的困难所在：它必须了解，如若无法完成自我的目的与价值，那么不但它本身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更甭谈造就什么其他功能了。艺术创作的尊贵与艰难，便在于此。“艺术，否则就是垃圾。”克罗齐曾如是说！
认清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帮助，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艺术家、思想家非人人可做，也不必人人都做。若非天资颖异，在直觉的解悟或架构的思辨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多半无法胜任这么艰巨的工程；若不是经过了慎重的肯定与坚持，经历了对自我严格的锻炼与挑战，也必将无力从事这样高贵的创造性活动。在一个社会里，技术人员可以训练，工具人才容易培养。可是，一个民族，要有多少的酝酿与机缘，方能成就一位具有真正创造性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这些创造性的人物，乃是人类能够超越生物性存在及工具性功能的典范。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就不敢保证人能比禽兽更优秀了。所以，那是人类最珍贵的资产，不常有的。
正因为如此，故从事于这类创造性活动的人不宜妄自菲薄，他们必须有超乎一切现实及工具技术性的考虑，独行孤往，以大智慧大悲愿去进行最艰苦严苛的探索，以成就文学艺术为唯一宗旨。至于一般人，或是头脑还停留在“现实人”的阶段，或是缺乏这种坚持的力量，或者根本就是一位钝根，那么，他也应该安分地担任工具人的角色，勿妄想涉足文学艺术的创造。
世人每不解此义，误以为文学或艺术人人可为，只有专门技术才要学习。于是，仅有一技之长的专家技士便常藐视无用的文人，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这种虚妄的气焰固然很不合理，但却非常合乎人性。因为自卑必常表现为自大，内在恇怯的群众为了安慰自己，证明自己活着还有点儿意义，即不能不对创造性的少数人怀抱攻击性的敌意，形成“群众暴力”或“专业化的野蛮情态”，蛮横地要求以工具性作用当做人生的价值，并不断质疑：文学有什么用？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042。无用之用是为大用
其实，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本身的“无用”。它不能成为任何目的工具。一般人虽无缘成为文学家或艺术家，但在生活里，还是要听听音乐，屋子里还是要挂几幅画、插一盆花，为什么？你当然可以说这都只不过是一些装饰，但人生为什么需要这些装饰呢？装饰又何以要用花、用音乐？墙壁上挂点儿钞票不也是很好的装饰吗？可见文学与艺术乃是人内在的需要，他虽不能在创造性的活动中体现文学或艺术，可是，唯有接近它，才能获得内在的自由与舒适。只有在这“无用”的世界里，人才能解除有关目的与机械的功利反应，让自己从工具人的身份中解放出来，不再是一架机器里的螺丝钉，而是他自己：在主体之内得到自由。
既然艺术之美的观照恒能显出精神主体的自由，那么，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因为无用所以能成就一切用，也就很容易明白了：读者面对文学作品，整个精神主体因透过文学作品而玲珑活络、自由自得，“于此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么用，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鹤林玉露》卷八）心中鸢飞鱼跃，作品亦就可以各随此心之感发，而呈现不同的作用，可以是纯景物的描述，也可以是含有道德意味的语言，更可以是讽喻政治的借鉴。故曰：“诗，可以兴！”
关键词
群众暴力
指以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进行压迫，形成一种集体性、驱服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包括言语、言论、动作与肢体。
第十三章　文学的功能（下）
关于文学的功用，如果纯粹从“破妄显真”的讲法上说，那么，就像上文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无用，而且因为它无用所以能具显一切用。这样讲，也就可以了。但为什么无用者能具显一切用呢？既具显一切用，岂不也就是有用了吗？何以又仍说是无用？这个用跟那个用有什么分别吗？
这些疑问，才真正触及了有关文学的功能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历来的研究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夹缠不清、争辩不休，主要的原因，大多是对于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没有搞清楚。
043。功用的层次与性质
譬如，说文学没有用的人，想必不会否认他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动流泪。感动流泪或欢欣畅愉，难道不是文学与艺术对心理的感应效果吗？看了戏而觉得那个坏人好可恶，难道不是艺术对道德的功能吗？再说，因为看一出戏，使我们知道了一桩故事，了解了一些从前不清楚的风土人情和各种事物，对我们的知识不也有了帮助吗？戏里面的气氛、情调或景观，引起我们的欢喜，对我们审美的感受岂不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吗？这些，到底算不算是文学艺术有用的例证呢？
于是，鄙夷文学、坚持文学没有用的人，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说法稍微做点儿厘清和界定了。他们会说，哦，当然，文学与艺术在这些方面也总会有点儿用处。可是，在实际上呢？它能换到面包吗？它对政治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吗？能不能富国强兵、制造核弹或让人赚大钱？文学艺术毕竟不能当饭吃，人拼命赚钱弄饭吃都来不及了，谁会有闲情逸致去搞什么文学？所以，文学最多，即使有用也只能作为人生的甜点，是吃饱喝足了以后的奢侈品或装饰品！
这种说法，显然不是说文学没有用，而只是说文学没有经济上或政治上立刻而具体的功效，而且，也不像科技那样有用。
换句话说，所谓“用”，有很多不同的性质，有经济之用、道德之用、政治之用、美感之用、客观知识之用，等等。眼睛只看得见经济或政治之用，而完全不把道德或美感之用看在眼里，固然显得鲁莽无知；纯粹站在美感的立场，宣称文学甚有实用价值，也有点儿不了解所谓用的性质和种类。但历史上因糊涂与鲁莽而激生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关于文学是否有用的争讼，仅是其中一例而已。因此，他们当然常会各说各话：一个说文学很有用，而所谓用是指美感之用；一个说文学一点儿用也没有，而所谓的用却是指经济之用。
像这样双方各说各话的争论，毫无意义，无须浪费我们的精神去讨论。我们所要谈的，是针对文学在政治、道德、美感等方面产生功能的争执。


文学的体与用


044。文学在政治、道德上的功能
最早，《诗大序》就说：“故正得失，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表彰诗歌的道德功能，可谓淋漓尽致了，后世谈论文学之道德功能者，大抵不出其范围。如果文学确实有这些道德功能，那么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当然会对政治形成正面的助益。所以，这种道德功能也常被视为政治功能的一种，例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就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
这样形成的政治功效，固然比具体或技术性的政策措施改革更为根本，但就诗与政治的关联上说，则较为间接。
文学在政治上直接的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应对会聘及使臣来往的赋诗，这可以替国家及个人争取到利益和光荣，所以《论语·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二就是借诗歌来批评政治，促使政治有所改革。相传周代有采诗之官，负责收集各地歌谣，让主政者作为施政的参考，故《诗大序》云：“……下以风刺上，主文为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汉朝以后，解释《诗经》的人，尤其喜欢从这一点来发挥，诗歌也就成为政论了。推而广之，像章表、奏启、议对这一类文学体制，根本也就是讨论政治事务的。
就文学的道德功能及因道德功能而形成的政治功效而言，历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它真是深情款款、恋恋不舍。在我国，早如汉人之讽谏，以《诗经》当谏书。到唐朝，韩愈主张“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白居易高吟：“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而宋人则更是极力宣扬“文以载道”的观念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对充满道德意涵的文以载道说，避之若浼，生怕会因载道而断送了艺术自存的独立性。但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社会意识又极度高涨，如白居易那样“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作家和作品，比比皆是。满纸民生疾苦、社会参与，洋溢着热血和政论，洒遍了文苑。
在西方，如柏拉图的理论中，也不容许人们认为诗就是诗，是一种拥有诗歌自身标准和存在理由的独立品。诗人不是不能存在，但须接受理性的指导。美的价值，也不由它自身来判断，而须由道德意志和社会的需要来衡量。换言之，文学若要有功能，即应限制在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否则，艺术便只能是人生的装饰品。
另外，则有些学者，如拉波殊（Le　Bossu），认为荷马所写史诗《伊利亚特》，即是为了在其中执行一种道德教训。黑格尔也曾在《安蒂岗妮》（Antigono）一剧中看到了道德教训。在他们看来，文学对道德与社会的功能，是积极地提供，而非消极地安抚。亚里士多德则不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作用就像一剂泻药，服用后，可以使我们平常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
然而，文学到底是宣泄我们的感情，抑或激发我们的情感呢？在主张文学有其道德及社会政治功能的阵营里，对此并无定论。而且，虽然他们坚信文学可以陶冶性情、敦厚风俗，但反对者也就针对这一点来攻讦。像柏拉图，即已经有贬斥诗人与艺术家的言论了。卢梭（Rousseau）更在他第一篇论文《科学与艺术的进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中，提出风俗败坏了艺术，而艺术也败坏了风俗的论点。后来，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和歌德的指摘，理由大抵也是说艺术败坏了风俗。
由此看来，文学艺术到底能不能美风俗、厚人伦，也有了争议。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文学要在政治、社会等方面表现它的功能，岂不更是渺茫吗？但我们又确实曾在历史上看到过文学艺术发挥了它的政治或社会功能，这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045。文学的体与用
原来，这一笔糊涂账，都肇因于研究者对“用”的不同层次缺乏了解。所谓用，有工具性、效益性的用，也有从主体的完满实现而形成的作用；二者迥然不同。这种不同，我们可以用我国传统哲学上所说的“理、事”或“本体、器用”来说明。
《易经·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是本体之道，形而下的是器物之用，具显为事业，而以道为其根源与依据。这里所说的道与本体，固然是指宇宙最高的根源，但每事每物，亦皆可显此道器。而且，凡有体者必有用。例如，天是指本体，天的乾元刚健，即是它的发用，故乾卦卦辞疏说：“天地，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如果有体而无用，则其本体为孤绝封闭的存在；如果有用而无体，其用必为虚妄之用，不能成立。这是第一点必须注意处。其次，罗顺钦《困知记》说得好：“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为体也。”（《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崇一》）因为本体往往不能直接揭示或描述，所以，论说者多是以即用显体的方式去说明它，而愚昧的人不知道，便常误以为用就是体。
以文学来说，文学完成独立自存之美的艺术结构，完成美的价值，就是它自身主体性的完满实现。对作品本身而言，它即是一切。如《华严经·兜率宫中偈赞品》所说：“人间及天上，一切诸世界，普见于如来，清净妙色身。譬如一心力，能生种种心，如是一佛身，普现一切佛。”主体涵有一切，且具独一性。一切境界皆现于一佛、一作品中。我们常说文学作品能在一粒沙中看见大千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主体完满，所以，就作品而说它即是本体。由此，本体乃能因事、因特殊之机缘与感应，显出各种不同的用。譬如一阕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把酒问青天》，有人看了也许感受到兄弟友爱的伦理亲情，有人也许兴发了整个人间的广大同情，这就显出了文学的道德功用。但宋神宗看了却说：“苏轼终是爱君。”于是，这阕词便带有政治作用了。至于广告商人，每到中秋节便拿这阕词来利用一番，以出售月饼，不又是商业用途吗？这些用，莫不是因体显用。若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艺术价值，不能完满具足其主体，则一切道德、政治、经济等功能，又如何发显呢？
但有些人不明白这层道理，竟常常误把这些政治道德功能，认为就是文学的本质，并倒转过来，要求文学必须具备或完成这些功能，宣称唯有具备政治（或道德或其他）功能的文字组织品，才能称做“文学”，否则，就是无用的装饰品。所谓：“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黄庭坚《戏呈孔毅父》）这，就未免太霸道、太欠考虑了。
我们当然非常尊敬这些人的道德情操和政治热情，但我们更应该知道文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