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文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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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一本「丑陋的美国　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　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　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　我始终没有写。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就立刻不请我　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　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　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　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　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　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他说：「希望　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　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们说：「我活了六　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济环境，同你们谈「艰　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　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　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　解，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来的中国人，我们　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　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　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　比说：中国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烫替你　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看那位太烫全身脱　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　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　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　太太一面挑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讲中　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营，一面说，一面　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　「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有一个英国驻马　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　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　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　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　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族固然长长远的，　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　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　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　你却打击我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鼓　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我想我的责任太　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　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　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自人类　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　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　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　西亚，华人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华　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象一方面说，马来　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　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　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　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　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　麽一同事？至於我们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　当年。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的孩子回　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　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　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　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美国的中国　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　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　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　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　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　——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　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　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　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　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　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　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写历史十年，平均　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　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　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　车，前面有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　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　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出狱之後，我更不　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　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就把你反掉了。」为　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　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　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　问题。前几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出话　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能怪他，甚至於在台　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　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　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　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身不由主。使我　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　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　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　们中国人，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因　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　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　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　面指教。“裴竹韦先生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　我第一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到那裹都　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麽样？」我说：「还　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　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　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　找安慰，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　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　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　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　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　後，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　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　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　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　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　看你给我一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们不　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什麽样的文化？这麽　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　腥等热饶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